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财贸经济 ,作者张晓晶
本文刊发于《财贸经济》2024年第5期,原文标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系列专题 · 金融强国 | 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强大的货币与央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六个强大”是关于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要义。在“六个强大”中,前两强即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说是金融强国的最核心标识,是金融强国的纲;后四强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是金融强国的目。这里,我想主要就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做一些分析。
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集中体现。曾经的荷兰盾、当年的英镑以及当下的美元,一方面述说着国际储备货币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金融强国(霸权)的兴衰更替。
荷兰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储备货币。17世纪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集聚地。以前来自西属美洲的金银通过贸易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运往阿姆斯特丹,并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存入银行。这些金银在为世界贸易体系提供支付手段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各国的贸易赤字大多是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金银储备支付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银储备在稳定荷兰货币币值以及促使其成为“世界货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姆斯特丹银行掌握了整个欧洲的借贷,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提供稳定的物价和保持金银两种货币之间固定兑换比例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8世纪60年代,各国纷纷向荷兰借款,其中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再三举债的丹麦国王、瑞典国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法兰西国王、甚至汉堡市(当时还是荷兰强劲的竞争对手),最后还有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洲起义军。
英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是因为它保持着与黄金可兑换的稳定性,而金本位制正是实现这种兑换的重要保证。实施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乃至以后的国际金融体系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英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历史并不算短,从1717年牛顿将黄金和英镑价格固定,到1816年正式从法律上确定这一制度,经历了一个世纪。这期间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促进,也离不开金本位这一稳定货币制度的支撑。坚持金本位并向全球推广,扩大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由此形成了以黄金为基础、以英镑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本位体系(1870—1914年),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英国于1870年以后将金本位制推广到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在内的更广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衰落。国际金本位体系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在其鼎盛时期,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性对于英国作为强国的意义至为关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强调的,“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有时经由坚船利炮的恐吓来获得其支配地位,然而,它更经常的是通过适时牵引世界货币网络的绳索来大行其道的”。
1944年7月,弥漫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硝烟尚未散去,44国代表便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讨论创建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英国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旨在弱化主权货币的“凯恩斯方案”,但最终通过了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怀特方案”中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了各国拥有主权货币的格局,并追求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核心。这反映了美元当时已经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事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内容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至此,美元取代英镑坐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头把交椅,成为其他各国主权货币的“锚”。1971年后,“特里芬难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成为真正的信用货币。美元与黄金脱钩、凭借自身信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这和英国当年的英镑与黄金挂钩、靠主导国际金本位体系来行使英镑霸权有着根本不同。美元凭借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及美欧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计价手段、交易中介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等职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强大货币的威力。
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强大的货币是本国央行成为全球央行的前提;另一方面,本国央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货币的保证。
历史上英格兰央行曾保持了英镑币值的长期稳定。按布罗代尔的说法,英镑自1560—1561年前后(早于英格兰央行创立100年)被伊丽莎白一直稳定下来,维持了300年的币值稳定。这不仅确立了英镑的货币霸权地位,还有助于提升英国国债的公信力,货币和国债在国际市场上信誉良好为英国成为金融强国奠定了基础。央行的职能不只是维护币值稳定,事实上,随着英格兰银行开始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央行也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维护者。这两项重要职能都是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支撑。
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被赋予了四大职能: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建立全国清算支付系统、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以及对银行业实行监管。自此,美联储成为美国央行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机构。尽管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更多的是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联储因为美元的强大而成为全球央行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今,美联储的一举一动甚至任何一个措辞的微妙变化都可能引起全球市场的波动,而联邦基金利率也成为其他各国央行的参考基准。虽然各国都希望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效应仍然足够强大,进而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金融周期。当然,美联储也不只是坐享其成,它在维护美元霸权方面也不遗余力,这包括通胀治理、美元汇率的管理(包括干预汇率的谈判、汇率武器)、美元互换网络,以及借助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来实施控制和影响等。
