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金融强国的丰富内涵，明确提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目标任务。从理论上深刻把握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谋划，从实践上努力探索建设金融强国的实现路径，不仅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核。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遵循，基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大国兴衰以及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尝试提出金融强国的理论框架、探索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由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发展关乎大国兴衰的深刻把握，突出了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绘制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宏伟蓝图。不过，从学术角度看，金融强国的文献乏善可陈，无论是一般经济学还是现代金融学都鲜有涉及。本文拟从历史考察、理论溯源与战略思维三个方面，尝试提出金融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兴衰与金融有着密切联系。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出现了大分流，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颇具竞争力的假说是金融大分流导致了经济大分流（张晓晶、王庆，2023）。

金融强国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金融自身的强大，即从各方面指标来看，其金融体系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二是指一国的金融发展足以支撑一国国力的强大，即金融助力强国建设。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历史上看，真正称得上是金融强国的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曾先后成为世界强国（甚至是一时无两的霸主）；另一方面，在其强国崛起过程中，强大金融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这三个国家的金融演进与霸权更替完美诠释了金融发展关乎大国兴衰的论断。

荷兰作为17世纪中叶（1625—1675年）的世界性霸权国家，是因为其在16—17世纪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特别是以鲱鱼为代表的水产业以及依靠填海造田进行的农业生产、纺织业、造船业等十分发达，海运业更是开展至世界各地，有着“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荷兰不仅在产业与贸易上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其金融创新也享誉世界，并为荷兰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Tracy（1985）认为，正是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为进一步压榨低地省份的经济资源，强迫荷兰接受了公共借贷体制，成就了迪克森所定义的“金融革命”的荷兰版本。结果是，荷兰在后来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期间可以借助公共借贷体系发行低利率的公债券，持续获得资金支持其对抗西班牙的战争。除公债市场为尼德兰革命筹集战争经费外，资本市场也为荷兰的对外贸易与殖民扩张提供了雄厚资本。

英国成为强国显然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可以追溯到金融革命。希克斯认为，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金融革命”，为英国霸权战争与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英国迎来了威廉三世——一位来自荷兰的君主。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荷兰的银行家、金融从业者以及“荷兰金融的基因序列”（戈兹曼，2017）。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签订对英国政体的改造，及其带来的可置信承诺为后续的金融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议会地位的确立和稳固保证了政府无法制定侵害私人产权的财政政策。而其在1694年主导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在进一步制衡政府财政的同时，成为了英国金融体系扩张的中心与稳定器。这些因素使得英国成功地“荷兰化”：其公共信用市场在经历了初期的波动之后逐渐稳定，在光荣革命三十年后，英国的国债利率已基本与荷兰持平。这种强大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能够筹集更多资金发展国力乃至为战争融资。可以说，在英法争霸过程中，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最终战胜法国，其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英国拥有更为发达的金融技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后续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金融支持，使得大规模工业产业在纺织机和蒸汽机等标志性发明创造后快速实现。

美国在其霸权崛起过程中，也处处可见金融的关键性作用。为重大战争如内战、一战以及二战融资，使得国债的发行、流通与交易成为美国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形成的起点；相应地，华尔街的兴起、发展与扩张又推动了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交易于16世纪在荷兰和英国复兴。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泡沫相继破灭，结果法国股市崩溃，而英国则因议会通过的1720年《泡沫法案》，使任何新公司几乎都不能向公众发行股票，英国股市从此沉寂，这个局面一直到1856年议会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法案》才结束。也正是这个原因，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18世纪上半期就把股市大发展的机会留给了后来的美国，以至于到英国1856年重启股市时，美国资本市场已经远远走在前面，包括工业革命的引擎也已经从英国转移到美国（陈志武，2022）。这也给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的活力与发展开始显著落后于美国的金融原因。就“金融技术”而言，英国学习荷兰，美国学习西欧。美国自建国以来，先是继承西欧的传统金融行业，然后逐步将资本市场、消费信贷、保险和投资银行都推向新高。由此，丰富了企业发展的资本支持，让创业创新风险分散在千千万万投资者之中，为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

金融强国并不见诸所谓的西方主流文献，也鲜见于现代金融学教科书，但与之相关的讨论还是有一些，比如“金融霸权”“货币霸权”“金融结构性权力”“汇率武器”“金融国策”等。正是沿着这样的线索，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理论溯源，即国际金融权力、金融武器与金融国策，以及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进而讨论了一国金融强大的潜在收益，以及金融扩张（或金融化）与霸权更替之间的复杂关联。

1. 国际金融权力。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近百年里，金融权力也长期被主流理论和经验研究所忽略。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诞生，特别是以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金融结构性权力才进入学术视野，并为解释一国金融的超越性影响力（比如金融霸权）提供了理论支撑。

