而要谈数字货币，就需要先谈支付系统的数字化，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支付系统数字化是个过程，这一过程走到尽头，意味着所有的支付工具都将是数字的，即数字货币。

按传统教科书定义，货币具有支付、定价和储备三大功能。在这三大功能中，支付功能是基础。如果没有支付功能，其他两项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比如上街买东西，要用货币来支付，为此也需要用这种货币来标价；如果不用支付货币而是换一种方式标价，比如用黄金，一个茶杯卖价为零点零零几盎司黄金，也不是不可以，但它实在不方便，必须进行折算。所以如果没有支付功能，定价功能就有点儿纸上谈兵。目前，一些加密货币（如比特币等）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说它是货币，但却没有多少交易用它来定价和支付。萨尔瓦多曾宣布采用比特币为该国货币，但却面临很多问题，实际应用于支付和标价的也很少。货币的储备功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货币能够储备一定价值，但如果不能直接转化并用于支付，将影响其储备功能的发挥。所以储备功能与货币的支付功能也是相联系的。

从国民经济角度来讲，绝大多数支付是银行转账支付。当然也还有非银行的账户转账，比如，获批执照的互联网平台可以为客户开立账户，可以从该账户进行转账。转账支付的交易总金额非常大，每年大概有9000多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几十倍。除了转账支付以外，还有预付式储值卡、现金交易等支付方式。

总之，支付体系的数字化等同于支付工具转化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无法单独建立和存在，需要依托于支付系统才能运行。

数字化之前的阶段通常称为电子化。在电子化过程中，早期有过一个阶段是电话银行，在美国运行的时间还比较长，是当时电子化的主要步骤。然后是信用卡，最开始是以磁条为基础的，后来增加了加密措施，再往后在塑料卡（Plastic Card）内部添加了集成电路（IC），IC卡其实已经属于数字化了。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效率也提高了。电子化与数字化相比，尚没有形成足够的实时通信和处理能力，比如在用借记卡支付时，并不能真正实时检查该账户里有没有钱，也不能直接扣除账户资金以避免账户“双花”（即一笔钱两次或多次重复花销）。因此，如果要防止这类“超支”风险，最直觉的要求就是能实现实时扣账，这就依赖于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但卡类支付在那时还做不到这一点。

应该说，早期的电子化与数字化，特别是通信系统的电子化与数字通信，是有区别的。而现在电子化与数字化的界限已不太明显，很难严格区分。总体而言，随着账户管理开始数字化，通信开始从电子化走向网络化、数字化，支付系统也随之逐步进入了全面数字化进程。

这么一来，反而借记卡的发展相对滞后了。借记卡对应的是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当持卡人消费时，按理说应能够实时减记账户里的资金，避免“双花”。但早年在技术上无法支持，即使做到实时减记，也并不意味着商户能马上拿到资金，也可能要隔一两天。后来随着互联网实时数据通信的发展，使得“减记”得以更实时更顺利地进行，由此出现了实时借记卡。至于预付储值卡就比较好理解，它是个一次性钱包的概念，在IC卡或磁条卡上有预付储值，用完了就没了。总的说来，美国信用卡（贷记卡）发展得比较早，占据了很大的支付市场份额，实时借记卡发展机会少一些，有路径依赖。欧洲某些国家则比较积极地推行实时借记卡。

这当中还涉及“器具”，因为数字化首先要有“器具”。对信用卡来说，早期的POS机无法实时传输足够量的信息用于处理客户账户，也就无法做到实时结算。它当时只能发送信息给卡组织来核查持卡人在不在黑名单上，只要没在黑名单上就允许其刷卡消费（buy now），25天后再付账（pay later）。再后来，人们发现“器具”移动不方便，比如乘坐出租汽车，早期是无法用信用卡支付的；后来随着数字化移动通信发展，开始有了移动POS机。

这种结算过程可能会出现差错，因此要有差错纠正机制，包括可以将付款重新扣回（charge back）；如果造成了损失，则由卡组织、发卡行和收单机构进行分担。卡组织一年完成上万亿金额的交易，其间承担几十亿损失也属正常。借记卡依靠实时通信所能做的操作更多一些，出错的概率大幅降低。它是直接从账户中扣减，通信量就要增加一些，而这时已开始逐渐采用数字通信了；同时借记卡需要加密码，所以也要依靠加密技术。

