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数据成为新要素、创新成为新主驱动力、协调融合发展成为新思路、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底色、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拓展空间、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目的是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新型工业化是我国中长期多重战略重任的实现路径，数字化变革、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导向等重塑了我国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为此，我们需要重点从关键要素、融合创新、结构优化、政策转型等方面完善工业化的运行体系，优化产业创新生态，不断增强工业化的动力与活力。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 新发展理念 数字化转型
作者简介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200433。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这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业化是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一个国家以及产业走向现代化、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新形势下，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出现了新变化。这就需要深刻理解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厘清面临的新形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刘元春，2021），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局中，放在国内外竞争格局重塑的时局中加以统筹与推进。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刘元春、陈金至，2020），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提供坚实支撑。
新型工业化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动态演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至今已有20多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即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六大后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均提到新型工业化，其中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贯穿始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主线。工业化的底层逻辑在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资源要素升级与优化配置、驱动力的转换、产业关联深化、空间拓展、效率提升等是高质量工业化的核心元素（黄群慧等，2021）。新发展理念赋予新型工业化新的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成为新要素、创新成为新主驱动力、协调融合发展成为新思路、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底色、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拓展空间、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目的。
（一）数据成为新要素
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基础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组织等之外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是新型工业化最关键最核心的资源。非竞争性、可完整复制性和及时性等特征使数据有着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数据的复制、传输、共享成本极低，相比于其他要素，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蔡跃洲、马文君，2021）。数据不仅作为生产函数新的要素改变了要素投入的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数据的数字经济能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数据的应用催生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重塑了要素结构和组织结构，显著提高了其他要素的创新能力和配置效率，成为产业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新来源。如数据的合理利用对于资本和劳动的跨境、跨区域、跨行业优化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大数据的应用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决策效率，数据的生产、交易与使用是新型工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底座。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工业规模也蕴含着潜力巨大的数据金矿，为新型工业化助力的潜在能力巨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数据产出量2022年达到8.1ZB，同比增长22.7%，高居世界第二（占全球10.5%）；我国数据存储量达724.5EB，同比增长21.1%，占全球比重达14.4%。
（二）创新成为新驱动
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传统工业化的中后期，新型工业化战略需要从赶超跨越式的速度型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主要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拉动不同，新型工业化主要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驱动力，从而实现内涵式发展。按照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4%，已经连续10年高于2%的门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2023年中国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12位，是唯一进入前30强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在60%以上，不断接近70%的标准；但关键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还比较高。新形势下创新驱动的要义在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科技现代化，这是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在集成电路、高端制造、关键材料等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中，诸多底层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存在“卡脖子”难题。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我们立足实体经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能否掌握实体经济中的关键核心技术，能否实现实体经济中的科技自立自强，既决定了我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和价值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守住安全底线、行稳致远（刘元春，2023）。要以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实现工业化的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其中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研发要素投入、创新人才集聚、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在技术相对成熟的赛道上有动员和集中资源的优势，“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在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的发现上具有灵活优势，增强各类企业创新动力，形成新型工业化创新驱动的支点，才能实现创新链的优势和工业化的创新提升。要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化服务机制以及政府推进机制等创新体系建设，形成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强大合力。
