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学习与探索 ，作者刘尚希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摘要】：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来源，且风险在人类文明的加速演进中扩散。政策和战略在实现对冲公共风险和构建确定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制定政策和战略时，需要遵循审慎原则和最小化原则。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确定性的新路径，也是风险权衡的结果，但仍需在前进路上不断进行风险权衡，以构建相对的确定性。风险权衡需要从不确定性出发。确定性是人类通过“改造世界”而构建的，不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带给我们的。在不确定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高风险权衡能力迫在眉睫。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各种未知的风险挑战如影随形。正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风险挑战。这迫切需要我们扩大思维的维度，跨学科来创新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源自我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忧患意识”并非只是一种头脑中的意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中，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高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能用来改造世界，构建我们所需要的发展确定性，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风险权衡”的探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20世纪前，由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被认为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从认识论来看，经典力学拥有对过去和未来的完整、客观的描述。这种基于绝对时空观的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往往将科学思维与经典力学思维等同起来。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牛顿“决定论”的局限。普里戈金认为，“现在能把概率包括到物理学基本定律的表述之中。只要能做到这一点，牛顿决定论就破产了：未来不再由过去所确定，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对称性被打破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非线性动力学的混沌概念，混沌学科的奇异吸引子等证据，表明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性的，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这颠覆了以往的科学认知。遗憾的是，新的科学认知并未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认知，依然在按照传统方式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追逐物理学脚步的经济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在时空上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而我们观察到的确定性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规则、制度、秩序及其发展的方向，只是人类的自我构建。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再到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时空观，是自然科学对世界认知的一次次突破，尤其是量子力学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关于物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主观意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而是让本源态的不确定性变为本征态的确定性。当今时代，不确定性世界观被广泛接受，且日益成为创新性理论的世界观基础。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来源。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是无风险可言的。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不确定性成为全球的热词，风险越来越主导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风险意味着成本。风险的上升，无论从个体还是从行业和社会共同体来看，成本都是上升的，都会降低经济效率和大众生活幸福感，加大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较早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我们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是对人类发展状态特征的一种描述和刻画，从社会的视角揭示了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在风险社会，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已经大大超过来自自然界的风险，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对一些国家的社会冲击，这是任何一种自然灾害所无法比拟的。随着人类的分工合作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超出任何时候。风险不断社会化，人与人之间互为风险源，任意个体的风险都可能系统化、公共化，演化为系统风险和公共风险。这使风险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金融关系、社会利益关系转变为风险关系，需要重新加以认知。以文明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种形态：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数字革命。从大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人类文明是加速演进的。农业文明，用千年跨度看待才能见到其变化；工业文明，用百年跨度就能观察到显著变化；数字经济，十年跨度即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以前的经济社会是实体化的，而进入数字化之后，经济社会加速虚拟化，各种虚拟空间、虚拟平台加速涌现。加上经济的金融化、财富的金融化和定价的风险化，基于实体逻辑的经济理论对一些新现象无法解释，如负利率、负价格。“虚拟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与传统的“实体现实”相叠加，现实世界演化为二者的叠加态。