现在的移动通信、互联网设施、移动终端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问题，数字化取得了很大进展，支付也就可以数字化了。数字化支付既有账户转账型的，互联网平台也可以实现账户对账户转账，与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相类似；也有储值钱包型的，如预付储值卡类型的，不需要通过实时通信去处理商户和个人的账户。像Visa Cash小额钱包，预充了少量资金，可用完即弃，也可以继续充值。所有这些支付工具数字化都发展起来了。在货币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应在思路上理清，哪些业务模式是从卡基支付业务中继承而发展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

对于支付系统的数字化，普通民众能够看到的都是终端使用部分，包括信用卡、POS机及其他支付终端设备、二维码等，但其背后是大量的结算和清算操作。大银行的内部结算量会更大些，很多交易都在自己系统内，比如两个账户都属工商银行，在内部就可以完成结算；但如果是工商银行账户支付给建设银行账户，就要走跨行的清算系统。清算系统一般都是由中央银行主办，轧差后定时（每日）进行跨行交易，现在都是用计算机系统，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清算速度相当快，也相当可靠。所有参加清算系统的单位都需要事先交清算准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用于清算时准备金的收付，准备金不够时需追加。

如果互联网平台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想参加清算系统，一种办法是走正规渠道，向中央银行申请加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自己悄悄干，将自己系统与各银行相连接，绕过中央银行清算系统，自己完成清算，但这当中涉及突发风险、统计、安全性、纠错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人提出，清算功能也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来解决，但总体上清算业务应该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监管下可控地进行，清算功能具有明显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

支付系统数字化取得进展以后，是不是需要实现实时全额结算？如前所述，跨行结算必须要通过清算系统。清算分为两种：全额清算和净额清算（也称轧差清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工商银行每天同建设银行需要进行的跨行交易可能有几百万笔，这些交易是逐笔清算，还是两家银行各自先内部轧差一下再进行清算？如果是逐笔全额清算，总金额可能高达几千亿元，但经过内部轧差后可能最后只剩下几亿元的净额了，所以净额清算比较有效率，但一般不能实时；净额清算一般会选一个周期，银行业传统上是一天，但在技术上也可以把周期缩短为一个小时。净额清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较少承担风险。跨行交易出现差错，就需要承担风险，但如果先轧差后再跨行净额交易，银行承担的风险就会较小，相应的对资本金要求也就小。所以前一段时间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ISDA）表示，希望中国的衍生品交易采用净额结算，不希望全额结算，否则对加入中国衍生品市场交易的外资银行的资本金要求过高。

随着科技的发展，支付系统可以实现实时全额结算（RTGS，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香港大约在10多年前就搞了RTGS，当时被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项重大技术进步。但先进技术在应用上不见得一定就好，还得区别对待。举两个例子。一是金融诈骗，有一些人受骗后很快就把钱汇出去了，骗子收到钱后就将其分散到几十个、上百个零散账户中，再进一步汇走，因此公安机关很难将资金全找回来。后有人建议说，在ATM上做大额转账支付，还是24小时或48小时结算为好，这样如果客户发现受骗还来得及截留。二是“T+0”，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能不能在股票市场实行实时结算？“T+0”意味着同一只股票一天可以买卖很多次。虽然这样有助于激活市场交易，但也可能鼓励和造就投机。所以说，不见得“T+0”就最好。对实时全额结算的优缺点不能人云亦云，不见得最快就最好。

此外，货币跨境交易必然涉及跨境清算，各国货币最终都会回到各自中央银行进行清算。比如跨境使用的美元，其最终清算都得通过美国的两个系统，一个是Fedwire，一个是Chips，才能完成账户最后的结算。