（三）协调成为新思路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整体上是并联型、叠加型的工业化，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意味着新型工业化不是单兵突进的工业化，需要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通过促进城乡、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内生动力。其中的关键在于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打破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刘志彪，2022）。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区域之间融合的关键是形成新的区际产业分工格局，构建协同的产业价值链体系。新型工业化也并不是新兴产业唱独角戏的工业化，而是传统产业不断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扩张，新旧产业不断融合、制造和服务双向融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绿色成为新底色
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走的是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绿色工业化之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习近平，2022），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的硬约束。目前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传统化石能源消费的重点领域，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在我国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工业部门的减排降碳是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供给侧方面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落后产能的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外，从需求侧引导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产业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发展亦是工业化的新途径。绿色低碳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全球的通行证，是新形势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新名片。
（五）开放成为新空间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工业化是高水平开放的工业化，这不仅要求我国产业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与融合，也需要在重要产业领域对国内各类市场主体开放，营造准入准营的市场氛围，以高水准的国内市场对接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对等竞争的产业发展新空间。新型工业化开放新空间的拓展需要对标全球高标准，在工业化的核心资源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加强对话，在美欧薄弱产业链环节以补短方式铆住中美、中欧之间产业发展大盘，以产业合作进一步拓展东亚、“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空间。我国高水平开放平台也在不断增加，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链博会等一系列重大展会，已经成为我国与全球产业共享中国新开放机遇与红利、促进产业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开放合作中助力全球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和价值链升级，实现合作共赢。
（六）共享成为新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重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刘元春、刘晓光，2021）、增强工业发展的国内外共享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新的包容性特点。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充分发挥潜在大市场优势的工业化。工业化的本质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同时，收入水平提高后能从需求侧拉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因此，低收入水平、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充分的就业等均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工业化带来的结构变化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甚至消灭一些岗位，影响收入分配甚至导致收入极化现象，但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刘元春、丁洋，2023）、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洪银兴，2018）。比如平台经济的发展就体现了这样的调适过程。技术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网上交易大幅度增长，线下交易大幅度下降，一度出现了实体店的倒闭。但社会进步的浪潮是难以阻挡的，要在平台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协调好与利益受损者的关系。平台经济一些业态、生产场景、消费场景、配送场景出现，又诞生了很多新的就业、新的行业。这就弥补了实体店消失时所产生的社会损失，从而使整个新的经济形态得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撑和经济支撑。必须创造能够协调新要素与传统要素所有者利益之间关系的体系，让创新者享受创新的红利，让利益受损者适当得到补偿，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点。
（一）新型工业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重战略重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2万~4万美元。2022年我国人均GDP在1.27万美元左右，正处于向高收入阶段爬坡的关键阶段，同时意味着目前我国人均GDP要翻1~1.5番左右，这就需要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由于能享受规模经济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阶段，保持制造业相对稳定的比例比较重要，历史上成功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经济体在我国同等发展水平时工业大都维持在30%~40%的比重，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重中之重在新型工业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是工业体系健全，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次是规模庞大，我国工业增加值2022年突破4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3.2%，对经济大盘起到了压舱石作用。其中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所贡献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再次是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5.5%，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最后是重点领域重大成果涌现，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等领域取得突破，高铁、商用大飞机等复杂制造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但我国离制造强国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制造强国指数显示，我国还处在第三梯队。以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软件为核心的工业“五基”对外依赖度较高，产业基础还不牢固；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环节“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在全球具有创新引领的跨国企业还较少。按照我国制造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到2045年，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在此过程中，全球领先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形成需要高质量新型工业化作为支撑。可见，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制造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都需要新型工业化来助推，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扭住新型工业化的“牛鼻子”。