斯特兰奇（1990）的创新在于将“金融结构权力”列入维系国际生产关系的四大“结构性权力”之中。斯特兰奇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两种——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联系性权力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机器、政治机构、经济企业、（同样重要的是）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简言之，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斯特兰奇认为“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基于这四种价值诉求的逻辑，她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这四种结构并不孤立存在，它们通过相互联系而产生结构性权力，从而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影响。金融结构是指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和。她认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中，投资不是依靠利润积累所得的现金而是依靠信贷创造。这其实是继承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观点。因此，一国一旦获得他国对其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即发放信贷的权力，就拥有了动员全球资源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彻底摆脱了黄金的束缚，获得了控制或滥用信贷记账单位货币的权力。美国也因此在更有利可图的世界金融服务业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并将该市场作为营销其他行业的有效权力源泉。因此，在“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下，当时多数学者认为的“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只是美国在传统产业上的衰落，实际上，金融结构性权力的提升增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美国霸权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强化。

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对于金融的超越性影响力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不过，金融影响力并不仅仅体现为结构性权力，还包括更为基础的关系性权力、主导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以及作为软实力的观念性权力。由此，国际金融权力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形成一个分析框架（见表1）。横向维度是指国际金融权力的四种类型，即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国际金融权力。纵向维度探索了特定类型权力内部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实力、意愿和能力。实力是一个基础性要素，是国际金融权力的客观（物质或观念）来源或载体。意愿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战略要素，即通过一国的宏观政策和战略体现出其对特定类型国家金融权力的意愿。能力描述的是操作性要素，其与狭义的国际金融权力内涵最为接近，指的是国家进行权力博弈的具体操作方式。以上四种权力类型和三大构成要素共同形成关于国际金融权力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为把握金融强国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表1 国际金融权力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张发林（2020）。

2.金融武器与金融国策。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的金融制裁以及“金融武器化”已经人所共知了。其实，在多年前，这类问题就已经在货币国策以及金融国策的框架内讨论了。

所谓金融国策（financial statecraft），即金融外交战略，核心是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影响，大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确保或限制资本流动，对非国家实体实施金融制裁，在他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承销该国债券，货币联盟或美元化（Steil & Litan，2006）。广义而言，金融国策是一国利用其在金融方面的全球影响力（如所谓的“国际金融权力”），对他国实施影响和控制。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国策论是国际金融权力论的进一步应用和拓展。

货币国策（monetary statecraft）——作为金融国策的一部分——是指通过操控货币环境来影响其他国家政策的努力，这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反复呈现的一个特征。在过去的若干关键时刻，美国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弱点改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竭力迫使其政府和央行进行政策调整。尽管“汇率武器”（exchange‐rate weapon）在有的阶段比其他阶段更成功，但是在贸易失衡调整的国际冲突中，它一直都扮演着关键角色（Henning，2006）。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际货币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每个周期从相对和谐开始，继而进入失衡调整中的高度对抗，最终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进入新的相对和谐阶段。如此周而复始。Henning把近五十多年分成五个周期，即：（1）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1978年波恩峰会解决世界再通胀冲突；（3）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4）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衰退和复苏；（5）新世纪的纠纷。在每个周期中，美国政府总是压迫欧洲和日本政府或央行采取扩张举措，并且自己主动鼓励美元贬值（Henning，2006）。这一系列事实背后演进的完整逻辑链条是：全球失衡引发经济冲突，经济冲突需要政策协调，协调过程受制于美国的金融权力特别是货币霸权，汇率是实现其金融权力的关键武器。

金融国策除了汇率武器，还有其他的金融战略（或武器）：推行美元化，金融自由化，美元互换协议，以及将他国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SWIFT）之外的金融制裁等。

关于美元化，金融国策的提出者（Steil & Litan，2006）态度非常明确：在美国国境之外推行美元化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需要重新启动第106届国会曾做过的旨在推动美元化的努力，更为紧迫的是美国应停止实施目前这种无节制的财政政策，并不再对美元的前途漠不关心。如果布什政府不能令人信服地坚决地改变令人担心的长期预算赤字政策，全球将失去美元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信心，美元化进程可能会戛然而止。鉴于目前无论是欧元还是别的货币，都还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化的戛然而止将会更加令人担忧。美元化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巩固货币进程的失败，更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危机和更多的反全球化的思潮。他们进一步对未来的美国金融国策提出期望：一个开明的美国金融国策将永远与上述原则并行不悖。美国的安全与长期繁荣的、自由的、有规则的、各国人民渴望依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鉴于数字时代中的金钱和安全的本质，金融市场是这一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市场适应着各国规则，也利用各国规则进行套利，而且套利的方法和速度常常是政策制定者们所不能完全预料和评估的。金融国策的提出旨在让这一评估工作做得更好，使未来的金融国策能够更加明智和更加有效。

金融国策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金融如果不够强大，将可能成为大国金融武器的牺牲品。