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支付系统与SWIFT的关系。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后，很多人注意到俄罗斯多数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因此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SWIFT系统。它全称是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本质上是个通信系统。也就是说，在整个支付系统数字化过程中，需要一个通信过程将支付之前的有关沟通及支付指令传递给支付相关方，其自身并不承担支付结算的账户处理功能。SWIFT发展得不错，加密功能做得很好，参与单位也很多，尽管名称上带有银行间（interbank）字样，但参与的单位并不限于银行，很多贸易商也加入了该系统。SWIFT覆盖面大，有规模效应。一旦加入SWIFT后，通信交换会比较方便，但它本身并不是结算机构，也不是支付系统，是为支付服务的通信系统，真正的账户处理不在SWIFT。因此，有人认为发展数字货币可以替代SWIFT，还是有概念上的偏差的。

支付系统中存储的客户信息会涉及大数据的安全访问和处理，数据隐私安全如何保证？现在对于大数据，既要保证安全和保护隐私，同时也要求能对大数据有所利用，毕竟它是很好的资源，于是就产生了对大数据安全加工技术的需求。当然，附加了安全加工技术会使得大数据处理变慢，而且安全加工技术是否可靠也是个问题。尽管对数据加密问题下了很大功夫，但仍有大量的客户隐私数据泄露到市场上，产生了大量的非法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字化信息的可复制性有关系。因此，网络安全、隐私安全计算这些内容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了解支付系统的数字化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货币的出现与发展。人民银行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货币，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其思路源头与同科技界包括海外及欧洲人士的一些交流有关系。在社会各界的研发过程中，很多数字化技术得到了应用，其中重要一条是看重移动通信，将它作为非常重要的客户终端。最早倾向的方案并不是区块链方案，后来才出现了区块链技术。同时，商户/客户端信息交换也并不限于二维码（QR），苹果公司等推出的是近场通信（NFC），有关新技术都是为了方便且安全地解决终端之间的无接触通信。总之，具体技术的选用是竞争择优的，也与应用条件有关。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最早搞区块链的人强调，区块链技术特点非常突出，一个是加密，但后来比特币也出现了资金被盗窃的情况；另一个是供应量恒定或稳定，比特币的供应量是限定的，不随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用于挖矿的资源消耗；再一个是去中心化，推崇的人提出，为什么数字货币非要有一个政府、监管机构或者中央银行来管理，其实没监管者更好。当人们有了一项具备一些特长的技术发明，总会最大限度地推销这些特长及用场，有时候也难免会夸张一些。而从应用者的角度来讲，一开始可能也觉得这项技术很新鲜，不妨试试看看。但随后需要细究时发现，不见得“去中心化”就一定好，万一账户里的资金丢失，都没地方去查问，也没有机构帮忙找回；另外，能保证每笔交易都不出错吗？出了错，有没有人去解决？因此不见得“去中心化”就是最好的选择。围绕比特币从一开始争论就比较大。再后来，又出现了以太币、莱特币、狗币等各式各样的加密货币，但没有哪一个加密货币处于主导地位。比特币最火旺的阶段可能是五年前，当时欧洲有不少国家的ATM都可以直接进行比特币交易，后来又慢慢地降调了。

因此，要用广义的支付系统数字化来理解数字货币出现和发展的整个进程，这样就可以在更大的空间上来理解、选择、推进、试验。狭义的数字货币不是不可以，但说服力不强。此外，数字货币的研发也要服从竞争原则，竞争力强且符合市场条件的就能获得更广泛的应用；不能因为自己想占上风，就说别人的都不是数字货币，只有自己才是，这没有说服力。