这与量子的特征相似，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量子社会”。这为风险传播扩散提供了新的条件。人类文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然而人类并没有适应这种加速发展的态势，规则“破”（失效）的速度快于“立”（构建）的速度。如新型就业形态，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上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的劳动法规已无法适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并非匀速变化，而是加速变化的。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解构速度进一步加快，解构的层次也不断深入。解构衍生风险，而构建的速度跟不上解构的速度，风险生成并蔓延。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由此可推论出，我们处在一个风险世界之中。风险世界是一个叠加的状态——“实体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叠加态，二者合成为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理解这一点，是理解风险和风险权衡的前提。实体现实是我们“构建”的确定性世界，具有唯一性，符合二值逻辑；虚拟现实是本源的非确定性世界，由无数种可能性集合而成，不符合二值逻辑。这就像我们向着某一个方向前进，凡是走过的路和眼下所达到的地方，都是确定的、唯一的，可称之为“实体现实”；而继续向前的路却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没有做出选择迈步之前，都是虚拟的，是不确定的，但是现实的，只是这种现实近似于量子力学“波函数”所描述的那种状态，故称之为“虚拟现实”。而具有确定性、唯一性的“实体现实”不过是波函数“坍塌”的结果。从时间维度看，实体现实指向当下，即“现在”，是我们做出选择向前迈步导致虚拟现实中的波函数坍塌的结果。如果时间停止，就像电影画面按下暂停键，则我们处于一个无风险的唯一的、确定性世界之中。而虚拟现实在时间上指向仍未发生的未来，脚下的无数条路，在做出选择迈步之前都属于“未来”——是各种“可能态”集合而成的。问题是，我们只能走一条路，不能同时走两条路。一旦做出选择，就是唯一的、确定性的，这就是实体现实的由来。我们所感受到的确定性，其实都是我们在本源世界即不确定性世界选择的结果，并非先天的存在。从空间维度来看，实体现实和虚拟现实不是两个平行的世界，而是叠加纠缠在一起的，符合量子力学描述的“叠加态”和“纠缠态”，故而时间维度上的未来在空间属性上也属于“现实”，只是处于虚拟状态，构成我们前进的坐标。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时空是一体的，不能分离，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四维的，而不是分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但长期受经典力学的时空观影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时空绝对化，并分离开来思考问题，使得对风险思考陷入一种纠结的状态——要么是主观风险，要么是客观风险，难以窥见风险真实面目——主客观的叠加态，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超越主客观的高维形态。用现有数学工具来刻画的风险函数，加入了期望值与概率，所以，风险无法被证伪。这决定了风险权衡的主要方法是思想实验，而非仅仅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风险是现实的存在，不是凭空幻想。作为虚拟现实在实体现实中的映射，风险权衡决定了我们每一步的选择。任何选择都会基于一个预期目标，或者是一个效用函数，而预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属于虚拟现实中的一个概率分布或可能性集合，没有唯一解，风险蕴含其中。预期目标和预期结果实质都是风险的函数，因为若无风险的话，预期也就不存在了，也无须做出选择。可见，风险权衡的实质内涵是选择，选择是虚拟现实转变为实体现实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的唯一“按钮”。通过风险权衡，一旦做出选择，可能性状态的集合便不再存在，变为唯一的确定性状态。用概率论来表达，选择便是让我们从0到1之间的可能性集合状态转变为0或1的唯一确定性状态。我们不能同时执行几套方案，最终只能选择一套方案。但选择的唯一性不等于选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唯一的，依然有多种可能性。这与方案本身，如政策和战略自带风险的特性有关，后面将会涉及这一问题。按照我们熟悉的时间维度来看，风险权衡是逆时间的，即“未来—现在—过去”，从未来思考今天，而不是从今天去思考未来。这需要“虚拟理性”来认知，基于“实体理性”的实证方法，是顺时间的外推，把未来视为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这是无法“看到”风险的。所以，在风险权衡过程中，离不开虚拟理性，风险不仅仅是作为观察“对象”来看待的，而且是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一种思维来对待的。这种思维超越实体逻辑（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服从于虚拟逻辑，或量子逻辑（亦此亦彼的逻辑）。或用与此接近的一种表述，那就是概率思维逻辑。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权衡的目的是做出选择，从而构建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人类在实体世界的行为在同一时间只能是唯一的。从无数可能性中做出风险最小的选择，是我们得以行动的初始条件。权衡风险，做出选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机会成本——选择做这件事，就必须放弃做另一件事。这是风险权衡的“代价”，这本身也是一种风险。所以，风险权衡本身也是有风险的。这告诉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做出选择，都无法跳出风险世界。风险权衡是分层次的，至少可分为个体风险权衡和公共风险权衡，与之对应的是个体确定性和公共确定性。个体风险权衡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如企业、公司、居民、家庭等风险权衡是基于市场规则的，市场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货币、存贷款、保险、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从历史演变来看，都是个体风险权衡的产物。个体风险权衡的需求推动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形成了构建个体确定性的各种金融工具，由此也推动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货币化和金融化。公共风险权衡是由通过社会的自组织和政府来进行的。在现代社会，政府主导的风险权衡越来越凸显。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安排，如法律、道德都是历史变迁过程中公共风险权衡累积形成的产物。