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我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的历程，运用支出法GDP核算恒等式，即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并且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78—2019年GDP支出法中的各项数据，计算了三大需求在GDP中的占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存在明显差异。

1.第一阶段(1978—2000年):消费占比较高型

这一阶段，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2.8%，虽低于全球75.6%以及中低收入国家74.4%的水平，但却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高的时期。在这期间，我国最终消费率虽有所波动，但总体处于相对高位。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年份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之和。这一阶段，根据最终消费占比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间跨度较短的时期。

(1)1978—1983年，这一时期消费率明显上升，1983年较1978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我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是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同时发生的“美好时期”，是一个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时代。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3年的1.82，衡量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330下降到1983的0.264。收入水平提高和分配差距缩小，推动了最终消费占比的提升，其中农村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解释了总体消费率提升的60%。

(2)1984—1993年，这一时期消费率出现明显下滑，1993年较1983年下降了8.8个百分点。随着改革向城镇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投资需求加大。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提供了机会，但工业化发展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大幅优于中西部。这造成了工资性收入和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分配的极不平等。这一时期，消费占比的下滑主要由投资占比的提高来填补，1993年的资本形成率为43.4%，比1983年上升了11.5个百分点；进出口基本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

(3)1994—2000年，这一时期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净出口率开始增加。2000年最终消费率较1993年上升了5.4个百分点，净出口率同期提高了4.3个百分点。与消费和净出口占比上升相对应的是投资率的下降，而投资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存货增加下降引起，存货增加下降可以解释整体投资率下降的近55%。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一些行业或产品供不应求，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的情况下，一些行业或产品又供过于求，积压严重，结构性供需不平衡引起了存货量的走高。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生产者面向市场的意识得到强化，企业加快资金周转的动力与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压力，也迫使企业严格控制存货增加。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和对部分过剩产能的压缩，也降低了一些企业的投资需求。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实现了汇率并轨，通过压低汇率增强比较优势提升出口竞争力，我国从此开创了持续出口盈余的历史。当然，出口退税政策对促进出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民营和个体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政府可支配财力占比的增强，对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2.第二阶段(2001—2010年):投资与净出口拉动型

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出现了持续下降，2010年最终消费率仅为49.3%，比2000年下降了14.6个百分点，不足50%的最终消费率也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最终消费率大幅下降相对应的是净出口率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期，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阶段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2001—2007年，这一时期随着消费率的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出现双攀升。投资率由2000年的33.7%，上升到2007年的40.4%；同期净出口率也由2.4%上升到8.7%。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出口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这相应产生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红利得以有效实现。从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2007年比2000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打破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了较大的投资回报率。较大的投资回报率有利于资本形成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使得劳动力报酬增长缓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出现了持续下降。按照相关测算结果，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1%逐年下降到47.3%，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有利于出口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消费占比的快速下降。

(2)2008—2010年，这一时期消费率继续走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净出口率快速下降，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净出口率由2007年的8.7%下降到2010年的3.7%，下降了5个百分点。受危机影响所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和预期不稳造成的消费增速放缓，2010年最终消费率仅为49.3%，比2007年下降1.6个百分点，这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稳定经济，政府出台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2010年的投资率为47.0%，比2007年上升了6.6个百分点，超过了净出口率的下降。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2、5.4和5.0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53.3%、85.3%和63.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3.第三阶段(2011—2019年):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型

这一时期，最终消费率重拾回升之势，从2010年的49.3%上升到2019年的55.8%。投资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2010年投资率为47.0%，随后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42.7%；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2017—2018年投资率有所回升，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9年投资率又下降至43.1%。同期，净出口率也在波动中缓慢下降，2017—2019年保持在2%以下。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来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在正负1以内波动，多数年份为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平均贡献率为60.5%；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9.9%，消费和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双轮。