第一，以账户为基础（account-based）还是以代币为基础（token-based）。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以太币是以代币为基础的。而现在的账户支付，包括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从账户到账户，是在账户基础上的数字化支付。贷记卡、借记卡也是账户系统上的支付。从安全可靠性上看，大型银行主机系统运营这么多年，账户系统的性能还是很有保障的。支付业务有时出问题，主要是在其他环节出了问题，比如从账户中已取出的资金可能被骗，或者中间的加密被窃密等等，但账户系统不容易或很少出故障，说明挑战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其立论依据不足。此外，有一些预付储值卡，如公交卡、校园卡，有预付账目但不是银行账户，它们也不是以代币为基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第二，面向零售的还是面向批发的。欧洲一些国家如瑞典，研发的是面向批发的数字货币。那么“批发”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主要是解决大额的支付，也有人认为主要取决于是否由中央银行通过跨行清算系统去处理。如果是经中央银行的银行间（或金融机构间）交易，不管金额大小，都属于批发；其他企业之间、商户和个人之间的交易实际上都算零售。各国对批发和零售的定义也不完全一样。很明显，国内目前所做的，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数字货币研究所研发的数字人民币，都比较注重零售。当然，用数字货币去做大额批发业务也有空间。从过去经验来看，一方面，大额支付的每单交易金额高，如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会使得机构倾向于做大额业务。另一方面，大额交易涉及金融系统安全，还可能出现各种不正当应用，容易卷入包括洗钱、武器交易、跨境赌博、毒品等交易。

第三，私人发行的还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据此可分为稳定币和非稳定币。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稳定性高；其他发行人发行的是私人数字货币。稳定与否往往要选一个参照物，人们通常选用中央银行货币作参照，但严格来讲，如果考虑到中央银行也会“犯错误”以及通胀因素，中央银行货币的价值也并不是完全稳定的。非稳定币强调自己有独立的价值，它跟美元等货币之间的关系由市场决定，比特币、以太币等都属于这样一种类别。大家知道，脸书（Facebook）在2019年发布了Libra白皮书，宣称自己将发行一种新货币，是一种稳定币，其“锚”是多种货币的加权，但它又没有透露是哪些货币，各占多少比例，怎么对“锚”进行管理。后来Facebook发现，单由自己很难让Libra同时锚定多种货币，因为这需要Facebook与各国政府、各家中央银行去打交道，所以它后来将Libra改为了Diem，变成单一盯住美元的稳定币。但什么叫稳定币？稳定与否不能是自称的。如果发行方说自己发行的是稳定币，那么它每发行一元的新货币，就必须在中央银行存放一元法定货币作为准备金，确保新货币出现问题时能有币值保障。但对发行方而言，在中央银行存放准备金成本很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私人公司，也不太容易拿得出。所以Facebook对外宣称，Diem是稳定币，自己已经存放了相关准备金，也会成立独立机构来管理准备金，但并不打算将准备金存放在中心化的中央银行。这套说辞的可靠性外人并不知道，后来也受到各方质疑，认为Facebook根本没说清楚是不是真正能做到稳定。所以，稳定币的稳定与否不能由发行方自己说了算。

第四，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这与以账户为基础还是以代币为基础是相联系的。中心化被认为有政府管制的意味，因此去中心化一度非常流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类，前面已有讨论。

第五，计息的还是不计息的。也就是说，数字货币不论是谁发行的，到底对持有人付不付利息，其实在政策上是可以选择的；也可以今天不付息，以后需要时改为付利息。如果数字货币能够付息，其实又多了一种用途。在金融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可能需要实行负利率，美国、欧洲、日本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都曾面临过这类情况。尽管需要实行负利率是一种宏观现象，但实行负利率对现钞不管用，现钞只要放在家里就不受负利率影响。需要负利率的时候，计息的数字货币反倒有了优势，它可以实行负利率。

数字货币实际上可按不同维度有多种分类，至于每种分类是否理由充分、未来是否站得住脚，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前多种技术、多种方案并存、相互既合作又竞争的条件下，各种类别的通用性（interoperability）至关重要。比如，过去在零售支付方面的信用卡，发卡行一般都是银行，也有其他机构可以发卡，但各家不能各顾各的地盘，否则成本高、效率低，因此需要有卡组织在各家信用卡之间建立通用性。2002年前后，商场的收银台上会放十几台POS机，分属各家银行，原因是这些POS机互不通用。后来成立了中国银联，也就是通过一台POS机，由银联统一转接到各家银行；如果查授权，黑名单也集中在银联。这样就解决了不同卡的通用性问题。目前在第三方支付中，互联网平台公司、金融科技公司间还没有出现像卡组织这样的协调机构来促进它们实现互操作和通用性。中央银行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推动作用，也就是通过协调来促进和提高它们之间的通用性。其中一个重大的改善就是提高二维码的标准，并依此推进通用性。此外，增强通用性也有助于反欺诈。过去大家扫二维码，有可能被引导到虚假的网站，或者会被塞入木马病毒，从而出现欺诈。因此，需增强通用性并不断提高安全标准。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许到某一年，整个二维码系统需要彻底升级更新。就像有些互联网“大腕”说的，二维码目前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长命百岁”的；苹果公司干脆说二维码不行，还是NFC技术更牢靠。

