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任务。数据成为新要素、创新成为新主驱动力、协调融合发展成为新思路、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底色、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拓展空间、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目的是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新型工业化是我国中长期多重战略重任的实现路径，数字化变革、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导向等重塑了我国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为此，我们需要重点从关键要素、融合创新、结构优化、政策转型等方面完善工业化的运行体系，优化产业创新生态，不断增强工业化的动力与活力。

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摘自：《财贸经济》2024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4年第3期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这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业化是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一个国家以及产业走向现代化、成为强国的必由之路。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新形势下，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出现了新变化。这就需要深刻理解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厘清面临的新形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推进新型工业化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局中，放在国内外竞争格局重塑的时局中加以统筹与推进。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提供坚实支撑。

新型工业化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动态演进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至今已有20多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主线。新发展理念赋予新型工业化新的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成为新要素、创新成为新主驱动力、协调融合发展成为新思路、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底色、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拓展空间、共享发展成果成为新目的。

（一）数据成为新要素

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在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基础是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组织等之外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是新型工业化最关键最核心的资源。数据不仅作为生产函数新的要素改变了要素投入的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数据的数字经济能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数据的应用催生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重塑了要素结构和组织结构，显著提高了其他要素的创新能力和配置效率，成为产业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新来源。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工业规模也蕴含着潜力巨大的数据金矿，为新型工业化助力的潜在能力巨大。

（二）创新成为新驱动

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传统工业化的中后期，新型工业化战略需要从赶超跨越式的速度型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主要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拉动不同，新型工业化主要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驱动力，从而实现内涵式发展。新形势下创新驱动的要义在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科技现代化，这是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三）协调成为新思路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整体上是并联型、叠加型的工业化，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意味着新型工业化不是单兵突进的工业化，需要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通过促进城乡、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内生动力。其中的关键在于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打破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四）绿色成为新底色

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走的是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绿色工业化之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的硬约束。

（五）开放成为新空间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工业化是高水平开放的工业化，这不仅要求我国产业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与融合，也需要在重要产业领域对国内各类市场主体开放，营造准入准营的市场氛围，以高水准的国内市场对接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对等竞争的产业发展新空间。新型工业化开放新空间的拓展需要对标全球高标准，在工业化的核心资源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六）共享成为新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重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强工业发展的国内外共享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新的包容性特点。

（一）新型工业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重战略重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由于能享受规模经济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阶段，保持制造业相对稳定的比例比较重要，历史上成功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经济体在我国同等发展水平时工业大都维持在30%~40%的比重，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重中之重在新型工业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是工业体系健全，其次是规模庞大，再次是结构持续优化，最后是重点领域重大成果涌现。但我国离制造强国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制造强国指数显示，我国还处在第三梯队。按照我国制造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到2045年，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在此过程中，全球领先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形成需要高质量新型工业化作为支撑。可见，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制造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都需要新型工业化来助推，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扭住新型工业化的“牛鼻子”。

（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赋能工业化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强大支撑。数实融合直接决定着工业的先进水平和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以其战略性、基础性、强渗透性、普惠性等特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的内涵，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现有的组织方式、制度创新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数字赋能的核心在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存在着确权难、交易难、应用难、监管难等掣肘，高质量数据挖掘和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资源的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新的国家、区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对治理特别是跨界治理带来了更大挑战，其中的要素替代、产业转化、组织变革需要新的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数字全球化、全球产业链合作中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与治理，标准与规则成为工业化新的竞争手段。

（三）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对我国工业化的全球参与带来新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出现了“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尝试通过再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纷纷出台多种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和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加快实施再工业化。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流，通过美国等经济体再工业化和产业链重构对我国重点产业形成立体式、多方位的“五大极限遏制”。

（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导向重塑我国新型工业化逻辑

产业链供应链是实体经济的筋骨和血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和纽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大国博弈以及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对等权重不断上升，供应链多元化和收缩趋势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布局逻辑、制度规则、竞争范式等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基于成本—效率的分工合作范式演变为安全—成本—效率范式，对我国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合作方式带来了较大冲击；基于安全和去风险考虑，横向近岸化、分散化、智慧化、敏捷化、集群化和短链化成为产业布局新的逻辑，我国部分产业面临全球产业链合作脱链风险；更多高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向区域性协定集中，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等条款对我国发展挑战大；供应链组织形式从跨国公司主导逐步向大型平台企业主导转变，产业集群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上述变化对我国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提出了新的调整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新的着力点与方向。

在产业韧性和安全导向下，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通过产业立法、产业链分级管理、对外结盟等方式重构全球产业链格局，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优先的同时遏制中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重点产业链的国际参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一）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着力点，激发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转型的动力与活力

第一，加快探索国家层面的数据确权立法，逐步明确数据权属。立足分类分级的原则，在法律层面按照数据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别探索确权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进行立法实践的试点探索，在不同的场景领域、针对数据全生命周期权益为全国立法总结经验。逐步构建完整的规则体系，保护数据来源者权益，以及数据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财产权等财产权益免受侵害，为数据充分流动、避免数据滥用和垄断提供基本遵循。规范数据生产，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参与主体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数据交易平台建设，鼓励多元化的数据交易流通。针对各地数据交易所盲目扩张、低效运营的问题，出台国家层面的数据交易所管理办法，强化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区域以及行业层面的交易机构，建立全国层面的数据交易场所和平台，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

