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406期）

彭文生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相对悲观一点。有一些问题是过去几十年没有碰到的，比如人口老龄化，还有房地产和债务问题。我们知道一个金融周期一般持续20年左右，下行调整时间比一般的经济周期长。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急剧的金融危机，房地产从顶部到底部用了5年时间，调整充分，完成速度较快。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调整了13-15年时间，相当于发生了一个慢性的金融危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可能更接近日本当年的情形，房地产和债务的调整时间会比较长，对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外，中美“脱钩”（美西方所谓的“去风险”）也是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人口老龄化、金融周期下行、中美“脱钩”这些重大冲击之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我觉得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就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亚当Ÿ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到规模经济，简而言之，就是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当前面临的这些挑战，都要求我们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而要实现创新，规模经济是一个重要基础。

一、全球创新的G2模式难以为继

过去两年，中金研究院和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合发布了几项报告，其中把过去几十年全球创新的模式称为G2模式，即美国在前沿做一些突破式创新，然后通过中国的大市场和大制造业体系，快速地、低成本地商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都是受益的。美国的公司在中国赚了很多钱，典型代表是苹果和特斯拉，赚钱以后就有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和创新，维持其技术前沿优势。中国也是受益的，因为制造和设计实际上很难分开，比如智能手机是苹果发明的，但是中国手机制造商可以通过学习追赶，减小我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特斯拉在中国建厂，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帮助我们建立产业链。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遗憾的是，这种G2模式现在遇到重大挑战，难以为继。美国要遏制中国的技术追赶，我们未来面临挑战，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

首先，产业链纵向卡脖子的风险。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既没有中上游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也没有一些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技术，处在一个可能被卡脖子的境地。从科技水平来讲，美国仍然很强大。中金公司研究部对半导体产业各环节的平均毛利率进行了分析，毛利率越高，说明你的定价能力越强，为什么定价能力强？因为你有不可替代的技术。从下图可以看到，从设计到设备，再到IDM（垂直整合制造），我们的进步很快，半导体设计平均毛利率高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而美国在各环节的毛利率都是最高的，我们面临的是纵向被卡脖子的风险，这是科技封锁。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IC Insights，Trendforce，Digitimes，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气泡大小为该国/地区企业在对应行业的总营收规模相对值（中金公司测算）

其次，产业链横向去中心化的风险。2000年，全球制造业中心是美国、德国、日本；到2019年，中国大陆已经是全球三大制造业中心中最大的；疫情两年，中国的重要性更加提高。西方国家发现，连抗击新冠疫情的设备都要从中国进口，他们担心对中国出口依赖太大，提出所谓的“去中心化”。中心就是中国，“去中心化”就是通过回岸、友岸、近岸，甚至不计成本地搞重复制造、重复建设，把部分产能从中国清出去，或者把新增产能放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在全球化的G2模式之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消费多元化来驱动和引领创新，中国是整个链条的一部分。现在西方搞去中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么我们创新的驱动力只能来自国内。

二、规模经济是新增长点

规模经济实际上讲的是大国优势，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举个例子，年产10万辆和年产100万辆的工厂，哪个单位成本更低？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工厂有固定投入，像厂房、销售、采购等，产量大的工厂显然单位成本更低。

大国规模经济效益不仅体现在制造业，也体现在公共服务。过去我们买水果蔬菜要专门跑一趟菜市场或者超市，现在只要用手机下订单，30分钟可能就送到了。为什么中国的快递和外卖比其他国家更发达？因为中国人口密度高，规模效应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再举个例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年轻男性都要参军一次，但是中国和印度没有强制性的兵役制度，因为国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在人口多的国家，它分摊到每个人的成本就低。另外，中国基础设施之所以发展的很好，不仅因为它具有经济可行性，而且基础设施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重要特征是，使用的人越多，单位成本越低。换句话说，规模越大，人口越多，提供公共服务的价值就越大。

知识型经济和创新也具有公共品属性，使用的人越多，单位成本越低。人越多，创新的动力越强，因为当一个发明创造的使用者越多，总体回报越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多时候不是人均水平的竞争，而是总量的竞争。比如半导体，当面对美国的封锁，一个小国没有太大希望去突破，因为资源有限，不可能投入那么多资源到一个细分行业，但是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讲是有可能的。我们并不需要把资源全部投入到某一细分行业，但由于体量大，在任一选定行业的研发投入却都可以高于大部分其它国家，所以规模经济在知识型经济时代更加重要。这同样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除非有高技术壁垒，否则几乎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都比其他国家便宜，成本更低。