商户端涉及成千上万商户的管理问题，可参照信用卡的四方模式。在商户端，有些商户可能作弊套卡，商户作弊的关键是当客户用卡时，其通过一定破解措施截取了客户的银行卡和个人信息；同时，如果该信用卡或借记卡有密码，其也可以在POS机上做手脚截取密码。这样一来，商户就可以提供这些信息和密码给犯罪机构去违法复制假卡。对这些商户的管理，靠发卡银行独自管理是不易做好的，所以往往依靠收单机构的系统，即由收单机构对商户实行管理（过去的收单业务真是上门去商户那里收单，现在全部电子化数据化了）。收单系统的业务涉及发卡行、成千上万商户和持卡用户的大量信息，需要管理好，特别是要保持机具不出问题，该加密的加密，该升级的升级。

与此类似，如果有多种数字货币，它们之间应尽可能具备通用性，才能更好地被社会所接受。因此，通用性就变成未来各种数字货币必须考虑的重要特征。数字货币在零售系统推行时，也会面临过去推行信用卡过程中所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尤其要处理好发卡行、卡组织、收单机构、持卡人这四方的关系和利益。总之，通过数字货币的分类，我们可以去考察各种不同数字货币的运行要点。

事实上，中国的M₀概念是个窄概念，跟有些国家不太一样。比如，在美国，除了现钞外，支票账户资金也是现金，因为支票账户资金是准备随时开支票花掉的，所以过去支票账户也不付息（后来慢慢地付了很少一点儿利息），因而美国人所说的“提现”跟我们所说的“提现”不完全一样。支票账户的数字化转型，按照之前所说的数字货币分类，它属于以账户（account）为基础的，并没有以代币（token）为基础，但仍是现金概念。为此，中国数字货币聚焦于M₀，不能理解为就是现钞，不见得仅限于现钞。

那么M₁是商业银行货币还是中央银行货币？有人认为，多数国家的商业银行是私人办的，因此M₁是私人货币，其实这是个误导。商业银行受到高度监管，存款受存款保险机制保障，大一点儿的银行属于“大而不能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在安全性上基本完全等价于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是不会出问题的。可以用可靠性概率来表达货币的可靠性，如果说中央银行印发的纸钞有99.9%的可靠性（为什么不说100%，是因为纸钞极个别也会出问题），大型银行或者说大中型银行在存款保险限额以内的M₁，至少可靠性也是99.5%。当然，小银行的存款“牢靠”程度略差一些。个别小银行甚至没加入存款保险，也有可能破产。但如果是在存款保险限额（国内是50万元）以下的，客户的M₁资金就能得到全额偿付，在可靠性上基本等价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国际机构认为，M₁是商业银行货币，M₀才是中央银行货币，这个说法不准确，其实M₁存款账户里的资金也都是高度可靠的，其可靠程度与银行大小以及是否加入存款保险、是否在存保限额以内等相关。

将数字货币作区分并将其定位于M₀，还有一个操作层面上的考虑。因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是很复杂的机构，M₁和M₀的管理分属不同的部门。同时数字货币的研发需要花大量的人力和资金，需要某个具体机构或部门来负责，其财务、会计、审计等也需要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应的部门去管理。所以，将数字货币定位在M₀意味着将数字货币业务归属到M₀对应部门去管理。当然也可以由别的部门管理，这之间会有一些优缺点的比较。因此，对将数字货币定位在M₀这件事不要误读，更不能说是面向零售、注重零售，没有这层意思。