这一阶段，随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由降转升的局面，从而带动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增加和消费率上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在2010年左右到达谷底后，总体均呈现出了持续上升的势头。2019年劳动收入份额为52.0%，较2010年提高4.5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加快，新兴消费领域的热潮正在加速，促使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角色。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导致我国出口增长放缓，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为负。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了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就遏制了疫情快速蔓延的势头，同时有序推动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较快恢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受阻，部分发达经济体推出空前财政货币救助措施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生产较快恢复有效弥补了全球供需缺口。2020—2022年，我国以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货物净出口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1.6%、12.8%，较疫情前的2017—2019年平均水平分别高出4.0、6.8个百分点。在疫情对居民海外旅行、购物形成制约，货物贸易快速增长和运费上涨带动运输服务出口保持高位的情况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2020—2022年，我国以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服务贸易逆差年均分别下降29.6%、29.3%，而在疫情前的2017—2019年我国以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服务贸易逆差年均增长5.1%、3.9%。随着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而服务贸易逆差收窄，2020—202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年均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17—2019年年均0.2%的水平。

在疫情的持续扰动下，我国消费复苏受到较大影响。2020—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仅为2.6%，低于GDP年均增长4.5%的水平，比2017—2019年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速下降3.1个百分点。为稳定经济大盘，我国加大了投资稳增长力度。2020—2022年，我国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年均增长3.5%，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年均增长6.6%，均保持较快增长。

从三大需要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疫情冲击之下，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了-0.2、1.8和0.6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8%、81.5%和25.3%，最终消费支出减少成为拖累2020年GDP增长的主要因素。2021年，随着境内疫情形势较上年缓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了4.9、1.7和1.9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3%、19.8%和21.9%，最终消费支出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向疫情前靠拢。2022年，为对抗高企的通胀，多国中央银行以50年未见的同步性加息，全球经济增速趋缓，同时海外在疫情管制政策放松后，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2022年我国货物出口增速有所放缓，四季度货物出口同比出现负增长。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了1.0、1.5和0.5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2.8%、50.1%和17.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前两年已有所下降。（见表1)

在净出口占比较高阶段，我国出现消费支出占比下滑以及居民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的减少。由于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接近八成，因此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化会主导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状况。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学者们曾给予了高度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占比降低会造成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的下降。GDP中劳动收入占比、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与GDP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的走势存在较为明显的一致性。

造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长时间内出现下降，主要是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的转移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城市工业部门只需要以稍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就可以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此时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高于农业部门，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其数量逐步减少；2010年后，我国越过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到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已减少近3000万。同时，在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占比的比较中，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服务业部门，而服务业部门又高于工业部分，未来我国服务业的占比还会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随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会出现由降转升的局面，从而带动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增加和消费比重上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在2010年左右到达谷底后，总体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未来这种上升的态势应该还会延续。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宏观需求结构变动的主导性力量，也是我国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基础。

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过程中，由于劳动收入相对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集中度会低一些。因此，随着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提升，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但调整幅度可能有限。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来看，2008年基尼系数在到达0.491的高位后，曾出现了连续7年的下降，2016年后又转而出现3年的上升；2022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466，仍处在较高水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会对消费增长形成一定制约。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范纲要（2022—2035年）》指出要推动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随着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降低，最终消费支出占我国GDP之比将显著提升。

影响我国投资占比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从有利于投资的方面看，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按照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十四五”期间乃至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情况下，未来一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会得到加强，这形成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人口集中地区房屋的投资需求，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需要逐步实施这些建设投资，这也是完成建设周期的一个过程。同时，随着5G、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我国必须加强相关领域的投资以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提升供给侧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也会形成相应的巨大投资需求。