（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赋能工业化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强大支撑。数实融合直接决定着工业的先进水平和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以其战略性、基础性、强渗透性、普惠性等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内涵，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现有的组织方式、制度创新形成了较大的挑战。相比于传统产业，数字产业更难监测和管理。在卡位产业新赛道以及面对负面冲击下，数字经济都显示了极强的创新力与显示度。数字化以其强大的引领性、渗透性和创新性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促进了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重组，产生了以数据化、虚拟化为典型特征的数字产品，极大地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征（江小涓、靳景，2022），使得经济效率大大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连接市场主体或服务，大大降低了包括搜索、复制、运输、追踪、验证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全产业链的效率。数字技术优化了企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流程，不仅提高了企业内部生产、管理效率，也形成了新的交易流程和关系，催生了如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出现。同时，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为其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自身的生产、服务边界不断拓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
数字赋能的核心在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存在着确权难、交易难、应用难、监管难等掣肘，高质量数据挖掘和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显示，数据要素对2021年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7%，贡献度为0.8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数据的经济贡献度大概在0.07%、0.16%、1.07%的水平，即相应产业万元GDP中大概有7元、16元、107元是由数据贡献的，这一水平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特别是在数据应用市场潜力较大的工业领域，工业数据的沉淀、开放、共享还远远不够，导致数据的交易、场景应用与推广相对滞后。在数字产业化的核心数字新基建上，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非对称的问题。中西部相比东部而言，在数字基建以及数字链接的资源配置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有可能导致在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产业分工中，东部和中西部的分工有可能会“脱钩”。部分地区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在高技能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高质量发展要素上“断层”，难以参与新经济、新产业体系的分工，原有产业链合作体系面临“解链”风险，制约产业链整体升级的进程。数据资源共享难度大、“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诉求制约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以及不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资源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新的国家、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对治理特别是跨界治理带来了更大挑战，其中的要素替代、产业转化、组织变革需要新的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数字全球化、全球产业链合作中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与治理（胡炜，2018），标准与规则成为工业化新的竞争手段。
（三）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对我国工业化的全球参与带来新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出现了“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尝试通过再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纷纷出台多种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和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加快实施再工业化。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流（胡鞍钢等，2018），通过美国等经济体再工业化和产业链重构对我国重点产业形成立体式、多方位的“五大极限遏制”。一是加征关税遏制我国制造业出口，关键产品被替代的风险在上升，有可能出现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根据UN Comtrade的数据库分析发现，集成电路产品美国对中国进口呈下降趋势，并且更多回流至美国；新能源汽车美国对中国进口占比由2018年的20.64%下降到2022年的14.37%，而对越南、墨西哥以及印度的进口分别由0.94%、27.59%、1.70%增加至2.96%、28.59%、2.74%；机器人中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相比10年前减少了将近一半，而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地的占比持续上升。二是通过“小院高墙”加码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出口、投资限制，中美在关键供应链领域合作减少。FactSet数据库显示，市场准入和技术水平较高的汽车、半导体和船舶制造行业中的供应链合作大幅减少。三是扩充实体清单精准打击我国科技企业，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半导体、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是美国打击的重点领域。这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以及高技术的获取，使我国关键企业运营、产业链安全受到影响，加大了我国重点产业市场预期风险。四是重构国际经贸规则打乱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对传统的自由贸易规则进行重构与改造，通过构建“友链”、利用“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排挤我国供应链，更加强调安全与对等原则。在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ESG等方面有意识地为我国供应链全球化参与设置高门槛。五是在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人才等资源方面通过长臂管辖对中国实施产业链精准熔断，为我国企业以及供应链参与树立高的“网络壁垒”，全方位限制我国产业升级。
