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宏观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治理和调控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十三五”时期，经济新常态成为显著特征，“需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国际国内经济态势发生了新的趋势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约束条件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开放环境和体制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化，供给和需求的内在特征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而“从需求方面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宏观经济政策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在试图扩大需求的前提下，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从生产方入手，围绕提升企业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供给质量，采取并实施一系列供给侧管理的宏观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是明确“三去一降一补”，尔后又进一步制定“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推动供给体系的质量和竞争效率的提高，进而克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更高水平基础上的平衡。

事实上，长期发展中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失衡，从生产端提升企业、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进而推进结构升级和经济质态的演进，从发展质态和规模总量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各国普遍的追求。“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也就是说，高质量创新驱动的供给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战后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在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为主（特别是短期宏观调控）的同时，也都以不同方式对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供给侧的长期发展做出过战略性的调控和政策引导。日本和法国等在战后初期一段时期里甚至制定了有计划的产业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面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形成的“滞胀”，还曾发动过所谓“供给革命”，但都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效，事实上又都重回凯恩斯主义立场。而战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调控和管理的着力方向和重点，始终就集中于生产侧，并以集中计划的方式直接掌控企业、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力图以非均衡的赶超式发展大力推进结构升级，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总体上来说也不成功。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上看，供给管理和供给革命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政策上，其宏观政策更为重视短期目标，这与其所谓民主政体的任期制有关，因而更强调需求管理而忽视具有长期性质的供给管理；二是在制度上，供给管理及革命直接影响生产者，特别是首先影响作为要素集合的企业（微观意义上的生产者），进而影响作为企业集合的产业（中观意义上的生产者），再影响作为产业集合的国民经济结构（宏观意义上的生产者），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存在矛盾。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以集中计划的方式直接控制企业、产业、国民经济，之所以也未能如期实现赶超，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市场竞争，不存在市场需求对供给的约束和牵引。因而，一方面，生产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盲目性，脱离市场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真实有效的需求，形成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效；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不受市场约束，不受市场需求制约，在国有制“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不仅在微观上形成企业低效率，而且在宏观上形成“短缺经济”，进而产生严重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因此，在需求与供给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要有效实施供给管理政策，实现“供给侧结构性”发展目标，必须要创造并具备相应的制度和体制条件，因而我国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特别突出了“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把“结构性”作为供给侧入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把“改革”作为实现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作为基础，同时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

四、当前实现需求与供给两端协同发力，需要深化认识和自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特别是自2020年受疫情冲击等国内外多重风险挑战深刻影响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新失衡不断变化相适应，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关系处理上，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在不断深化。中央在2020年提出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强调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在2021年明确提出在面对“三重压力”条件下，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22年进一步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到2023年则更进一步，把“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作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认识和遵循的客观规律。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入阐释的，“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是破除制约形成新发展格局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需要，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的内涵和要求时，突出强调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以说，习近平关于需求与供给相互关系的分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关于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经济调控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创新理论关于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的重要遵循。只有真正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切实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动力和可靠性，进而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并赢得主动；才能有效缓解供求严重失衡错位和循环不畅，进而从根源上推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

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要的政策要求在于：一是，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上，必须追求以有效的市场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实现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而不是以“大水漫灌”式的劣质需求去拉动低效率的经济泡沫。所谓扩大有效的市场需求，是指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所谓高质量的供给是指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进而自主可控、高质量地供给。说到底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在政策制定和传导机制上，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以此作为长期坚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是我们党对经济工作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当前，要特别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准确把握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这是我们党总结的对经济工作的又一重要规律性认识。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在统筹兼顾中突出重点。当前特别需要抓住主要矛盾，突破瓶颈制约，注重前瞻布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机制上，我国正处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同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宏观经济政策类型而言，不仅包括总量政策，而且包括结构政策，以适应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总量增长与结构升级、短期均衡和长期协调的发展要求。就政策工具而言，不仅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包括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培育等改革政策，以适应宏观政策实施和传导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宏观调控的方向而言，不仅包括需求管理（包括重视需求管理的短期总量效应，也包括关注需求管理的长期结构效应，强调逆周期调节的同时重视跨周期调节），而且包括供给管理（包括重视供给管理的长期结构效应，也包括注重供给管理的短期总量效应），以对冲经济面临的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就宏观治理实现体制基础而言，根本在于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需要切实在体制上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保证，从而促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总量和结构性动态均衡。就其实现过程来讲，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并逐渐趋向于收敛的过程，强调供给与需求两端协同发力，真正有机统一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将两者孤立，甚至分割开来。关键在于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而且需要切实在体制上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条件，单纯依靠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具备充分实现供求均衡的可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现代经济体制必须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体制。对于处于深化改革和实现赶超过程中的我国经济而言，发展中的特殊矛盾和体制机制上的不完善，更需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才可能具备供求均衡发展的制度基础。

总之，要深化认识和自觉遵循新时代客观经济规律，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