当然，还有些因素会制约我国投资的增长。随着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的提高，相应的资本收入份额就会减少，这将总体上降低对投资的激励。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三成的制造业投资来看，在人口越过第一个转折点后，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9年的3.1%，年均下降高达3.6个百分点；疫情暴发后，在海外对我国制成品需求增加和政策支持下，2020—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有所提高，达到6.6%。但随着未来货物出口增速逐步下降，制造业增速将逐步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同时，2022年我国已迎来以总人口负增长为标志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这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可能主要在需求侧。相对于第二次人口转折对消费需求的冲击来说，投资需求有可能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综合来看，未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将缓慢下降。在人口等因素难以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创新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成为延缓投资增速下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

在参与国际循环方面，世界各国因自身优势和发展阶段差异，所采取的方式存在较大不同。从净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看，发达国家或成功实现追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大致都经历了净出口占比较高而后逐步下降的过程。美国在二战后的1947年，净出口占GDP之比达到4.4%的历史高点，1950年即下降到零值附近，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长时间保持逆差状态。东亚的日本净出口占GDP之比，在1986年达到3.8%的历史高点，随后出现长时间下降，2011—2015年贸易出现逆差，年均为-1.5%;2016—2019年转正，年均0.6%，贸易收支逐步走向平衡。韩国作为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曾经是日本产业转移的承接国和积极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1984年韩国对外贸易开始转为顺差，除个别年份外，其对外贸易持续保持顺差，1984—2019年贸易顺差占比年均为2.6%，1998年外贸顺差占比曾一度高达11.3%，随后出现下降，1999—2019年基本维持在3.5%左右。德国则在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后，净出口占GDP之比出现快速增长并维持高位，2015年达到7.2%，随后几年有所放缓。我国净出口与GDP之比，2007年曾高达8.7%，随后出现下降，2019年为1.2%。

从较长时间跨度的多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一国随着自身人口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和国际形势变化往往很难长期维持净出口优势地位，但仍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循环，获取合作利益。从国际经济活动的价值形态来看，除国际贸易外，国际经济活动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FDI）、对外金融投资以及获取或支付相应的境外投资收益，它们都是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保持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地位，但近年来的流入数量有所下降，1982—2014年净流入年均为2.5%，2015—2019年净流入年均仅为0.3%。同时，1994年至今，我国保持了对外贸易的顺差，2007年外贸顺差曾高达8.6%，随后逐步放缓，1994—2008年顺差年均为4.3%，2009—2019年降为年均2.5%。在“双顺差”的情况下，我国的海外要素收入和投资收益基本保持净流出状态，1982—2019年流出比例年均为0.45%。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下降，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核心因素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加强与地区国家间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通过加强对外投资的方式，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一些环节，这既可以为产业升级腾挪一定空间，也可以通过海外要素收益回流促进国内研发和技术创新，保持对外竞争优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是一个好的契机，部分东盟国家劳动力丰富，我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的前景广阔，同时我国与日韩间的技术合作也存在较大的空间。

在与部分发达国家或成功实现赶超国家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德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净出口占比要相对高一些，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德国具有发达的制造业；二是德国有欧盟和加入欧元这个货币联盟的有利外部环境支撑。相应地，我国制造业具有比较好的基础，能否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在成本优势逐步降低的情况下，寻找到新的竞争优势是关键。新冠疫情冲击实际上加快了我国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向着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双循环”阶段转换。在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我国在外贸领域可能会迎来一些新机遇。因此，未来我国净出口占GDP之比应该会维持在2%～3%左右的水平。