3.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无论是金融权力还是金融国策，更多强调了金融强大的“好处”。但事实上，金融是双刃剑，过度金融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金融（力量）周期和国之兴衰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和复杂因果关联，任何单向的思维都是不全面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乔万尼·阿里吉（2012）以“金融扩张”为基点识别分析了资本主义扩张历史上的四个“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第一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第二是从16世纪末开始到18世纪的荷兰周期；第三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周期；第四是从19世纪持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金融从实体经济（如商贸、生产等）中抽离而自我扩张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资本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比如商业资本或产业资本）转向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后者（即货币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在为自己寻求更大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这一倾向在15世纪的意大利就已经很明显。布罗代尔（1979）指出，在16世纪下半叶，资金过剩的热那亚曾走过同一条道路，专一向天主教国王放款的“旧贵族”逐渐脱离了积极的商业活动。阿姆斯特丹竟然重蹈覆辙，抛开“仓储贸易”的实际利益，追求食息取利的空幻希望，甚至以其资金推动伦敦的繁荣。继荷兰之后，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重复了这种现象，当时工业革命这一宏伟事业的结束造成了货币资本供应的过剩。美国资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了一条相似道路。

金融扩张以及从实体经济部门“抽离”的开始阶段，可以看作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系积累过程的主导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将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这种转移体现了一次危机，意思是：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主导机构通过这种转移表明，它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同时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大金融资本投资能否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它的领导和主导地位作出了肯定的判断。这种危机是一场体系深处的危机的信号。然而，转向大金融资本可以暂时阻止这场危机的爆发。事实上，这种转变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它可以把物质扩张的末期变成一个“美妙时刻”，物质扩张的促进者和组织者能够继续获得财富和势力。它在四次体系积累周期中都起到了这种作用，只是程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已（阿里吉，2022）。

从资本积累体系与权力体系的关系来看，早期的资本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并从属于权力体系，但随着积累体系的不断扩张乃至最后覆盖全球，他们越来越脱离并支配权力体系。因此，为了成功地追求权力，政府不仅在立国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而且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必须起带头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一种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权力体系的制度，转变为一种权力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积累体系的制度，经过一系列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包括一个物质扩张阶段和一个接踵而来的金融扩张阶段。其中，金融扩张代表着一个宣言，不仅宣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特别发展阶段已经成熟，而且宣布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霸权实现形式，金融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权力，是从属于资本积累规律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扩张的逻辑（包括从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逻辑）从属于资本积累的大逻辑，这从根本上诠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发展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其他。皮凯蒂（2014）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

进一步而言，体系积累周期中的金融扩张以及由实体经济中“抽离”而形成的金融化是发展阶段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它将会被新的积累体制所取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美国周期中所呈现的不断继起的金融扩张，一方面能够产生超越性的全球金融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在宣告旧积累体制走向没落和新积累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一代强国）的崛起。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金融无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面纱论”“中性论”。从文献上看，金融发展促进长期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也层出不穷，为金融强国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

1.金融发展与长期增长。白芝浩较早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便利资本流动方面功不可没（Bagehot，1873）。熊彼特也指出，银行在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方面起了很大作用（Schumpeter，1912）。二战以后，格利和肖推动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他们指出，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Gurley & Shaw，1960）。随后，帕特里克考察了欠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的逻辑关联是：金融发展促进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实际产出的增长（Patrick，1966）。格申克龙研究了19世纪中叶到一战时期欧洲工业化中不同融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比较金融研究的雏形（Gerschenkron，1962）。进入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McKinnon，1973；Shaw，1973）。他们反对利率管制和金融压抑，主张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金融自由化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核心。他们相信金融部门和任何部门一样，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可以达到均衡状态，即帕累托状态。而在此前，主导性看法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后来的斯蒂格利茨仍然坚持这种意见），二人则对之提出质疑并主张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麦金农－肖模式的贡献在于建立了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少学者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等因素，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内生成长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张晓晶，2022）。

在理论与机制分析基础上，也涌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文献。早期的经验研究未能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联。最早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的是King & levine（1993）。他们通过（反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的精心设计以及对其他与增长相关的变量进行控制，明确了二者的因果关联：即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可以很好预测后来的经济增长、资本及生产率增长。不过，该研究本身也有不足，比如对因果关系的检验。Rajan & Zingales（1998）指出，如果金融市场增加借款是由于预期到未来更快增长，那么金融发展的初始水平就可能是一个先行指标而不是起因。一个解决因果问题的办法是找到这样一个指标，它不可能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却能衡量金融发展的某个方面。Roubini & Sala‐i‐Martin（1995）发现银行准备金率符合这一要求。这一指标基本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它可以作为金融压抑的一个标志，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8）采用的是另一套解决办法，将金融与增长的关系分解。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减少了外部融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增长。

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长期增长，正在于金融独特的功能。根据Merton & Bodie（1995）的说法，金融因为便利了经济资源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时空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从而促进了增长。具体而言，金融由于在支付结算、资源动员、风险配置和信号显示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减少了经济运行中的广义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2. 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促进长期增长，从一个角度论证了一国现代化与金融支持的密不可分；而经济金融共生共荣则为把握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而强。一方面，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建设金融强国应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中国经济基本面好、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不断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

金融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是局部服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另一方面，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建设也只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现代化，是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必然要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以金融强国为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脚注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