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401期）

姚洋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很高兴再次来到长安讲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一、全球变局，变的是什么？

全球变局这个话题大家很关注，我们每天都能在媒体上看到诸如美国打压中国、世界与中国脱钩、中国产业转移之类的消息。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先退后一步，看看世界形势的变化，这可能对理解全球变局是有帮助的。

1、中国的崛起

过去三四十年，整个世界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一定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格局带来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格局是由美国创造和维护的，作为一个体量巨大、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现在处于焦虑、愤怒的阶段，会有一些非常不理性的反应。

在说到中国崛起的时候，有人把中国和印度、日本进行对比。所谓印度的崛起还言之过早，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5。也有人把中国比作90年代的日本，认为中国目前房地产下行和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很相似。哈佛大学前校长说，上世纪60年代有人预言苏联要超越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有人预言日本要超越美国，结果都没有出现，看来所谓中国超越美国也是一个神话。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1/3强一点，如果日本GDP总量超越美国的话，日本人均GDP就是美国的3倍，几乎不可能；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只要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4，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客观上来看，中国现在相当于日本70年代中期的水平。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我们生活在中国，对于中国的变化，有时候没有外国人感受强烈。而且由于经历过高速增长，在减速之后我们很不适应，但是即使过去十年减速，中国仍然是增长比较快的，世界上其他国家能感受到这个冲击。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占全世界的2%，人均收入比印度低1/4，是菲律宾的1/5，现在我国名义GDP占全世界的18%，人均GDP是菲律宾的将近3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三个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的总和。2020年，我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超过美国。同时，中国从受援国变成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

图1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巨大挑战。在亚太地区，从以前的“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到今天的“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是一个变化，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一致的。美国所谓行情自由的霸权行为要受到约束，这对美国构成挑战，当然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要考虑如何管理与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第一次由中国提出一个国际议题，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组织/贸易协议，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战略性的举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把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纳入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性银行；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总部设在上海（现任行长为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马来西亚提议由中国牵头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sian Monetary Fund），目前还在酝酿中。

中国的崛起挑战了历史终结论。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缔造者，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告诉他，世界并没有所谓的终结。他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开始探讨政治秩序，不再讲自由主义民主。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还存在其他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

2、美国的焦虑

《人类简史》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人类要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相信自己的故事比别人的好，这样才会发生宗教战争（比如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了一千年，直到现在还没有停火。我们无法避免，因为还没有实现所谓的全球文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体制对美国领导的西方民主构成挑战，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焦虑。

从国内来看，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带来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如果观察美国近五十年的收入变化就会发现，有大学文凭的人收入在增长，比如在硅谷工作，收入增长非常快，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收入没有增长。《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就讲述了美国蓝领阶层的困境。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但很少有人在过去四十年中出现生活水准下降。而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是下降的，所以美国人对全球化的看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带来认同焦虑。在所谓苏式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自由主义民主胜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衰落开始了，美国进入“身份政治”时代。我们出国留学时要给自己起英文名字，我有一个学生在纽约大学读书，后来在纽约见到他，他说姚老师你别叫我英文名字，我们现在都叫自己的中文名字。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的名字很难发音，很多都读不出来。身份政治也造成了美国分化。200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出版，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原先是大融入，每个人来了都要融入，最后接受美国的文化。现在美国变成一口大锅，扔下去牛肉拿起来还是牛肉，扔下去羊肉拿起来还是羊肉。谁是美国人？特朗普上台之后用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出台相关法律，限制穆斯林到美国。这个问题很严重，也很难解决。

在政治领域，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图2是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蓝色是民主党拜登，他在印地安纳和俄亥俄这两个重要的州落败，还丢掉了威斯康星这张民主党的铁票。但由于特朗普被认为应对疫情不力，所以拜登在传统的红州（亚利桑那、佐治亚）获胜。民主党代表国际化的美国，包括传统工人，对全球化报以支持的态度。但是传统工人因为没有在全球化得益，慢慢的也不支持民主党，要投共和党的票。

图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的问题，还要考虑世界的问题，考虑对手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和分析美国的变化，研究怎样跟美国打交道。

从国际来看，美国反思全球化。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最后却造成了国内的矛盾，只有少数人获益，多数人没有得益，进行反思是必然的。同时，美国反思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而美国却没有实现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愿望。