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基本遵循和关键要求，也对推进经济工作指明了重要着力方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以需求牵引供给，稳定经济增长。但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并不矛盾，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看，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最终消费支出占GDP之比连续11年保持在50%以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之比也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进入新发展阶段，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对扩大内需提出了新要求。现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到2035年实现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新台阶、完整内需体系全面建立的目标。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不意味着可以仅仅从需求侧单向突进促进经济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可以放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还必须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一致性要求有一个全面认识。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通常采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框架，总供给分析的经济产出是基于经济产出量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供给这个生产函数计算出的，其经济增速是潜在的增速，是长期视角分析的经济增长；总需求分析的经济产出则是基于GDP等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和这个公式计算出的，其经济增速是现实的增速，是短期视角分析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体系中，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两类手段。供给侧管理强调针对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跨周期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实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目标；需求侧管理则强调针对经济中存在的周期性、总量性问题，通过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来逆周期刺激或者抑制需求总量，从而短期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现实增长目标。这意味着，从需求侧入手和从供给侧入手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区别在于把握经济增长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因此，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都需要把握好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政策，通过供给侧管理政策和需求侧管理政策有效结合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进入新时代，随着人口红利逐步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方面，再加之我国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内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经济政策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内容。应该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包括了一般意义的供给侧管理所要求的关于从供给要素入手、着眼于提高潜在生产率的政策内容，还指明了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解决供给结构性矛盾等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需求。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就是要通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突破制约高水平技术供给、制度供给的关键问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培育由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共同组成的完整内需体系，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有序链接、高效畅通，使得供给更好地创造和满足新的高水平需求，最终体现为消费和投资内需扩大的现实经济增长。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内嵌于扩大内需的要求之中，扩大内需战略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要求。从根本上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

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需要寻求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结合点去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这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为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具体的着力方向。

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着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发力，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供给体系和供给质量能够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着力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实现需求牵引供给，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入手，高度重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能力，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内需消费潜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些改革方向和内容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内需体系、畅通我国经济循环的重要要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必然要求持续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有效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要牢牢抓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持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对畅通经济循环的贡献，推进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另一方面，还必须高度重视投资对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的重要作用。居民最终消费是收入和就业的函数，而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又取决于投资的增加。因此，消费和投资不能割裂开，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协同发挥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1.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关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大量短板，还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科研教育发展等领域发展不充分。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规模超过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果从人均角度看，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民生和产业现代化水平等很多领域都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投资缺口巨大，在很多方面还有较大投资空间，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在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一直以来，我国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之所以被认为是规模扩张性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过度投资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投资驱动，而是投资的有效性如何。投资有效性并不仅仅是短期回报，从经济循环角度看，当期的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基础，衡量投资回报应该着眼于提高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的回报。理论上说当投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值时，投资规模最优。对于政府公共投资，这里的边际价值是指社会价值，公共投资规模最优点是边际成本等于社会价值。有效的投资既要避免投资规模低于最优点而造成投资不足、无法发挥投资的作用，又要防止投资规模高于最优点而形成投资过度、造成极大浪费。但是，实际上判断一项投资是否是有效投资，由于投资周期长、评价标准不确定和多重性等原因，往往十分复杂和困难。

但是，从投资领域来看，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果投资方向更加倾向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包括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民生、缩减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解决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难题等方面，那就属于有效投资领域。具体可以把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领域的有效投资划分为“补短型”投资和“升级型”投资两大类。所谓“补短型”投资主要是针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领域进行的具有“补短板”功能的投资，例如，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投资、针对民生欠账的投资，以及基于协调发展理念要解决经济发展的短板问题，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看，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扩大经济循环流量，提高经济循环覆盖面。所谓“升级型”投资主要是针对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等现代化发展方向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具有“促升级”功能的投资，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投资，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看，这类投资可以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提供经济循环的新动能，提高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当然，这两类投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有效投资同时具有“补短板”“促升级”功能。

总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这要求寻找和把握有效投资方向，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2.重点把握新基建、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投资方向。

以有效投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善于把握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加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要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尤其是需要有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基础。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需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而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最为关键的是推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作为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十分必要。

新型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其中有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从更为抽象和广义的内涵看，新型基础设施可以理解为是支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的基础设施。显然，如此广博的新型基础设施内涵，意味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潜力。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有效投资的主要方向，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投资需求巨大，进而有利于支撑经济增长、扩大经济循环，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可以促进经济升级、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强、高技术要素和产业占比高、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等特征，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是决定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关键，也是产业体系能否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十四五”规划专门提出到2025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一方面，注重产业融合发展，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实现产业向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注重产业集群发展，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从而构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新支柱，为不断拓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了新路径。