（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导向重塑我国新型工业化逻辑
产业链供应链是实体经济的筋骨和血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和纽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刘元春，2023）。在大国博弈以及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对等权重不断上升，供应链多元化和收缩趋势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布局逻辑、制度规则、竞争范式等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基于成本—效率的分工合作范式演变为安全—成本—效率范式，对我国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合作方式带来了较大冲击；基于安全和去风险考虑，横向近岸化、分散化、智慧化、敏捷化、集群化和短链化成为产业布局新的逻辑（石建勋、卢丹宁，2023），我国部分产业面临全球产业链合作脱链风险；更多高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向区域性协定集中，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等条款对我国发展挑战大；供应链组织形式从跨国公司主导逐步向大型平台企业主导转变，产业集群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上述变化对我国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提出了新的调整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新的着力点与方向。
在产业韧性和安全导向下，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通过产业立法、产业链分级管理、对外结盟等方式重构全球产业链格局，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优先的同时遏制中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重点产业链的国际参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一是更多通过立法形式对重点产业领域进行支持，如美国陆续出台的《制造业促进法案》《基建法案》《芯片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均以政府补贴、直接投资、税收减免、直接采购等方式不断对美国供应链本土化加大支持力度，对美国的再工业化和产业链重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欧盟近期对我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通过实施碳边界调整机制等方式对我国重点产业进行精准限制。同时，针对重点发展领域，美国和欧盟在供应链政策导向上更加重视数字经济和绿色化转型，并明确在上述领域对我国保持高强度打压与竞争，在诸如芯片、5G、精准农业、量子信息、生物经济、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及其系统、智能健康、工业互联网、低碳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通过立法等多种方式，在提高其竞争力的同时对我国形成打压。二是从广泛支持逐渐过渡到聚焦重点领域，对产业链进行分级管理。对于关键必不可少的供应链环节自主研发或者制造，如拜登政府对半导体、电动车、清洁能源等重点支持；对于战略性的供应链构建“友岸（商）共赢链”，如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在电动汽车领域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议、汽车产业链向墨西哥转移等；对于可替代的非必要供应链进行“区域化”调整，分散市场来源降低“集中度”风险，如在纺织服装、原材料加工等领域以东南亚等地供应替代中国等。三是形成产业链“友岸联盟”遏制中国高端产业发展，如通过构建Chip4联盟吸引集成电路关键制造环节在美本土投资建厂，降低对外依赖风险等。
（一）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着力点，激发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转型的动力与活力
第一，加快探索国家层面的数据确权立法，逐步明确数据权属。立足分类分级的原则，在法律层面按照数据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别探索确权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进行立法实践的试点探索，在不同的场景领域、针对数据全生命周期权益为全国立法总结经验。逐步构建完整的规则体系，保护数据来源者权益，以及数据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财产权等财产权益免受侵害，为数据充分流动、避免数据滥用和垄断提供基本遵循。规范数据生产，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参与主体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数据交易平台建设，鼓励多元化的数据交易流通。针对各地数据交易所盲目扩张、低效运营的问题，出台国家层面的数据交易所管理办法，强化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区域以及行业层面的交易机构，建立全国层面的数据交易场所和平台，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
第三，积极探索并完善数据服务商模式、数据信托、数据管理以及针对具体领域的个性化数据应用等多种数据交易模式。借鉴德国工业数据空间的做法，率先在应用市场广阔的工业等领域建设安全可信的数据共享空间。建议重点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链主企业牵头制定工业数据空间行业建设标准和应用指南。统筹现有行业的各类重大专项、产业基金、示范项目等资源对工业数据空间建设进行叠加支持，打造并推广相应的示范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共享和价值释放。
第四，推进数据质量体系建设，提升数据产业链的价值。支持产业链链主牵头，汇聚行业内跨组织、跨区域数据资源和技术力量，建立大规模、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开展相关领域的数据标准研制工作。鼓励市场主体利用高质量数据进行深度加工，研究开发高附加值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加大力度培育在数据集成、数据经纪、数据公证、数据保险、数据托管等方面具有多样专业的数据服务机构。建议教育部门探索试点数据方面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人才基础。
第五，靶向施策，激发各类企业做强数字化业务的内在动力（余典范，2021）。国有大企业集团拥有复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可以在重点行业中出台示范性应用场景的标杆计划。应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数字化链主”计划，整合上下游的优势企业。民营数字化服务商市场敏锐性高，可以向其开放一些个性化的应用场景，提升其解决专业、精深数字化需求的能力。鼓励工业互联网等平台针对每个工业门类开发一些小切口应用场景，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感。外资企业数字化服务商业务能力高端、综合性强，利用海南自贸港、临港新片区等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引进数字化功能型机构，探索在一些市场化程度高、潜力大、数据安全可控的领域积极向外企开放合作，在可控的范围内推动其数字化改造服务的溢出，在竞合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第六，强化数字化产业链政策，提升产业数字化协同转型能力。推动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政策的双向支持，通过交易撮合、专项补贴、平台搭建等方式完善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政策联动、叠加优惠上积极创新，发挥政策的集成性、时效性和精准性，增强整个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获得感。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加快推动“产业电商平台”集群发展，形成相应领域数字化供应链产业联盟。
（二）以“四链”融合推动创新生态建设，为工业化创新驱动装上加速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这是促进创新驱动，发挥大国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四链”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现代经济增长分析的范式中，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是核心输入变量，而产业链则是输出变量，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供需联动与融合。因此，“四链”融合的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降低“四链”优化配置的障碍。