数字货币聚焦于零售支付和M₀，还跟效率差距有关系。数字货币定位可以有多种方向、多个用途，往往要先审查比较各种方向用途的效率改进空间有多大。从广义上看，现代支付系统、银行业务等已在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各领域的进展不平衡。在进一步数字化时，有的领域效率能改进50%，大有潜力；有的领域原来已经高度数字化，效率再提高的空间可能只有10%，当然朝这方向来开发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和紧迫性就会小一些。同时，虽然有的领域有很大改进空间，但技术障碍并不是主要问题，如果存在别的障碍不解决，仅用数字化帮不了太大的忙。因此，经过效率改进空间的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是数字货币更看重零售支付和广义的M₀领域。

在批发领域，大额转账、跨行交易和跨行清算等批发业务的数字化程度已相当高了，当然也还有改进空间，但改进空间不太大，可能连10%都不到。绝大多数人对批发领域的细节不太关注、不太了解，改进与否也不会太引人注目。

商户之间的B2B银行转账业务，应该说现在的数字化程度和效率也已非常高，提升空间也比较小。此外，还应了解具体支付业务的效率空间和定价之间的关系，效率与业务的技术性成本关系较大；而定价不仅基于成本，还与政策取向、竞争程度及机构内部的转移定价有关。对定价如有争议，并不一定能通过技术改进得以解决。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零售领域支付，而且改进空间最大。一方面还有大量纸钞在使用，成本较高；另一方面，贷记卡、借记卡使用了几十年，慢慢地失去先进性，未来可能需要实质性升级或被大幅度替代。再有，预付储值卡面临不少挑战，未来不好说。像香港的八达通卡，国内的公交卡、校园卡等，都面临着升级换代和扩展通用性，过去单一用途的IC卡，现配上一个多重操作系统（MOS，Multi-operation system），在过去用途的基础上可增加新的用途和通用性。在美国使用较广的纸质支票也面临着被淘汰或被大幅替代的局面。所以，无论从现钞、塑料卡还是支票账户来看，在零售领域的新型数字化替代空间会更大。

几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和业界联合推行的所谓DC/EP研发计划，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中间是一个斜杠，意味着两者既可以是“和”的关系，也可以是“或”的关系。科技是连续发展的，哪些是EP、哪些是DC，不能截然分开。整个支付系统的改进也是“一砖一瓦”连续累进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将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对立起来。从术语的分类也可以看到，它们实际上都是包含多种选择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支付体系的高效、低成本和安全可靠，而不是仅从某一个供给商的角度来说只有自己的技术才是最应该选择的、才算新技术。因此，这也是一种鼓励多渠道研发、竞争，同时尽可能事先设计好、后果可控的方式。DC/EP实际上是一个项目计划，类似于发展数字货币或电子支付的一个工程项目，DC/EP本身并不是个产品。在这个项目中，可以容纳若干个技术路线并行开发与试运行，是双层体系。中国在2015年和2016年时提出关于支付体系和数字货币的设想时，就在国际上讲要搞双层体系，那时候这一主张还不太流行，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双层体系”这一提法了。

双层体系主要是指在研发数字人民币时，中央银行在第一层进行总体设计后，第二层机构，包括各大银行、平台公司（初期是支付宝和财富通）、电信公司（初期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可以发展数字货币或发展数字化支付系统。其实电信公司最早在20年前就考虑过用SIM卡做支付，但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做到。现在允许第二层机构发展数字货币，它们既有开发的积极性，也有开发的人力财力等资源，同时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所以开发过程中需要有协调、有规范、有监管。一是第二层支付机构要持牌进行，以支付为入口发展其他银行业务应依规分别申请牌照，不能随便越界；二是开发的产品要安全、规范，要服从相关监管，特别是必须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反武器交易、反毒品交易、反跨境赌博、保护用户隐私等规范；三是产品推行一定时间后应该努力实现通用性或可转换性，这并不是要求产品从一开始就要通用，因为这样可能遏制了创新，但长时间不通用则会影响整个支付系统的效率和用户利益；四是不能独家争抢金融基础设施，不能搞排他措施，不冲击整体安全性和效率。