进一步延伸来观察，国家及其公共权力都是公共风险权衡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为了……不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由此可推断，若没有威胁到社会共同体存亡的公共风险——人类可能在内耗中自我消亡，则连国家也不会产生，国家及其公共权力成为人类自身构建共同体存续发展确定性的最初工具。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的职能越小越好，做一个“夜警政府”就够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限制王权，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配置给予充分的自由，亦即给要素拥有者、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权，也是风险权衡的结果。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市场机制”也是人类构建自身更大确定性的工具。无论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观察，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程来比较，充满竞争的市场机制更有利于化解靠天吃饭和生活困顿的风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工具。中国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就是希望利用市场这个工具来实现更快的发展，为中华民族构建更大的确定性。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分工协作的不断深化，人们之间越是相互依存，内生的风险就会日积月累。直到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惊醒了世人，放任市场，固然有助于人类提高应对大自然风险的能力，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人类经济活动内生的风险却日渐扩大累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主要风险，运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进行政府干预也就应运而生，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也就成为构建确定性的新工具。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加持下，在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市场的广度和力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并形成经济学新的分析框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衍生出日益复杂的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风险和防范化解风险的工具总是一同产生，不断推动人类构建起自身需要的新的确定性。从风险和风险权衡的历史变迁来看，政策和战略是人类活动不断内生的公共风险衍生出来的，若没有公共风险，无须风险权衡，政府干预也就没有必要，政策和战略也就多余了。在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和战略不断在我们眼前呈现，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很难意识到孕育它们的是公共风险、人类认知的这种盲区，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日益复杂的政策和战略体系在对冲公共风险，构建确定性的同时，也在集体无意识地制造风险，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这使风险权衡走向了最初动机——防范化解风险，注入新的确定性——的反面，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在公共领域，权衡风险的过程也就是政策、战略的选择过程。政策和战略的使命是对冲公共风险，构建公共确定性，但从前面的分析知道，任何选择是基于虚拟现实的可能性集合，那么，做出一种选择，即当选择确定之后成为一种事实，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因为人类对可能性集合的知识和认知总是不完备的，在一般的意义上，选择带有“拆盲盒”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策和战略选择具有自带风险的内在特性，无法通过实证来事前证明某一种选择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政策选择和战略抉择应遵循审慎原则和最小化原则——政策和战略不是越多越好。进一步说，政策和战略的实施过程并非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尤其当政策体系和战略体系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更易导致公共风险水平上升，与构建确定性的目标相悖，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在实践中，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以前从来未提出过的新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就是希望避免各部门政策的非一致性可能带来的风险。过去曾经提出过的“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避免“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等等说法，都表明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了政策自带风险的特性。从政策来看，其自带风险的内在特性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不匹配性，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成。按照“丁伯根法则”，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要等于政策目标的个数，且政策工具之间相互独立。当政策目标个数大于政策工具数量时，就会引发公共风险。在现实中，政策目标制定的部门和掌握政策工具的部门往往不一致，这很容易导致政策风险。二是政策自身的模糊性，在执行中产生偏差。政策的原则性较强，其语言表述难以针对具体条件给出要求，需要政策执行者“再创造”来进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若无有效的纠偏机制，则很容易引发风险。对于时空异质性很显著的大国来说，政策的明晰和模糊是一道难题。三是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准确、力度过大或过小、着力点偏差等。政策本身就是风险权衡的产物，若政策对冲公共风险把握不准，不但会“引火烧身”，而且也会导致风险蔓延。问题是，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即使“降级”到可用概率来描述的状态，也无法实现精准把握。个体风险和公共风险是相互循环，不是静态的已然的问题，公共风险与政策本身又是相互影响的，这使得公共风险对冲变得更为复杂。出现偏差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防范方向性偏差。四是政策取向的非一致性，尤其是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宏观取向的非一致性。