在20世纪，美国两次想改变中国，或者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1898年之前是孤立主义的态度，认为把国内事务搞好就行。1896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爆发战争，美西战争的胜利让美国获得大片土地。1900年，由美国等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最终强迫中国签署《辛丑条约》，支付“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罗斯福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目的是为了进行文化渗透，改造古老的中国。史迪威在中国待了将近三十年，也一直想改变中国。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到了50年代，美国发出“谁失去了中国？”的提问，由此产生了“麦卡锡主义”。

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前苏联，中美两国走到一起。到了80年代，两国合作达到非常深入的地步，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在合作后期，美国的简单浪漫主义情绪抬头，在西方框架里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既然已经战胜了苏式共产主义，就把中国也纳入美国的轨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美国忘记了一点，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这样的国家有传统，有自己的路要走。最终的斗争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争，结果是美国非但没有赢得朋友，还造就了一个“敌人”。

美国面临的选择是，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美国现在没有决定，还处于“愤怒”时期。对中国愤怒是认为被中国骗了，其实中国是本色表演，只是美国人不理解罢了。对自己愤怒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被骗，下半叶又被骗。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国际组织和中国作对，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愤怒情绪之下的应激反应。

二、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1、经贸领域：更深的挂钩

从经贸领域来看，不但没有脱钩，反而是更深的挂钩。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衡中美贸易，从图3可以看到，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扩大。贸易战的最终结果是，消费者多付了钱，其他什么都没有变化。

图3

来源：国联证券

2、外资还在进入中国

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是1.23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6.3%。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巨大的市场；第二，超强的生产能力。有些外资企业把工厂迁到海外，结果发现海外比中国还贵，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物流也极为高效。把工厂全都撤离中国的是少数，有些撤离是因为竞争的原因，比如法系车今年估计要撤出中国，因为卖不动了，上海车展上的新车有120多辆，其中国产车有80多辆。过去三十年Oracle在中国赚了很多钱，后来在云计算上没有发展，在中国无法生存，只能撤出，这是竞争造成的。

3、亚洲的产业转移和重组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流，本身是符合规律的。三十多年前港澳台资本进入中国大陆，我们对他们是仰视的，现在情况完全反转。我在西安遇到一个企业家，他在孟加拉国开办了一家该国最大的工厂，他可以随意进入部长的办公室，当地工人对他千恩万谢，因为他给工人带来生计。

图4

我们以前只有一条线，亚洲发达经济体提供中间产品，资源型经济体提供原材料和能源，我们加工之后卖到发达国家。原来向中国提供原料是前苏联，现在成为我们的原材料生产国，我们从巴西、澳大利亚甚至美国进口原材料，包括废铁、废铜、木材和煤等，这些国家的科技产品不向我们出口。中国占澳大利亚出口的40%左右，如果中国实施制裁，澳大利亚的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我们增加了一条线，把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出口中间产品，东南亚把消费产品卖到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产业升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量还在上升，但是比重在下降，如果按照增加值来计算，东南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提供的增加值，把中国和东南亚合在一起，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没有下降。

    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转移的趋势没有改变，这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工资水平提高。有人担心印度追赶中国，印度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5，但人口已经超越中国，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如果我们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印度，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度只会增加，不会下降。印度对中国保持巨额贸易赤字，这是长期的。

4、美国与中国科技脱钩的实与虚

美国的举措分为两类：一类是Keep away，把中国拦在门外，让中国和美国在技术上保持两代的差距，比如实体清单、一揽子出口管制、瓦森纳协议等等；另一类是Run faster，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反通胀法案。反通胀法案名义上是反通胀，实际上是搞新能源产业，也是一种科技投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学中国，搞产业政策，比如芯片与科学法案，总规模是5年1000多亿美元，其中500亿用来补贴芯片。

美国也意识到，惩罚中国是有成本的。比如芯片领域，惩罚中国的结果是美国公司受损，因为失去中国这个市场。像高通有60%的销售在中国，都是高端芯片，而且芯片应用大范围都在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量都比较小，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二轨对话”，每年交流两次，今年1月份我们去了美国，这次收获很大。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有人铁了心要跟中国打，认为一定要打疼中国，也有人意识到，在打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人也受损。怎么办？美国推出“小院高墙”战略。一是全面封锁高科技技术的转让，这方面早已实施；二是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项措施其实不太管用，因为不到美国学，还可以到德国、英国去学；三是高精度芯片（14纳米为界），实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设备管制；四是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中国芯片企业服务，这项措施的影响很大，因为技术不是写在纸上，都在技术人员的脑子里。美国最近正在讨论一项措施，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芯片领域。