中央银行在DC/EP项目中扮演着监管和维护币值稳定的角色，重视清算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同的支付产品之间，中央银行可以促进它们之间的互联互通，提升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让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切换更加方便。当然，各种支付产品有时候在不同阶段不可能100%协调好之间的互操作性，会出现差异，但是如果这种差异是阶段性的，也是可以容忍的。另外，中央银行准备了应急和替代方案，来保证如果某个运营机构停摆，整个支付系统还能正常运转。

有人说目前人民银行的技术路线选择是CBDC，另一种理解是DC/EP的开发思路和目前较流行的CBDC不完全一样，它不是CBDC概念体系里的一个分支。

首先，要指出的是，DC/EP不排除CBDC与中央银行间接负债型数字货币共存的局面，第二层机构实际上也可以拥有数字化人民币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同时拥有其IT系统、技术和设备。这个思路一定程度上是研究了香港三家发钞行的情况。当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委托三家银行发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银香港加入之前，是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发钞），发钞行每发7.8港元，就要交给香港金融管理局1美元的发行准备，同时金融管理局向其发出负债证明书，在当时来讲就是100%的备付证明。从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各家发出的钞票是它们自身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资产是放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100%发行准备金（美元）；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负债是发出的负债证明书。从资产负债表来讲，这与典型的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中央银行是有所不同的。

其次，中央银行可通过多种手段来确保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中央银行为了支持币值稳定，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方法之一是发行数字现钞要有100%的准备金。当然，中央银行也可以选择别的办法，比如出具安慰函行不行？这不是不可以，只是支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很容易理解100%的备付准备，认为这样就安全了，但实际上货币体系没那么简单，因为100%的备付准备只针对现钞，就是狭义M₀，其他的准现金类都不在里面，更不用说M₁、M₂了。所以说双层体系的具体构成可以是有选项的，中央银行承担稳定币值的方法、工具和支持程度可以有所不同。

最后，中央银行和第二层机构间不必然是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有人设想中央银行只搞批发（防止脱媒）、第二层机构只搞零售，两层之间的关系构成严格的批发—零售关系。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没有必要为了概念上的清晰或刻意为了防止脱媒而预先给出一种限定。

双层体系是国内开发数字货币过程中一直坚持的架构，这也说明，中国的数字货币体系研发是一种有序发展、多种支付系统、多种数字化渠道并行、互相竞争、相互提高、与时俱进发展的设计思路。双层体系中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

传统上，跨境需要换外汇，涉及汇率、兑换及货币能否被对方所接受。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货币兑换并不自由，同时其国际收支也可能不平衡。如果碰到的是货币较弱、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虽然可能也有汇率挂牌，但外汇市场缺乏深度，其货币并不完全是可自由买卖的；同时如果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货币管制就可能会增强。所以在跨境交易时，除了考虑强势货币之间的交换以外，可能还要考虑与不那么强势货币之间进行交换时该怎么办，这也是跨境支付时常碰到的问题。

真正在跨境支付方面需要取得突破的，可能是一些非强势货币的国家，比如Facebook最早开始推Libra时所举的例子——墨西哥。在美国有不少墨西哥裔人，他们汇款回家的时候会涉及可兑换等一系列问题：比索是不是充分自由兑换的？有没有外汇管理/外汇管制？其汇率是不是公允有效的？外汇市场有无深度？等等。中国过去也存在类似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华侨要汇款进来，是不准领外币的，必须按照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而当时存在外汇短缺，人民币是严重高估的，强制换成人民币不一定合理，华侨们也不乐意，怎么办呢？国家就给了激励机制——作为价值补偿的侨汇券，可买稀缺商品并有优惠。国家要落实这些外汇管理政策，就需要通过指定机构办理，如外汇指定银行，别的金融机构不允许办理。所以，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中等收入国家，因为有外汇管制问题、汇率问题，有外汇短缺问题、强制结汇问题，导致跨境支付业务专营及高收费。要是这些政策性基本问题不解决，仅通过技术手段升级就想降低跨境汇款的费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目前人民银行在跨境支付上正在与相关方合作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目前参与的各方有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以及BIS创新中心（香港）等，相关各方在mBridge平台上成功完成了基于四个经济体或主体CBDC的真实交易测试。而这几种货币都是本地区相对强势的货币，可兑换程度较高、管制较少、汇率较公允、外汇市场有深度。比如泰铢，泰国周边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等也用泰铢融资或交易。真正的困难在于，跟其他的弱币国家往来时，有些障碍不是靠技术升级就能解决的，还必须考虑汇率机制、外汇管理、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因素。比如，数字化跨境支付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怎么办？可能需要有一些体制机制或政策性安排，这就会影响自由度和成本。