非经济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而非经济部门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解往往带有更大的局限性，所谓“隔行如隔山”，加上知识和认知的不完备性是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要实现政策宏观取向上的一致性相当不易。五是不同部门区域政策产生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公共政策体系日渐复杂，各领域各区域的政策越来越多，基于各自的参照系是正确的，但从整体来看未必如此，子目标与总目标之间产生了内在的不一致性，这就是“分解谬误”。这种政策体系上的内在非一致性基于各自的参照系是无法被发现和矫正的。当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链条越来越长、非线性关联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风险的时空异质性随之增大，政策执行责任在时空上进行线性分解，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机械地统一执行，这样在执行中反而会产生新的风险。这说明运用公共政策来对冲公共风险，需要区分哪些方面需集中、哪些方面需分散就变得至关重要。“合成谬误”与过度分散有关，如过度授权导致政出多门；而“分解谬误”则与过度集中有关，如把系统性工作层层分解进行集中统一考核。六是政策不能出清风险，形成风险被掩盖而不断累积。政策对冲风险有实质对冲，即出清风险；也有形式对冲，即表面上对冲了风险，实际上风险依然存在，只是延缓了风险爆发的时间。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就是“炸药包没被拆除，导火索却被延长了”。当没有能力拆除“风险炸弹”的时候，延长导火索，也不失为处置风险的一个办法，如债务到期了无法偿还，采用展期的措施或借新还旧，但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风险，如声誉风险、利率风险。七是政策易被误用。制度或体制缺陷引发的风险，是无法用政策去对冲的，而要靠改革，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出清风险。改革的难度大于政策的制定。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定政策来对冲风险，都离不开风险权衡，但权衡的难度前者大于后者。制度偏重防范公共风险，从个体风险与公共风险的循环来看，“防范”的公共风险是潜在的，与个体风险处于叠加状态，难以识别。知识分工带来的视野遮蔽和存量利益格局带来的立场差异，对公共风险的威胁难以达成共识，很容易消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策偏重处置或化解公共风险，从风险循环来看，“化解”的公共风险是显性的，如经济不稳定、就业减少、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破坏、遭受外部打压等等，这些都是可观察的，容易形成共识。而且政策制定通常在行政部门的权限之内，不需要立法程序，所以，政策制定更容易，用政策来对冲其风险也变得更为习惯。在这种风险应对习惯的背后，意味着政策误用的风险也悄然加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人类构建公共确定性集体发明的工具——政策和战略是不完备的，其自带风险特性，拓展了风险权衡的内涵，不仅要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中做出选择，而且要对选择本身进行权衡。这意味着，风险权衡既包括在可能性集合中做出唯一的确定性选择，也包括对选择所产生结果的多种可能性的再次选择，一般用多个期望值来表示的概率区间。这就是说，我们通过风险权衡构建的确定性只是一个区间状态，在区间之内依然是不确定性的。在不确定性中通过政策和战略构建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我们无法消除不确定性。放弃绝对时空观基础上的绝对性思维，在风险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为何是硬道理？因为只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保持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确定性。简单地说，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确定性的新路径。这个新路径，是一个战略抉择，实质上也是风险权衡的结果。直观地说，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不仅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也内生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风险。不走新路，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正是发展历程中的这种公共风险日益显性化，走向高质量发展，作为风险权衡的结果，也就成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即使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其结果并不具有唯一的确定性，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是否能真正实现，充满着风险挑战，依然要在前进的路上不断进行风险权衡，为高质量发展构建相对的确定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呢？实践之问，迫切需要做出理论回答。风险权衡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其内在逻辑不同于传统的认知逻辑。传统的认知逻辑是从确定性出发的，把不确定性视为一种偶然性，当作偏差进行纠正，其基本公式是“确定性—不确定性（偶然性）—确定性”。在这个认知逻辑的公式中，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其中隐藏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我们的任务是找出本质，即“发现”确定性。在这种逻辑语境中，确定性是先天存在的，通过认知“发现”它，然后加以利用。在这种认知范式中，风险的来源是作为必然性表现形式的“偶然性”，这意味着，任何偏离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只是一种表象，都会被内在的必然性所矫正。基于这样的认识，风险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长期偏于一隅，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风险累积导致的一次次危机，也并未让人们长记性，事情过后，很快就遗忘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有人把它归因为人性使然，似乎无法化解。其实，这并非人性，而是传统认知范式导致的人类认知缺陷，形成了淡漠风险的集体意识，甚至化为了一种避讳的文化，把风险定义为“坏东西”，在心理上唯恐避之不及，理性的研究分析自然就缺位了。古代的智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而警示世人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也就是风险意识，由于没有上升为人类认知范式，这样的箴言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未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当中。