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Ÿ斯密、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就是生产型资本，包括工厂、机器设备，后来也包括知识产权等。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多了是能生产多一点，但是消费也多，所以提高生活水平的根本办法是资本积累，怎么投资呢？就是把工人的报酬压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产出有相当一部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有了投资才有增长，然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这是古典经济学早期的增长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来源最根本的是技术进步，即索罗模型。但是技术进步如何产生的呢？经济学对此没有很好的解释，或者说，大家认为有一些偶然因素，进步是外生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本身可以被促进、被创造。这个内生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创造可以带来回报。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规模经济，因为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规模越大回报越高。你搞一个发明创造，在新加坡有700万人用，在中国有14亿人用，回报率差别太大了。需求端的强大驱动力，使得大家愿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除了需求侧的创新动力以外，也有资源上优势。创新最根本的是人或者人力资源，假设每100万人中有1个天才，那么新加坡有7个天才，中国14亿人就有1400个天才，谁的创新能力更强？当然，人口只是一方面，如果经济规模大，可能还有其他资源，这就在供给侧为研发投入提供了可能。按照内生增长模型，大国应该比小国增长更快、更富有。但内生增长模型最重要的预测和含义，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受到重视。在现实中，很多小型经济体比大国增长更快、更富有，与理论预测好像不符。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把大国和小国同等比较，分析它们的增长率、投资率、利率等等。这都是没有考虑规模经济的因素。

我们要重视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以前这个优势发挥了作用，而现在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逆全球化、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过去没有的因素，都使得未来大国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过去更突出。

先看一下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是规模经济的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且中国的劳动力规模高于印度。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超过8亿，而印度不到5亿，原因就是印度的儿童多，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其他国家的人口规模跟我们不在一个层次，比如美国3.3亿，印度尼西亚2亿，巴西2.1亿。

从人力资源来看，中国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亿人，美国和印度差不多，都低于1亿。人力资源对创新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规模经济的来源。

为什么说规模经济更重要了？

第一，数字经济是规模优势的放大器。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数字产业发展方面，大型经济体比较领先，最突出的是美国、中国，这几年印度也慢慢发展起来。数字经济为什么具有放大效应？因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它具有一个重要特征——非竞争性，数字的使用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传统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就劳动力而言，一个人只能从事一种工作，不可能做很多工作。土地是最不具有规模经济的，因为土地就是空间，而占有空间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竞争性，人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不希望和别人共享。在农业经济时代，为什么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就是因为没有规模经济。

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规模经济就开始体现出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产型资本有一定的竞争性，但是比土地的竞争性低多了，比如汽车供不应求，我可以进口，也可以增加投资、扩大产能，但土地是不能进口的。规模经济意味着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生活水平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劳动力、资本之外，数据也是生产要素。腾讯开发微信的时候有固定成本，但当微信被推广使用之后，可变成本就很低，几乎是零，因为一个人使用微信并不影响其他人同时使用微信。所以数据天然具有非竞争性，其可变成本边际是零，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大国比小国更有发展优势。

不仅有内部规模经济，还有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是把一个企业做大，外部规模经济是通过集群效应和上下游联系，共享公共服务，实现成本下降，这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容易做到。它反映出有一些外部协同，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容易提高效率，称之为“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指的是，一个企业不只做一种产品，而是做多种产品，而且各种产品是跨界的，区别很大，可以是制造业，也可以是服务业。数字经济使商业模式、经济运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规模经济优势更加突出，对大国更有利。

第二，逆全球化背景下，小型经济体规模劣势回归。根据80年代罗默等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大型经济体比小型经济体增长更快、更富有，很多人提出，亚洲“四小龙”怎么解释？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使得小型经济体能够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来实现规模经济，它把所有资源聚焦到少数行业，服务全球市场，规模做大，效率提升，成本下降。比如中国台湾大概有20%的GDP都在半导体行业，如果是封闭的经济，这是无法想象的，就是因为它参与全球分工，把规模做大，把成本降下来。再比如瑞士，这个仅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型经济体，竟然有两家在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这两家机构都是参与全球分工，服务全球的高净值客户，当然瑞银集团收购了瑞士信贷那是后话。