问题在于，“小院高墙”起作用了吗？我们通过调查发现，1/3影响严重（比如华为），1/3通过措施规避了影响，还有1/3没有实质性影响。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不到700家，而中国注册企业有3000多万家，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受到影响。在芯片领域，80%的芯片精度低于40纳米，我国对精度超过14纳米的芯片投资大幅度增加，在光子芯片研发领域处于世界第一阵营。所以美国在芯片领域的管制措施，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企业失去巨大的市场，也没有阻止中国工业的崛起。更为重要的是，电子芯片已经接近物理极限，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可能是光子芯片，现在我国在光子芯片领域是绝对不落后的。

我们回过头来理性地思考一下，美国对华政策到了哪一步？是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吗？未必如此。如果倒退二十年，也许美国有可能遏制中国的崛起，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是全面脱钩吗？做不到。世界不愿意跟中国脱钩，二十大之后，德国总理、法国总统、欧盟主席陆续访华，他们都表态不能和中国脱钩。美国的措施是“愤怒”的表现，采取的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策，“惩罚”中国是目前美国多数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

中美竞争的态势不可避免，但要基于规则。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违背国际通行的规则，中美竞争给中国一个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机会。要从具体事务着手，推进中美竞争的规则。比如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财务审查达成协议是一个范例，美国人说中国是一个合格的竞争者。还有福特和宁德时代合资建厂，表面上工厂是福特的，实际上技术、设备、人员都是宁德时代的，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美国是不是完全和中国脱钩？没有。市场调研机构Sensor Tower数据显示，截至3月26日的一个月内，美国人在苹果App Store和Google Play商店中下载最多的前四名App，全部来自中国。排名第一的是拼多多旗下电商平台Temu，第二名为TikTok，第三名是字节跳动旗下影音编辑应用程序CapCut，第四名是主打Fast Fashion服装的中国电商平台Shein。前一段TikTok接受美国国会质询的事件倍受关注，有人说TikTok要在美国消失，我认为不会。TikTok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卖不了，怎么办？找一家美国公司合资，然后数据本地化，这是唯一出路。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每十年一个周期，如果没有疫情，中国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脱虚向实成为大势，过度金融化得到有效抑制，发展硬科技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在下一波技术浪潮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中等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优势，比如核聚变技术领域，美国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距离造“小太阳”又近一步，中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EAST也很快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稳态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403秒。中国在AI、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近30%。我们看一下iphone的故事，2010年在iPhone的价值构成里，中国只占3.6%，2020年上升到1/4。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是韩国和中国，iPhone增加值有一半是中国和韩国制造。

再看新能源汽车，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是354.5万辆，占世界的近60%，是美国的6倍；2022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688.7万辆，是美国的8倍以上，比去年同期增长95.6%。2022年电动车渗透率是25.6%。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肯定超过1000万辆。未来几年汽车行业将面临大洗牌，很多传统汽车企业恐怕都无法生存。去年比亚迪一骑绝尘，销量达到180万辆，超越特斯拉（140万辆）。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换赛道超车。国外在传统发动机技术上已经积累一百多年，我们无力竞争，就换到电动汽车这个赛道上来。我们有两个优势，一是AI和互联网技术，二是动力电池。世界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家中，六家是中国公司，这六家公司的销量加在一起，占总销量的56.5%。中国重复日本汽车在1980年代走过的道路不是神话。事实上我们的对手不是美国而是欧洲，欧洲本来2035年要停止燃油车销售，现在取消了，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电动车的冲击。

关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储蓄率高达45%，资本带来的增长大概是3.7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潜在增长率的20-40%，由此可以得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4.68–6.25%之间，取中值为5.55%。这足以让中国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今年两会设定的目标是5%左右，我们观察到一些有利条件，比如复苏起势、超额储蓄需要释放、房地产止跌。也有两个不确定因素：一是房地产能不能止跌，现在跌幅在缩小，环比有增长，同比下降20%左右；二是汽车，现在电动车销量快速增长，但很大一部分是替代燃油车，今年燃油车销量可能会大降，电动车能否带来较大增长。一季度GDP增长4.5%，给大家带来惊喜。预计投资贡献2%，消费贡献3.3-3.8%（增长6-7%，接近常年水平），全年GDP增长将达到5.3-5.8%。

总的来讲，我们要理性认识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的技术脱钩企图不会得逞，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政策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政府要少作为，让市场多作为，这样经济就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