一是推动创新全链条贯通，优化创新资金全链条配置。在兴趣以及使命导向的基础研究上建立持续性支持机制和“孵化器”，考虑基础研究的战略性溢出收益，鼓励设立超长周期的创新基金，降低短期财务压力，解决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对于部分应用型基础研究和后端的应用研究，大力发展创新成果市场化推广的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市场牵引作用。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创新政策，提高创新主体积极性。形成科学家敢干、资本敢投、企业敢闯、政府敢支持的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二是从单点的激励政策向畅通“四链”协同的“串链”政策转型，激发“四链”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针对亟须突破的关键技术和产业环节，推出攻关清单和合作事项，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加快推进，实施创新链的协同增效行动。推动新兴技术加速孵化，形成技术—市场的闭环，融通产业链与创新链。积极发挥供应链金融对产业链的“共赢链”效应，形成资金链产业链优化升级共同体。鼓励创新主体和产业主体共推示范应用场景、共育创新和产业人才、共创产业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大对劳动力转型的支持力度，夯实创新人才、产业人才的基础。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的方式委托培养关键岗位的高层次人才。同时，许多新的高级岗位人才来源于相应产业人才的转移，如智能网联汽车的员工很多就来自燃油汽车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很多来自计算机软件领域。因此，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项目对创造高质量的人才、解决增量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大学、企业制定培训项目，建立相应的职业发展中心，帮助高级管理人才和工人的培训与再培训，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三是高标准建设要素市场体系，促进“四链”要素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区域一体化示范区积极推动要素和创新资源的跨区域协同试点，逐步在全国推广。首先，在各地具有共识的领域构建创新共同体，推进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如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优势，各地可以联合推动国际级、区域级和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和建设，针对亟须突破的关键技术和产业环节，推出联合攻关清单和合作事项，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加快推进，实施创新链的协同增效行动，做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蛋糕。构建并完善创新项目信息一体化发布和科技成果共享机制，推广创新券在区域内的互认互通。探索各地共同出资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实现跨区域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共享。其次，以补短方式完善区域产业链纵向合作机制，强化产业链的双向融合。推动区域内联合编制创新资源和产业链图谱，建立区域内产业链优势与短板清单，各地以优势产业链匹配其他地区产业发展需求，以补短方式实现区域之间的共赢。最后，重点推进政策协同、标准趋同等方面的互通互认，形成制度型协同共识，共同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加强各地改革举措的协同配合，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实质性降低资源要素的交易、流通成本。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示范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协同推进优势产业“整链出海”，促进适用技术、创新模式、标准共同“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三）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产业安全，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刘元春，2023）。巩固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实体经济根基，实现新兴产业更高端、传统产业更前沿的产业内涵式发展，避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黄群慧，2023）。一是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增加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推动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兼并重组，提升技术能级和在全球分工体系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金壮龙，2023）。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全产业链条的优势，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擦亮中国制造名片。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主体，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性力量。四是创新体制机制，优化适应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赛道”的产业生态建设。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丰富完善应用场景，培育产业生态，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在新赛道上，传统的体制机制已经不能适应这些领域的发展，因此，需要成立专门机构，创新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推进“新赛道”领域前沿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可率先在重点行业试点建立健全碳标签制度，重点产品实行“一品一标”，提高企业碳管理水平，大力支持有发展基础和发展需求的领域，如汽车关键零部件、高端医疗设备等的再制造业务。
深入推进制造和服务的双向赋能。在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制造和服务融合、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趋势下（周振华，2003），传统制造和服务的产值结构指标无法体现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趋势。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其内部结构变动的本质是高生产率部门替代低生产率部门的过程，因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应是生产率导向。促进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发展，需要在一些关键因素，如放松基础性产业的规制、降低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消除产业要素的流动障碍、创新监管方式等入手，完善制造与服务的长效关联机制。首先，完善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双向互促机制，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效应。应鼓励企业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外部化，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或规则，在产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新标准的制定、风险防控等方面对标甚至引领国际规则，以高标准的制度建设引领基础要素能量的迸发，增强在重点产业领域的话语权。其次，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管齐下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涌现。我们一方面可从政府购买、消费补贴等需求侧方面重点鼓励通用性技术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技术等的推广和应用，并鼓励这些技术与服务业态相结合，实现制造技术与服务形态的深度融合，拓展整个产业系统的发展空间和获利能力。另一方面需创新产业跨界治理体制机制，以有效制度供给推动产业动能再造。与产业跨界融合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匹配的是，产业管理还停留在适用于单一产业的模式上，要建立优化包容性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设，减少融合发展新行业的前置性审批，加强对服务市场的一线监管，加强市场监管的事中跟进评估、反馈调整和事后监管。产业的跨界会涉及不同产业、技术领域的交叉，针对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问题，需要通过机构合并、职能整合、信息共享、监管共认等方式，创新大部制、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等机制，并利用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等优化监管手段，实现政府监管“无缝对接”，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常态化。