但现在是逆全球化，小型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并享受规模经济的空间变小。比如现在美国要求台积电把一部分先进产能放在美国，如果都放在中国台湾，美国不放心。再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瑞士迅速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引起全球（尤其是与美国不友好的）高净值客户的遐想，把钱放在瑞士金融机构是不是安全？瑞士金融机构能够服务全球高净值客户，一个重要的竞争力就是保密、安全、隐私，如果这个核心竞争力受到挑战，它就很难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因此，在逆全球化时代，大国优势回归。

三、绿色转型新规模经济

为什么中国绿色产业现在全球领先？中金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篇报告，讲的就是规模经济在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在2021年出版的《碳中和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绿色溢价”的概念，如何实现绿色转型？要把绿色溢价降到负值，也就是清洁能源成本降到低于化石能源成本，自然市场就有动力去使用清洁能源。

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时候，实际上也增进集体或者社会利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候具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个人利益增加可能损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比如使用化石能源要排放二氧化碳，会影响气候，后果要全社会承担，但收益是自己的。

所以，靠现有市场机制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机制来纠正外部性，或者把这个外部性内部化。给你一定的碳排放权，然后通过碳定价来确定碳排放的价格，碳排放权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由此增加了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降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这个靠市场机制也不够，因为创新具有正外部性，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不一致的。创新需要投入，风险比较高，但是如果创新成功，外溢效应很大，整个社会享受技术进步的成果。这就需要外力来干预和纠正这种外部性，就是政府的一些扶持政策，包括税收、补贴等。

在供给侧发力，降低能源的成本，可以把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更好的结合起来。现在美国、欧洲学习中国，也在搞绿色产业政策，甚至认为中国靠补贴实现绿色产业领先。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一个行业一直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的话，那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新能源在早期有一些补贴，后来是因为实现了规模经济，单位成本快速下降，自身具有经济可行性。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欧盟在绿色产业的需求侧发力，中国在供给侧发力，美国处于中间位置。欧盟推出的措施是碳市场、碳税、油车购置税提升，中国实行的是创新补贴、税收减免等等。近期美欧都在向中国学习，比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就是要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来扶持电动车、绿色电池等本土产业。这说明它们认为中国的模式是成功的。为什么十年前美国没有这样做呢？因为美国当时认为，政府补贴没有市场，通过碳税让市场本身有动力进行能源转换，这个效率更高。为什么中国成功了呢？就是规模经济。

从中欧两种路径的对比来看，欧盟的碳价相对于中国是上升的；中国新能源装机量在过去十年是上升的趋势，2013年只有欧盟的60%，现在已经达过1.2倍以上。这说明我们不依靠碳价的模式没有影响转型，反而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资料来源： BNEF，Wind，中金研究院；

注：中国碳市场价格使用的是全国与区域碳市场的平均价格；新能源为风电和光伏累计装机量之和。

2022年我们在发电环节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而且负值在过去几年不断扩大，也就是说，清洁能源相对于传统燃煤发电的成本优势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 BNEF、各省发改委，中金研究院；

注：光伏为固定支架光伏LCOE（平准化度电成本），光伏、陆上风电均为全国平均水平。

这个规模经济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们看全球的光伏组件和锂电池，从1976年到现在，随着光伏累计装机的增加，它的单位成本快速下降；从1996年到现在，锂电池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Ziegler M S, Trancik J E. Re-examining rates of lithium-ion battery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cost decline.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中金研究院

新能源具备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设备投资占比高。在传统化学能源的发电成本中，燃料成本占比高，设备成本占比低，煤电的设备成本占40%，气电的设备成本占不到20%。新能源的设备成本占比高，风电和光伏的设备成本都超过80%。新能源是制造业，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生产量越大，使用量越大，成本就越低。

资料来源： Hirth L, Steckel J C. The role of capital costs in decarbonizing the electricity sector[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6，中金研究院

第二个原因，技术研发投入大。我们用中国上市公司的两个行业进行比较，一个是新能源设备制造，另一个是化石能源开采。可以看到，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的研发投入大大超过化石能源开采行业，平均专利申请数也超过化石能源开采行业。也就是说，新能源要求更多研发创新，而研发创新有很强的规模效应，规模越大，可承担的研发投入能力越强。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国家知识产权局，中金研究院。

注：新能源设备制造包括风电光伏设备和锂电，化石能源开采为煤炭开采，数据样本为2022年A股上市公司

第三个原因，依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特高压线的建设，其成本比传统输电和配电要高很多。分布式的家庭用光伏，和电缆怎么连接？怎么做到平衡和稳定？包括储能配电等，都是基础设施，要同步建设。所以新能源更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益，使用的越多，单位成本越低。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家电网，中金研究院