第三，积极探索并完善数据服务商模式、数据信托、数据管理以及针对具体领域的个性化数据应用等多种数据交易模式。借鉴德国工业数据空间的做法，率先在应用市场广阔的工业等领域建设安全可信的数据共享空间。建议重点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链主企业牵头制定工业数据空间行业建设标准和应用指南。统筹现有行业的各类重大专项、产业基金、示范项目等资源对工业数据空间建设进行叠加支持，打造并推广相应的示范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共享和价值释放。

第四，推进数据质量体系建设，提升数据产业链的价值。支持产业链链主牵头，汇聚行业内跨组织、跨区域数据资源和技术力量，建立大规模、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开展相关领域的数据标准研制工作。鼓励市场主体利用高质量数据进行深度加工，研究开发高附加值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加大力度培育在数据集成、数据经纪、数据公证、数据保险、数据托管等方面具有多样专业的数据服务机构。建议教育部门探索试点数据方面的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人才基础。

第五，靶向施策，激发各类企业做强数字化业务的内在动力。国有大企业集团拥有复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可以在重点行业中出台示范性应用场景的标杆计划。应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数字化链主”计划，整合上下游的优势企业。民营数字化服务商市场敏锐性高，可以向其开放一些个性化的应用场景，提升其解决专业、精深数字化需求的能力。鼓励工业互联网等平台针对每个工业门类开发一些小切口应用场景，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得感。外资企业数字化服务商业务能力高端、综合性强，利用海南自贸港、临港新片区等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引进数字化功能型机构，探索在一些市场化程度高、潜力大、数据安全可控的领域积极向外企开放合作，在可控的范围内推动其数字化改造服务的溢出，在竞合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第六，强化数字化产业链政策，提升产业数字化协同转型能力。推动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政策的双向支持，通过交易撮合、专项补贴、平台搭建等方式完善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政策联动、叠加优惠上积极创新，发挥政策的集成性、时效性和精准性，增强整个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获得感。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加快推动“产业电商平台”集群发展，形成相应领域数字化供应链产业联盟。

（二）以“四链”融合推动创新生态建设，为工业化创新驱动装上加速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这是促进创新驱动，发挥大国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四链”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现代经济增长分析的范式中，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是核心输入变量，而产业链则是输出变量，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供需联动与融合。因此，“四链”融合的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降低“四链”优化配置的障碍：一是推动创新全链条贯通，优化创新资金全链条配置；二是从单点的激励政策向畅通“四链”协同的“串链”政策转型，激发“四链”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三是高标准建设要素市场体系，促进“四链”要素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三）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产业安全，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巩固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实体经济根基，实现新兴产业更高端、传统产业更前沿的产业内涵式发展，避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一是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增加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推动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兼并重组，提升技术能级和在全球分工体系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全产业链条的优势，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擦亮中国制造名片。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四是创新体制机制，优化适应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赛道”的产业生态建设。

深入推进制造和服务的双向赋能。在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制造和服务融合、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趋势下，传统制造和服务的产值结构指标无法体现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趋势。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其内部结构变动的本质是高生产率部门替代低生产率部门的过程，因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应是生产率导向。促进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发展，需要在一些关键因素，如放松基础性产业的规制、降低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消除产业要素的流动障碍、创新监管方式等入手，完善制造与服务的长效关联机制。一是，完善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双向互促机制，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效应。二是，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管齐下，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涌现。

（四）深入推进制度政策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中国这样的大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仅有利于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指其受到外部冲击后能恢复原样甚至达到更理想状态，在极端情况下能够有效运转，在关键时刻能够反制封锁打压，并能够在价值链中获利的能力。大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要体现在“点线面”上的有机统一。“点”主要包括以五基（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为核心的产业基础建设，以及具有产业链治理能力的链主企业；“线”主要体现为产业的链接能力和协同能力，包括产业各环节的协作、空间的优化配置；“面”主要体现为价值创造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安全导向，也需要有可持续的盈利和效率体现。

第一，打好“市场双向拓展”牌、“规则引领”牌，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渗透力和引领力，提升重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通性与根植性。一是在安全可控的原则下进一步降低外商外资的进入门槛，构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准入机制。对标国际高标准，加快关键领域改革开放试点。二是积极主动承担提升全球供应链弹性的国际责任，在跨国议题中寻求国际产业链合作最大公约数，稳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大盘。

第二，探索产业领域的立法保障制度，发挥“政策集成”效果，加快产业政策向畅通产业链协同的产业链政策转型。一是，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政策进行顶层的设计、评估、推进与监督。二是，积极探索我国在促进产业创新、提高产业韧性与安全水平方面的产业立法实践。

第三，积极推进单点产业政策向集成的产业链政策转型，重点应实现“节点”政策、“链接”政策的聚焦，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产业链政策更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链接过程。一是强化产业“节点”政策，加强产业链补短锻长。二是强化产业“链接”政策，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