历史为什么惊人地相似，似乎在循环往复，根源也在于此。风险权衡的认知逻辑与传统是相反的，从不确定性出发，把不确定性视为世界的本质，确定性是人类通过“改造世界”而构建的。其认知逻辑的基本公式是“不确定性—确定性—不确定性”，人类历史中构建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是有条件的。霍金在《时间简史》一书中指出：“在只是一个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证明它。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个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和它矛盾。”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社会科学的理论。正因为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总是处于一个风险世界，这是无法逃避的宿命。科幻片《流浪地球》揭示了人类最终的宿命——逃离太阳系。只有不断的权衡风险，发明对冲风险的各种工具——包括科技、法律、政策和战略，构建起新的确定性，人类才能赖以生存和发展。既然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那么只有以不确定性为逻辑起点，才能构建人类所需要的确定性。这种认知范式，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世界，而且能更好地改造世界——构建确定性。不言而喻，风险权衡就成为这个全新认知逻辑中自洽的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需要动态权衡风险，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这是风险世界的“必需品”，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方式。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分工产生了知识的分工，促进了知识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碎片化认知的风险。对世界的碎片化认知，会导致知识和认知的不完备性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扩大——各领域的发展对于人类整体来说看似有利，而潜在的风险有多大，事前难以预知。如科技进步，既给人类带来诸多的好处，也带来诸多风险损害，最典型莫过于农药、化肥技术，增加了粮食产量，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并对健康造成潜在风险。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科技伦理挑战也是越来越大，对人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多大风险，没有上帝之眼的人类是无法预料的。基于知识分工的科技、安全、监管、激励等等，都是在为构建公共确定性而努力，但并不知道公共风险会如何因此而衍生。构建确定性的困境，对个体来说是如此，对集体来说也是如此。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基于知识分工的确定性构建，反而会内生出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破解这个困局？答案是风险权衡。一是以虚拟理性破除实体理性的绝对思维，以行为反应来测度各领域政策和制度自带风险的特征值，不再把政策和制度作为衡量行为“正确”的绝对标准，以是否生成公共风险作为参照系；二是以风险导向来实现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整合，形成风险权衡的公共视角或宏观标准，避免知识分工带来的认知盲区及由此产生的风险遮蔽效应，促进整体确定性的构建。基于知识整合的确定性构建，需要把各门类的知识生产和应用通过公共风险来导航。在国际上日渐兴起的科技伦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和标准，实质都是风险导航的产物。这些也恰恰是中国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基于经典物理学的实体理性思维，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形成固化的二元分析范式：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实证判断——事实是什么，二者是分离的，且不可调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脱节的问题皆源于此。对于不可证伪的风险来说，二元分析范式失效了。一旦认知范式转换为虚拟理性基础上的不确定性思维，就可超越价值判断和实证判断，实现二者的统一。权衡风险，构建确定性，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进一步分析，也是人内心的需求。在不确定性的此岸世界，确定性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构建确定性的世界，实现人最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属于彼岸的世界。同时，人类活动中所有“是什么”，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权衡风险，做出选择，为走向彼岸世界创造条件。人类社会的演化进化，就是此岸通往彼岸的无限循环过程。“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在风险世界归于一体，防范化解风险既是价值判断——在可能性集合中进行风险权衡，做出选择，实际就是价值选择；也是实证判断——结果的验证，不断纠正选择中的偏差，降低风险。从风险的性质即叠加态——虚拟现实与实体现实来看，前者对应的是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只有在虚拟现实中才能找到答案；后者对应的是实证判断，“是什么”也只有从实体现实中才能回答。这表明，基于风险的价值观和实证判断比基于理想的价值观和实证判断，可避免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可解决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脱节的问题，让二者真正融合为一体。从理论回到实践来看，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权衡风险的结果。为什么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西式现代化？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实际，风险最小，确定性最大。放眼世界，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鲜有成功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条天然的康庄大道，这条大道需要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去构建修筑。转换认知范式，创造新的理论，提高我们的风险认知、风险权衡、风险管理能力，在高度不确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得极为迫切。内容来源：《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6期，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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