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今年是我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关键时点，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从哪些关键处发力？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还要破解哪些痛点和难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落子？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对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进行了专访。
来源：金融时报客户端 记者：徐贝贝 编辑：杨晶贻
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左右的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受到广泛关注。各界期待接下来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刘世锦表示，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在5%左右。《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预期增长目标的设定，既符合我国宏观经济背景，也起到了引导预期、提振信心的作用。当然，实现这一目标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需要“踮起脚尖跳一跳”。
那么潜在增长率如何成为现实的增长速度？5%左右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刘世锦认为，还是要紧紧的盯住“新增长潜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潜能，二是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两大新动能，即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
“所谓追赶潜能，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是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刘世锦谈到，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3万美元左右；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概是3-4万美元，这中间至少还有超过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追赶潜能。
追赶潜能主要是由居民需求结构升级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以及工业、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转型升级所构成。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追赶潜能空间有所收窄，但其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且是确定性比较强的。
从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这两大新动能来看，近几年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中，我们都是后来者，与先行者的差距很大。但在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这两大领域，我们与先行者差距不大，有些方面已经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刘世锦说。
关于追赶潜能和由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新动能之间的关系，刘世锦表示，二者代表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和增长机会，它们并非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特别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创新效率。近几年我国在数字技术、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在国际上显示出领先优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优势未来还将在更多新领域出现。
关注宏观政策的同时
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宏观政策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特别是当社会需求不足、增长动能下降时，各界对于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的呼声增高，期待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在刘世锦看来，我们需要关注宏观政策，但也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值得重视的是，宏观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和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的区别。
刘世锦具体谈到，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大多处在低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状况与宏观政策取向密切相关，可以说宏观政策的走向基本决定了整个经济走势和大局。而中国现在至少还有中速增长的潜力，宏观政策主要发挥宏观稳定和平衡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增长潜能在5%左右，如果一定要做个量化比较的话，宏观政策对于GDP的影响大概是1个百分点，其余4个百分点需要通过技术进步、体制政策条件等来实现。”刘世锦认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当然要重视宏观政策，但注意力更多地还是要放到推动结构性改革。
针对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刘世锦表示，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提升，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需要随之调整。比如在制定某项政策时，首先要大量搜集数据，和市场进行充分沟通，稳定企业预期。“还是曾经说过的一句老话，要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和法律的办法，能用市场解决的交给市场，能用法律解决的交给法律，要用行政手段的，也应尽量提高前瞻性、有效性。”刘世锦说。
“中国经济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侧的问题，也就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刘世锦说。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居民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近几年中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变化。扩大消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增加居民收入，另外还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解决居民后顾之忧。
消费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指的是衣食住行等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消费，以个体消费为主。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医疗、改善性住房、养老、文娱等需求，更多的是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没有跟上，导致发展型消费增长相对比较慢，这是现在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刘世锦认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型消费上，需要补齐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其中要重点关注进城农民工群体，特别是近2亿进城但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基本公共服务缺口更大。
“教育、医疗、改善性住房、养老、文娱等发展型消费，不仅仅是消费，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型消费实际上在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刘世锦表示，这就要求政府转变投资理念，从以物为主的投资方式向以人为中心的投资方式转变，重视培育人力资本。
“一个城市已经有十条地铁了，还要再修两条地铁；另一种方案是用修两条地铁的钱解决农民工住房、医疗、社保等问题。显然，后一种方案对于人力资本的培育以及内需的拉动效应更强，影响更深远。”刘世锦举例说明。
近年来，政策层面多次强调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刘世锦表示，过去固定资产投资的三驾马车——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服务业投资已经取代了房地产投资的位置。房地产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目前还处在负增长阶段，以后应该能回到正常增长状态，但已经不可能在投资中扮演过去那种角色了。从地方反映来看，基建投资也普遍面临缺钱和缺项目的问题。
刘世锦认为，基建投资仍是扩大投资的重要领域，但要和都市圈建设相结合，提高投资效率。制造业投资要投向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相关领域，带动生产率提升。近年来，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稳定性较强，下一步要重视这个领域。
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保护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为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
谈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刘世锦表示，不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亦或是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最终都要由一批具有创新力的企业落地。
在采访中，刘世锦特别提到要稳定企业家预期、提振企业家信心，以更大力度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比过去更需要企业家精神。”刘世锦强调说。
此外，中国还要继续发挥工程化能力强的优势。“目前我们的前沿创新能力，特别是科学发现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的跟随能力，特别是工程化能力比较强。不要低估这种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得上。”刘世锦表示，这一能力是建立在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基础之上，这种优势需要保持住。
刘世锦同时提到，与实现从“1到2”的模仿能力相比，我国缺乏的是从“0到1”的原创能力。要重视基础科学，更重要的就是要聚集一流优秀人才，不仅是国内的优秀人才，还要聚集全球的优秀人才。“我们需要在科技前沿阵地上，就是所谓的‘无人区’，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和开发，提高我们从‘0-1’的能力，这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刘世锦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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