从理论角度来看,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本质在信用,保障在制度。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从货币的演进来看,从贝壳、金银到纸币以及电子货币,从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这些都体现出货币最终所代表的是一种信用关系。人们接受货币是基于一种信任,即相信他人也会接受这种货币。因此,《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认为,货币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基于信任。
一国拥有了强大的货币,就意味着该国拥有了强大的国家信用。因为这个时候,本国的信用就成为全球信用。无论是发货币还是发债,都会被全球所接受。因此,储备货币国的信用就可以被用于动员全球资源(储蓄),从而体现出金融“无中生有”的神秘功能。这里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巫术或炼金术,而是借助信用的“无形”,“生出”其调动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能力。一个更一般的例子在于:在全球债务总量中,有70%为发达国家所有,有30%为发展中国家所有。这就体现出发达国家的信用,即可以借更多的债,并且其发债成本比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由此形成的信用利差反映了不同经济体信用的差异。美元因为有着美国强大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的支撑,具备强大的信用,从而无论是美元货币还是美元债券,都被认为是全球安全资产,从而为全球投资者所追捧。
不过,信用并不是靠国家的宣称就会维持,而需要制度保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大约在1000年前,交子就已在四川地区的市面上流通。纸币的实际价值需要政府信用以及相关制度安排来维系。这里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府能否确定稳定币值的目标以及控制纸币的流通量等。但在王朝面临财政困难甚至财政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增发纸币来填补财政窟窿的诱惑便无法抵御。事实上,即便有精英人士意识到需要控制货币超发,当时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于是导致后来的货币滥发,国家信用丧失,不可持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这1/4的世纪中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与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但在1973年,美元-黄金本位制崩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从此,美元经历了价值波动与国际地位的起伏。美元的第一次贬值从1971年开始,美元国际储备地位也相应转入下行周期,从1976年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86.6%的高份额,到20世纪80年代末占比不足60%。在此期间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地位不断攀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大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9.1%和9.4%的峰值。1995年,美国财长鲁宾对外推行强势美元战略,到2001年,美元保持稳步升值态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稳步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重回70%的历史高位。
无论是西班牙、法国历史上的赖账,美国的“尼克松冲击”(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纸币超发,都是因为缺乏制度保障(比如对于政府的硬约束)而导致国家信用的丧失或不稳定。而英国之所以成功——运用国家信用赢得了战争、推动了工业革命——则在于“光荣革命”后对于王权的限制。缺乏财政纪律约束的政府往往会滥用国家信用,从而使其逐步丧失可信度与可持续性。因此,尽管鼓吹赤字货币化的现代货币理论(MMT)颇为流行,但鲜有政府宣称自己会这么做;不少国家设置了赤字率门槛,美国国会还给政府发债设置了债务上限。这些均表明,国家信用的维护需要制度保障,包括对王权或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央行在维护币值稳定方面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历史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就中国而言,拥有强大货币与强大央行,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既需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根基,也是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的基本前提。荷兰盾的世界货币地位建立在荷兰的经济特别是贸易强国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积累财富,荷兰的货币通过大量金融创新以及服务国际贸易方式向海外拓展。英镑的崛起并取代荷兰盾成为世界货币,则基于英国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美元的强大则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体量占世界比重超过50%,比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还要多;科技实力方面则一直执世界之牛耳;综合国力世界第一。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金融循环的有力支撑,有利于吸引全球金融资源,并为强大而稳定的货币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因此,货币与央行的强大,以至金融的强大,还要依赖于经济的强大。就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以及为金融强国建设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而言,未来我们还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由此不断增强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其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尤为重要。
二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大央行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央行的政策实施应主要基于规则(rule-based)、目标清晰(无论通货膨胀目标、名义GDP目标还是就业目标),这样有利于央行建立可置信承诺,货币政策效果也会更好。在此基础上,央行要以维持币值的内外稳定(即通胀水平的稳定和汇率水平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我为主”:对外,努力减少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对内,不要被诸多其他目标所影响或干扰。推动国债作为重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产定价中的重要作用。丰富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五篇大文章”。
三是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扩面增量,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应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基于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加强与周边和东盟国家本币结算(LCS)合作。推进人民币对相关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境外国家和地区发展当地人民币外汇市场。在资本账户不宜全面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可构建一个高水平、全面开放、包含境内和境外两部分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从而使风险更可控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本文刊发于《财贸经济》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