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刘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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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中华文化形成的中国特色，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多元融合一体的演进格局，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演化过程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文明进化之路，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如德本财末、调有余相给、为民制产、养民为先、富民为本、利民为本、先富后教、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博施济众、损有余益不足、取之以时、用之有度、用之有止、以均万民、以生万民、轻徭薄赋、节用爱人等。

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代。《尚书》里记载夏禹就已经提出“政在养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商王盘庚提出“施实德于民”“惟民之承保”的思想。2001年发现的遂公盨铭文是一篇歌颂夏代创建者夏禹德行的纪念文，里面就记载夏禹为民之父母，尽力帮助民众，受民众爱戴。当时神佑王权的思想还占主导位置，迷信“天命”，自认王权受命于天。特别是到了夏商后期，横征暴敛，罔顾民众死活。夏桀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商纣亦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但治理之道终究还是偏离了民众，其政权最终被民众所推翻。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们在总结夏、商二代衰亡的教训时，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的思想，将天命和民欲联系起来，上天关心的是民众的疾苦，天命是以民众愿望为依归。“天人关系”开始向人倾斜，天命、天道、天理与人命、人道、人理的关系发生深刻改变。君权天授论渐渐被改变，统治者之所以能成为“天子”，是因为民众，民之所欲即为天道。这就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爱民、重民，在经济上富民、知百姓疾苦，在生活上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本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诸侯国之间征战及兴衰，使当时的思想家更加认识到“顺民”“爱民”的重要性。各诸侯国都制定出惠民政策，以争取民心。如齐国的“九惠之教”，晋国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先秦诸子从多方面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涵，特别是孟子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将“民”放到与“君主”“社稷”一个层面来比较和思考，更是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富民”“利民”“轻徭薄赋”也渐渐成为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主流。

秦代苛政和速亡使西汉统治者对民本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贾谊等汉初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理论论述，提出“民无不为本也”“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思想。民本思想于汉代基本定型，成为历代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深入人心。此后两千多年，诸多思想家、政治家不断在思想层面和政治实践中贯彻民本思想，劝民农桑、赈灾济贫、轻徭薄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历史上各朝代出现的盛世，无不都是遵循了民本思想的结果。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民为本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已经沉淀转化为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

传统民本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思想元素。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公天下思想，使传统民本思想孕育出“民主”思想的萌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也运用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内核，进一步发展了民主主义思想。

我国几千年历史底蕴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衍生出“为民服务”政治价值观，也将支撑起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去深入研究、挖掘和激活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的：“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嵌入文化根脉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只能是以人为本，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实践开启于世界的工业化，原初的现代化思想无疑也是来自国外。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善于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如此。在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破土而出，放眼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其“新”在于突破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框框，从物本逻辑转变为人本逻辑。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没有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这个逻辑转变是不可能的，底层逻辑的替换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式现代化”应从三个维度理解：第一个维度是物质的现代化；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个维度是人的现代化，即更大程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进入新阶段，人的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核心，还是以物为核心，这是新、旧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标志。我国的现代化是从以物为核心的现代化走过来的，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则进入以人为核心的新阶段。新的现代化依然离不开物质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但服从于人的现代化这个核心，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其他都是手段和路径。

1.物质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各有其侧重点的。例如，过去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物质的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我们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着重讲的是物质的现代化。进入21世纪，“四个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开启新的现代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2.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在物质的现代化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之后，我们就要及时跟进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着眼点从物质的现代化开始过渡到治理的现代化，并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总目标。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重要部署。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也将难以进一步取得新的进展。有了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来支撑，物质的现代化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才有基础。

3.人的现代化

近年来，我们党开始关注“人的现代化”，并以此为核心，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特征都是从中国特色角度探索出来的，也是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的地方。五个特征之中其实有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14亿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组成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14亿人”，而是要具体分析14亿人的构成，避免泛泛而谈。