3.不断完善扩大有效投资的体制机制。

扩张有效投资空间不仅仅要关注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关注投资回报率，着力扩大的是有投资回报的投资需求。提高投资回报率，本质上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要求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来配置资金。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持续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来实现投资回报率的提高，这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要求。这也意味着，扩大内需的投资一定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有效的投资体制机制，通过投资机制优化来改善扩大投资质量，从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完善扩大投资的体制机制，尤其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注重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由于公共投资一般缺少市场竞争约束，需要更加强调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一个公共投资项目要具有理想的投资效率，一方面要满足最大化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最小化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求，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的社会综合价值，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社会公平目标、生态价值目标、空间布局优化目标等各方面。公共投资要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价值来评判投资效率，要找准公共投资领域中的短板和经济升级的关键领域，精准投资，防止杠杆率和金融风险过度上升，防止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盲目冲动，防止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库存增加、成本高企等问题。

二是注重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机制，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公共产品投资，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以法治化为核心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市场体系，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三是注重完善国内国际双向投资机制，推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一方面要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提升投资信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而吸引全球高素质要素集聚，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投资创造新机遇。另一方面要求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增强在国际大循环的话语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政府、企业与第三方服务机构要携手做好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为推进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体系竞争力和实现国家经济安全。

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加速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形成创新能力强、完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对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1.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体系中，产业体系是基础和核心，着重发挥了创造供给、满足需求的生产制造和促进流通的关键作用。产业体系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从结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产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产业集群，要素角度包括技术、资本、人力以及其他各种基础条件。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础之上，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具有核心和主体地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具备两方面的突出特性。一方面是创新驱动发展特性，体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强、高技术要素和产业占比高、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等方面，这也是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协调发展特性，体现为产业之间和要素之间协调匹配，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能够实现协同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握住创新引领、协调发展两方面特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形成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化产业基础能力、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从经济循环角度看，产业体系是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动力和基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强。国民经济循环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都畅通无阻，需要各个产业有序链接、高效匹配，需要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各个产业和要素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要求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作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第一总量大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总体上看，我国产业体系还存在结构性供需失衡突出、质量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全球价值链仍处于中低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安全面临挑战等突出问题。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面临多重压力，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下产业转型、全球产业链重构、战略性资源产品国际供给巨大波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摩擦和壁垒增多、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叠加给我国产业体系带来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美国采用制裁、脱钩、封锁、排挤等手段对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行不断打压的背景下，我国产业体系能否做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国际竞争力强成为决定我国经济循环畅通无阻、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的关键，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针对我国产业体系的突出问题，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和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

2.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建设自主可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全球经济竞争已不仅仅是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已经步入产业链竞争时代。构成一个国家产业安全威胁的主要是全球产业链的“断链”或者“卡链”，而确保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链不被“卡”“断”，或者受到外部冲击时能够抵御风险或者能够迅速实现恢复，这种能力就是产业链的韧性。要保证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产业链必须具有很强的韧性。

从价值链和产业链角度看，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整体附加值还较低，我国产业链总体上处于中低端地位，我国产业总体上是大而不强，存在众多“核心能力短板”“关键能力短板”和“基础能力短板”，存在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从产业安全角度看，这些“能力短板”会转化为我国产业链上的“韧性短板”，弥补我国产业链“韧性短板”，提高我国产业链韧性，成为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具体而言，提高我国产业链韧性可以从要素、企业、产业和生态四个层面入手。

一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可控，最重要的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这需要围绕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薄弱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实现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新材料、重大装备的核心技术的率先突破，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高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政策方面，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对颠覆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共性基础建设，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

二是加快培育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提高我国企业全球产业链掌控能力。企业是产业链韧性的主体力量，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主导产业链，更需要培育大量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掌控产业链关键节点。这要求积极推进领航企业培育工程，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重要基础工艺、共性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技术攻关，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产业领域“补短板”和“锻长板”。