还有一个因素是数字经济，刚才讲到，数字经济放大规模经济效应，这在新能源行业体现得非常明显。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的估算，新能源车里有72%是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成本，而燃油车只有22%的成本和数字技术相关。新能源车更加紧密地和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而数字经济有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中金公司研究部；注：数据为2021年

数字经济还可以放大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比如中国电动车的保有量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从桩车比来看，中国是13%左右，美国是4%。也就是说，如果有100辆电动车，中国有13个充电桩，美国只有4个，在中国每一辆电动车能够享受的充电桩数量多于美国。并且充电桩的使用效率可能也比较高，为什么？这与智能有关系。现在充电桩都是智能的，你在开车过程中间可以搜索，看一下周围哪些充电桩是闲置的，可以预约排队，从而提高充电桩的使用效率。无论是充电桩的数量还是智能化水平提升都降低了使用电动车的成本，而电动车越多，充电桩的使用效率越高。这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了电动车与充电桩网络的普及。

资料来源：IEA，中金研究院  注：印度为2021年数据

四、土地的规模不经济

绿色转型对于大国来说更容易，这里大国指的是空间大国。像化石能源，如果发现了新矿藏，挖得越深，开采得越多，占用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新能源不一样，光伏、风电占用的是平地的空间，发展的越多，占用土地就越多，显然空间大的国家更有优势。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新加坡，晴天可以用光伏发电，下雨天就不能用，只能用马来西亚传输的电。但毕竟是不同的国家，万一将来两国不友好了，就必须考虑能源安全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不同，今天广东下雨，湖北不一定下雨，就算湖北下雨，河北也不一定下雨。所以，空间越大，新能源的稳定性和供给的有效性就越强。

我们做了估算，当前全球能源生产占陆地的面积是0.4%，假设都变成光伏，占地就从0.4%增加到2.6%；如果都变成陆上风电，占地就增加到8.2%。所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将使用更多的土地。

资料来源： Rennuit-Mortensen (2023)，Lovering et al. (2022)， 中金研究院

注：所需陆地面积为文章中乐观与悲观情形的均值。当前全部能源包括各类化石和清洁能源，但各自年份存在差别，具体可参考原文。

以欧佩克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掌握了全球大部分的石油储量，而各国拥有土地面积的分布同样不均衡。未来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同样存在能源安全的问题。只不过，现在是我们这些非石油输出国担心能源安全，以后是空间小的国家担心。

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中金研究院

从未利用地面积来看，印度的空间虽然不小，但未利用地的面积很小，大部分都被使用；美国的空间总体规模跟我们差不多，但未利用地的面积也比我们小很多，大部分用于粮食生产；中国未利用地的面积最大，新疆、西藏、甘肃等省份的大部分土地都未利用，可能没有条件用于生产，但有条件用于光伏和风电，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资料来源: BLM，GlobeLand30，中金研究院；注：理想光伏安装面积按国土面积的1%的假设计算

五、机遇和挑战

我们的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的80%，新能源车产量占全球的46%。中国人认为，中国为全球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如果没有中国低成本地生产这些绿色产品，全球绿色转型会很缓慢。但是欧美可能会想，中国的绿色产业领先，我们的产业和就业怎么办？我们的能源安全怎么办？由此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正因为我们的规模大，改变了整个能源格局和制造业格局，所以也引起全球的争议，这是未来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资料来源： BNEF，中金研究院；注：数据截止到2022年10月

资料来源：EV Volumes，中金研究院

土地是规模不经济的，中国的空间大是优势，但过去十几年，我们对新能源土地的使用是有很大问题的。部分清洁能源用地存在与耕地争地的现象，亟待建立新能源土地管理机制。数字规模经济对绿色转型是把双刃剑，协同发展是关键。要补齐新能源投资缺口，推动传统产业电气化，在数字治理中考虑绿色维度。

构建创新生态，关键是政府与市场建立伙伴关系。私人部门创新投入不足，科学技术具有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科研项目不确定性大、投入期限长。政府的角色有两个：第一，直接投入。包括加大财政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提升民企承担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比例，通过政府担保、采购等手段加大对小企业的普惠资助；第二，市场机制设计与规则制定。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设计激励相容的监督机制，严惩对公共资金的欺诈，金融服务创新经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