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敬琏 比较 2024-01-24 09:15 发表于北京

很高兴，这次圆桌会议顺利召开，使我能够跟诸位又一次相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这就是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怎样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关于如何研讨这个问题，我想从自己的一个经验说起。去年年中，我曾接到一个约稿，让我谈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的看法。但是，我在防疫静默时期基本是足不出户的，只能从网上了解一些现实情况，要对形势做出准确的估计并提出系统的应对建议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想到的办法是，看看过去我们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于是，我把我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所写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一版重新梳理了一遍。

我在梳理中发现，在过去40年中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究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现象、新问题，就不能绕开潜藏在它们背后的这两个基本问题。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有识之士更加深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来自既得利益或者旧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阻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曲折和反复，甚至政策上摇摆。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里讲到了5次大的博弈。从支持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方的视角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目标模式叫作商品经济，90年代明确为市场经济，到了21世纪更加把它明确为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作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希望保持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种，或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从未销声匿迹，它们甚至还多次取得主流的地位。比如说，从1981年至1983年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9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诸如此类。

在增长模式的问题上，也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用大量资源投入和过量投资来维持高速度增长，另一种是靠提高效率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依靠资源投入维持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推动的增长方式。这样的改革共识已经在1981年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九五”计划等重要决议中反复被强调，但是仍然不时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

回到当前经济形势的话题上来。

随着2022年末新冠疫情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但正如两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指出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除了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境，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新挑战。

“三重压力”的关键是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们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转弱”。为了重树良性预期，首先需要弄清楚“预期”为什么会“转弱”。前些时候常见的回答，一是防控新冠疫情临时性措施的收缩效应，一是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度不够。不过，从两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上述说法似乎并没有能够说明预期转弱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新冠疫情结束、转入常态化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一再出“大招”“托市”并且屡屡给企业家吃“定心丸”的情况下，增强预期的效果仍然不彰。十分明显，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主要取决于对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的信心。这样，是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就对树立良性预期具有决定意义。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许多主流传媒、一些负责官员的讲话里都提到了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确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当然是正确的，可是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什么是法治的内涵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坚持。

以什么叫作市场化为例。正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明确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市场机制通过由自由竞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秉持同样的观念，以至于有人认为只要存在市场，哪怕这种市场是由行政官员全权掌控的，也可以称作市场经济，并把制定多重抑制市场自由度的行政规定也叫作改革。

总之，我们不能仅仅追求现象层面问题的解决，更要追根溯源，直面其背后潜藏的基本问题，探索这些基本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因此，需要根据过去中央历次改革的决定，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检查各个方面的措施，哪些是不够的，哪些是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具有收缩性、抑制性效应的，都要切实改正。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决策的有效执行和良性预期的持久稳定，真正做到兴利去弊，提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