三是制定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链的强链补链稳链。支持产业形成多元化的产业链接关系和多元化合作网络，形成原料采购多元化、技术供给多元化、运输渠道多元化的产业链条，提高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备份能力。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提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调配套能力，降低全链条的交易成本，在PPI与CPI“剪刀差”过大时可对中下游企业采取必要支持措施，强化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协调发展，提高产业链的数字化技术链接水平。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部署，推动“四链”的深度融合。

四是持续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形成提高产业链韧性的良好生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科技成果顺畅转移转化的制度性障碍，持续完善创新生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建立针对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和常态化信息收集反馈处理机制，准确及时掌握分析产业链变化情况，有效支撑产业链韧性的政策制定实施。

3.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是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产业融合化、集群化是当今世界产业现代化的两大发展趋势和重要发展方向，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组织形态变化的两方面突出特征和两类新模式。产业融合化发展是不同产业、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重组的融合发展过程，技术变革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是产业融合的重要驱动力，产业融合过程会促进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从而提高产业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产生大量新产业功能、新产业形态、新产业组织方式以及新商业模式，极大提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生产一定种类产品的技术经济关联企业和机构的集聚协同发展，集群化发展具有要素集聚协同性强、知识传导外溢性强、创新能力强、主体互动便利等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规模化发展等各方面集聚效应。

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本身也可以关联叠加，形成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要求适应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大趋势，要求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尤其是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集群发展。无论是从产业安全视角，还是从产业竞争力提升视角，推进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

从产业融合化发展看，我国建设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加快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从而实现制造业向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优化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可以激发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或协同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服务、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到2021年五年中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逐年提高，分别为129578亿元、145369亿元、161927亿元、169254亿元、197270亿元，占GDP的比重也逐年提升，从2017年的15.7%提高到2021年的17.3%，这些“三新”产业大多是推进服务型制造或者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创新的成果。

产业融合化发展不仅仅指国内产业之间融合，从产业区域布局看还包括国内外的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也是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意味着无论从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看，还是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看，都需要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内外产业的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以产业为载体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国内国际两种生产要素资源。只有通过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才可能依托我国超大规模优势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体系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安全。

从产业集群化发展看，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但我国产业在集群化发展方面无论是集群数量还是集群质量都还不够，许多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产业生态，还缺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还十分缺乏，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大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也亟待培育。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分急迫的重要任务。着眼未来产业发展先机看，一方面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到2025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十四五”规划目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为不断拓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新路径。另一方面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在类脑科学、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探索有利于前沿技术孵化、多元化资金投入、早期市场培育等体制机制，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强化培育孵化一批未来技术，抢占产业变革制高点，为形成未来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提高未来现代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一是加快解决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自身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从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增强发展的安全性来看，还是从我国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来看，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都全面上升。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是制约我国经济循环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问题，我国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着力点。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科技问题、“卡脖子”问题进行攻关，着力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另一方面，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从而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二是加快解决制约区域间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素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的畅通国内大循环，是立足全国、面向世界的统一的大循环、大市场，不是建设本地区、本部门、本区域的小市场和小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定要从全国协调发展的全局高度着力推进。新时代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当前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制约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2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有2.5倍，不同地区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度、地区比较优势发挥和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等各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着力全面推进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提高国内大循环覆盖面需要打破城乡、区域的经济循环障碍，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增强城乡和区域的经济联系，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面要求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协同。两大战略协同的重要着力点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城乡融合、县城建设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带动和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重要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强化其他地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的功能发挥，最终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有效支撑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区域经济体系。

三是加快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当前，还存在一系列影响国内外大循环动力和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还存在制度约束使得国企不敢干、民企不敢闯、外企不敢投，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市场体系基础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不足，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开放水平不够高，等等。为此，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尤其要着力推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扩大制度性开放，从而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制度基础。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