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当前，我国还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亟待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给我国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带来新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建立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这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一方面，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奠定体制机制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需要，也是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鼓励居民消费的必然要求。这要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形成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尤其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土地等资源类生产要素以及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前瞻谋划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让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发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四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方面，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坚持分类改革方向，进一步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打造一批创新型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一视同仁地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打造大批现代企业，全面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现代化离不开开放，开放成就现代化。过去我国取得的经济奇迹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了三个重要角色，一是深度参与者——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二是积极促进者——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三是合作创新者——共同推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注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

一是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高质量要素汇集高地、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特别是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二是积极探索推进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以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尽快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建立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大力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全面清理不合理的经营限制条件，推进服务业准入审批事项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按照与内资一致的条件和程序审核外国投资者的许可申请。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广义的改革本身就包括开放内涵，而改革深化又是寓于开放之中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内改革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也通过对外开放来助推改革、深化改革，从而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走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适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体制机制，实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而我国经济循环不畅主要表现在内需体系还不完整、循环效率和质量有待提升上。这要求实现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结合，一方面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深化改革，更好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从而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通过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形成有效的科技人才发现、培育、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通过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求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引进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推进国内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进一步破除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市场体系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利用我国强大生产能力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