再比如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要把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嵌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精神文明自然也是指向人。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实这些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最后一个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也指向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靠剥削别人、压迫别人，不是去掠夺别人的资源，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不会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是在不欺压剥削他人的基础上自主实现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设想的人类最终要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的自然逻辑延伸。

以人为本或者说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转化为政治哲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民众至上，变成一种政治价值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强调以人为本，形成了内涵非常丰富的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引用“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一经典语句，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民众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党提出的任何主张和理论创新都不会偏离这个基本立场，或者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立场的基础之上。沿着党的政治价值观去分析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就不难发现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人本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将现代化从物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转向人本的逻辑。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指向的是所有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要让全体公民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传统人和现代人有什么区别？在这里，现代人就是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彰显人的“三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

1.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是基于人与物的关系而言的，是人支配物，而不是被物所支配，要防止人的依附关系和异化。历史上人的依附关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人的一次解放。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突破了人对神、人对人、人对土地、人对资本的依附，实现了人的不断解放。在原始社会，人类依附于自然神灵。人类能力有限，面对各种自然风险，产生了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通过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来寻求神灵的护佑，人的主体性淹没在人的自然性当中。在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剩余少，大多数人只能是依附于掌控了社会剩余的奴隶主，不仅失去了主体性，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人们依附于土地。虽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人的主体性限制在土地依附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依附于资本。劳动者虽然可以自主地参与市场，但终究是在资本的支配之下，这使人的主体性限制在对资本的依附当中。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将人再次解放出来，更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强调要防止人的异化，指出人要以一种完整的方式占据自己完整的本质。注重人的现代化，就是要超越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要避免资本逻辑导致人的异化，进而避免财富鸿沟、能力鸿沟，避免两极分化。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会不由自主地颠倒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把物当成了目的，而把人当成了手段，导致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比如，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人的健康和人的自身发展。当物质财富的增长看得比人的健康、自由发展还要重时，就意味着人被异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掉钱眼里去了”的人并非个别现象，人没有支配金钱，反倒被钱所支配。人一旦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人的主体性就被彻底遮蔽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就大大增加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所有的发展都应该以人为尺度来衡量，否则就没有意义和价值。

2.人的创造性

人的创造性是基于人与动物关系而言的，创造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创造性越强，人就越是远离动物。人的创造性指人不仅仅能从事体力劳动、简单劳动，还能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创造性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能力。中国古代儒家认为，人生而不平等，即有着出生、智力、能力等自然的不平等，所以要建立国家来集中财富，济贫扶危。“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势之所在，天不能为，而人可以为之。故立君师以治，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有所仰以容身。”“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势不免粟米布帛以给之者，以为将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在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社会救济机制，但人的主体性被压制，人的创造性无法真正释放出来。以物为载体的价值创造，就是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以人为载体的价值创造，则是人自身的发展，包括人的素质、技能、知识和创造性本身。

3.人的文明性

人的文明性是基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越是更多考虑他人、较少考虑自己，就意味着社会的文明性就越高，反之越低。人的文明性不仅仅体现在自利，还要利他。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只是自利，甚至自私、极端个人主义，那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再多，其文明性也会大打折扣。处处为他人考虑，更多地关注他人、帮助他人，形成社会互助，这就是一种文明性的体现。孔子曾描述仁者的境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圣人的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有学者将这种仁者之道称为不同于“帕累托改进”（无人受损情况下有人获益）的“孔子改进”（有人获益情况下让更多人获益），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美美与共”。“孔子改进”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常说的“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仅仅改善了某些人的利益而维持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受损，而“孔子改进”追求的是所有人都有改善。

只有当人的“三性”不断彰显，人才会从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人的“三性”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基本标志。物质技术的现代化都是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的，物质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人的发展既是手段，更是最终目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应是居于核心地位，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都要围绕人的现代化来做文章。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把人本理念贯穿到所有政策和各项改革中去，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