大家可能都看到报导，俄乌冲突以后，因为受制裁等原因，俄罗斯向印度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允许印度用本币卢比支付，印度支付了一段时间以后，俄罗斯发现手中有了大量的卢比但可买的东西不够多，所以不平衡就会出现。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上一辈人早有体会，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经互会（CMEA），成员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采取记账形式，记账单位是虚设的瑞士法郎或转账卢布，直到前苏联解体、CMEA解散以后，记账差额还挂账了许多年。当时CMEA没有强势货币，又难以使用本币进行结算，这既妨碍了贸易的开展，又导致了支付体系的低效，还使本币信心趋于低下。所以这个平衡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不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工具就能包揽跨境交易的。

在目前西方一些国家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需要与一些货币不那么强势的国家打交道。一旦考虑到这些，就会发现，问题跟技术层面的想象不完全一样，有些障碍不是通过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一般而言，在较为强势货币之间的跨境交易，数字化手段更有可为。可以假设汇率能够正常起作用、外汇市场有深度，就能够在现有通信和计算基础上解决即时按汇率兑换问题。比如，跨境旅游者可不必事先兑换目的地的货币，而是在消费时实时兑换，这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可以将旅游者手机上的本国支付App和目的地当地的支付App做个连接，购物时商户可以用实时汇率将商品价格转报给旅游者，旅游者也可以用本币实时转化成当地货币付给商户。由于汇率是实时公允的，外汇市场有深度，事后需要轧差转换货币也是可行的、低成本的。至于手续费，只要不搞垄断，应该会是较合理的。数字化技术为考虑跨境交易提供了多种可能的方向。但有一些国家，外汇不能自由交易，汇率也不真实，或者外汇市场深度不足，交易量大了就会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推进跨境交易时必须考虑这些情况。

人们会凭直觉去设想使用一种有国际信用、可兑换的中介货币，如特别提款权（SDR）、美元、走向国际化后的人民币等，以绕过多种通用性不强的货币。这是很自然的思路，但背后仍潜藏着一些未解的难题。

一般来说，各国不愿意使用别国的货币。但对强势货币国家而言，反而不怕局部接受别的强势货币作支付。大约20年前，已经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的旅游网点已开始接受中国游客用人民币结算，因为他们对人民币有信心，成本和风险不高；但对一些不够强势的货币就不太放心。我们的边境城市，比如满洲里和绥芬河，早在2006年和2007年就开始研究，是不是允许这些口岸城市双边的商户既收人民币也收卢布，只要商户愿意就行。其实有些商户也是愿意的，但他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往往当天就会把收到的卢布送到银行换回人民币，而当地银行马上就会将卢布送过境而不持有卢布头寸。金融机构当地支行会解释说，总行有明确的风险控制，不准持有隔夜卢布。其他某些国家对待人民币也会与此类似。在人民国际化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有不少交易虽然支付上采用了人民币结算，但很有可能会被迅速地换为其他硬通货。

所以说，推进跨境支付数字化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去宣扬要用美元或人民币替换别国的本币，而是通过旅游者的支付App连接上当地数字支付的App，通过换汇使用当地货币进行支付。至于商户如愿意接受美元或人民币，也可以用美元或人民币直接支付，但不要强求，尤其对于弱小国家或弱币国家，特别是外汇不平衡、汇率机制不完善的国家。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要考虑的因素。■

（本文系作者2023年6月8日在上海科技大学“The Shanghai Tech Lecture”所作的演讲） 

（责任编辑　纪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