（四）深入推进制度政策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中国这样的大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仅有利于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指其受到外部冲击后能恢复原样甚至达到更理想状态，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有效运转，在关键时刻能够反制封锁打压，并能够在价值链中获利的能力（余典范，2023）。大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体现在“点线面”上的有机统一。“点”主要包括以五基（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为核心的产业基础建设，以及具有产业链治理能力的链主企业；“线”主要体现为产业的链接能力和协同能力，包括产业各环节的协作、空间的优化配置；“面”主要体现为价值创造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安全导向，也需要有可持续的盈利和效率体现。
第一，打好“市场双向拓展”牌、“规则引领”牌，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渗透力和引领力，提升重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通性与根植性。一是在安全可控的原则下进一步降低外商外资的进入门槛，构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准入机制。对标国际高标准，加快关键领域改革开放试点。在海南自贸港、临港新片区等地方积极推动、充分利用中国加入CPTPP、DEPA、RCEP等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的机会，加快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合资企业股权比例放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相关税收、政府采购、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议题先行先试。引导“走出去”企业在目的国产业链薄弱环节发力，通过优势互补赢得供应链合作机会。在重要产业链上积极回应东道国利益诉求，推动品牌、供应链、人才队伍及产品开发等在目的国的本地化发展。二是积极主动承担提升全球供应链弹性的国际责任，在跨国议题中寻求国际产业链合作最大公约数，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大盘。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ESG领域、大宗商品供应链领域、数字跨境贸易、全球债务问题等方面寻求合作机会，以解决全球供应链瓶颈问题并应对长期挑战。将“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更多地与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如RCEP、上合组织等结合，让区域合作伙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紧扣产业链绿色化、数字化、ESG化等转型趋势，深化“绿色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科技一带一路”“ESG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建设，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发展空间。在东亚区域进一步强化RCEP、CPTPP等多边机制功能，特别是利用RCEP对中日、日韩双边贸易的推进作用，适时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的新一轮谈判，铆住东亚供应链。
第二，探索产业领域的立法保障制度，发挥“政策集成”效果，加快产业政策向畅通产业链协同的产业链政策转型。首先，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政策进行顶层的设计、评估、推进与监督。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推动各行业、各地区供应链的协同，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同时，配置相应的特别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应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安全部等，以及来自产业界的重点企业，并主要对重点产业链的安全进行长期的动态跟踪分析，负责供应链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与推进。充分发挥数字化作用，对我国重点产业链进行建模和模拟，保障应急状态下供应链安全。其次，积极探索我国在促进产业创新、提高产业韧性与安全水平方面的产业立法实践。强化立法部门与产业主管部门的协同，明确产业立法的领域与边界，同时加快已有产业立法的深化与政策配套。建议重点将具备基础性、安全性、战略性特征的领域作为产业立法的调整范畴。立法的重点应放在保障基础要素如数据的流动、创新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突破上，特别需要对标国际高标准，在技术与产业亟须突破的关键环节进行创造性立法。同时，建议在产业立法过程中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应对国际制裁上维护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正当发展权益。以立法形式保护企业的公平竞争地位，以立法方式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重点产业及企业提供相应扶持，如政府优先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
第三，积极推进单点产业政策向集成的产业链政策转型，重点应实现“节点”政策、“链接”政策的聚焦，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产业链政策更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链接过程。一是强化产业“节点”政策，加强产业链补短锻长。优先支持产业网络中节点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发挥“重点企业服务包”政策的作用，解决政策“最后一公里”难题。提高产业政策精准性形成支持合力，在关键核心领域用足各项政策，鼓励部门、央地政策联动与配套，形成政策支持的“爆点”。支持重点区域优化分工合作，打造具有韧性的全球特色产业集群。国家层面可以通过重点产业链韧性试点项目建设，引导具有条件的省市牵头整合相应的政策、资源、重点企业，组建韧性产业链联盟，形成重点产业链新增长极。二是强化产业“链接”政策，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协同。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整机企业牵头或参与原材料、零部件的技术攻关与验证，搭建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标准与验证平台，提升上下游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可用性和工艺水平。鼓励链主企业牵头建立创新联合体、产业链共同体、产业研究院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与韧性。支持链主企业提供应用场景。支持大企业、大平台提供技术验证场景；通过推出融合试验场景，支持大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打造“中试基地”和验证平台，推动重点产业加速孵化；通过发布综合推广场景，加速应用迭代与产业化。围绕重点产业领域，优化供需对接，促进产业链平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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