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马克思全面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多种影响因素，还特别强调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②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可以归因于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掀起了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大幕，也开启了经济学意义的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表明，世界上凡是生产率快速提高以及生活水平大幅增长的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工业化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是经济增长和人类现代化的引擎。在经济学中，工业化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其核心是通过技术突破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技术—经济范式革命而带来的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就是说，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劳动生产力水平会得到持续提高。如果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升是工业化进程的驱动因素;如果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战略，推进工业化进程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升。

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了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指出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是机器(物化劳动)替代劳动(活劳动)，从而揭示了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用劳动资料中的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劳动，可以认为是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过程，这正是企业创新提高效率的过程。企业创新的进一步集合就是产业形成和创新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整体而言即是工业化进程。如果把“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模式或者模型，并将这个模型拓展到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部门，^③就大致对应了工业化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主要体现为“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而这大体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总体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复杂庞大的工业体系的内在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马克思“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逻辑来描述。

与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通用性技术创新对工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中纺织机械这种工具机的革命而非蒸汽机的动力革命，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和诞生的标志，纺织机械的发明是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从这种意义看，强调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逻辑。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制造业又是科技创新应用最集中、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科技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产业，^④那么，制造业就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的驱动部门。作为生产力要素载体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发展无疑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科技创新推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带来经济结构高级化，形成经济效率、生产力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当今世界所处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周期大体相对应，工业化进程基本经历了轻纺织业主导—重化工业主导—信息通信电子业主导的制造业演化过程，这也被认为是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资金密集型产业主导—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演化过程。对于一个后发赶超的工业化国家而言，上述演化过程分别对应了其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制造业主导产业往往是其工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通常表现为增长率高于平均的产业增长率，一般是创新速度最快的部门，也是承载新旧生产力交替、推动生产力由量变到质变的最关键部门。^⑤

从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看，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一般遵循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服务业主导的高级化规律，在工业化后期一般都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这种“库兹涅兹事实”的结构转换，是否意味着到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再重要，甚至可能会提出疑问—工业化进程是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呢?实际上，正是由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而服务业存在“鲍莫尔成本病”，服务价格持续上升，从而推动了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制造业处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价值链核心地位，具有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外部性、制成品出口、推进城市化和制度改善等特点，进而决定了工业化是一国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过程。^⑥近十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潮流也说明，即使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工业化对生产力发展仍至关重要。只是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即以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而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产业变革可以认为是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⑦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工业化过程的基本演化逻辑是“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质变跃迁组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但并非所有国家的工业化都按照这个逻辑自然演进，而是呈多样化。工业化过程的发动主体可以划分个人或私人发动、政府发动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三种类型，英、美、法等国大体归为第一类，苏联大体可归为第二类，而德国、日本等国大体归为第三类。^⑧实际上，个人发动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可以认为是自然演化的，大多是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而政府发动的工业化进程大多是后发赶超型国家的工业化，其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推进工业化则是一种战略。当然，后发国家政府往往需要基于本国国情和上述工业化一般演进规律制定实施其工业化战略。从国家发动工业化这个意义上看，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关系，可以认为是通过推进工业化战略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说，发展生产力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而言，新型工业化既是一个现代化战略，也是一个现代化过程，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演化期，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产生了大量创新族群，包括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以及融合人形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正推动生产力加速跃升，体现出与传统生产力发展不同的质态。如果说，以前工业革命推动生产要素组合变化主要是以实物化资本替代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了对劳动者脑力劳动的替代，使得生产力要素出现了组合方式的全新跃迁;以前工业革命中驱动生产力变革的通用性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能源、动力、材料等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通用性技术创新更突出表现在信息处理、数据运算、通信连接和减排降碳等领域，而与以前的以实体为主的劳动对象不同，数据和信息作为劳动对象具有多主体的可重复使用性;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看，在以前的工业革命中，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输油管道等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需要互联网、算力网、通信网、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

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产业体系正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发展。基于技术成熟度的分类，产业体系可由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组成。其中，处于孕育和萌芽期的未来产业涉及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重点方向和领域。新兴产业是处于成长期的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商业航天航空、相关服务业等领域。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往往处于成熟期，一般是产生于前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处于支柱和主导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在通过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体现在以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从而促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尤其是数智化技术，具有广泛渗透性和高效赋能性，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全产业体系，还被应用到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服务维修的全价值链条。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以及服务化融合，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关键内涵。

随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进程也在持续深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用逐步凸显和增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必然被赋予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新内涵。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并首次提出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近二十年来，信息化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突破发展，加之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体现为以数智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主导驱动的产业创新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积极主动适应与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赋能全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如果将工业化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典型特征、人均国民收入持续提高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现代化过程，新型工业化就更多体现为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为了适应与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基于自己国情和工业化一般规律而选择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战略，其本质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高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完成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从国际上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大国围绕着制造业布局的竞争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博弈日益加剧，工业化的全球格局和技术内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增强发展的主动性，争夺国际竞争制高点。从国内条件看，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但工业化进程还不协调，制造业“大而不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这就要求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新型工业化全过程，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发展逻辑主线，就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要求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是创新驱动主导的更高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创新是第一动力、发挥主导作用，要求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结构协调平衡，要求绿色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全球范围开放融合、互联互通，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共享包容。^⑨其次，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系统，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且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协调性、安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产业体系。最后，新型工业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的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要求科技创新沿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持续推进产业创新，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方向。

第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基础研究能力，推动前沿技术、底层“根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技术先进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技术开发能力十分欠缺，技术创新的主导模式是基于西方底层技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的二次创新，在全球制造能力谱系中还没有形成独特能力，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工业、行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例如，高端芯片、半导体关键设备及材料对外依存度超过90%，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需要依靠进口。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远远低于欧美等经济体。值得强调的是，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而未来产业具有强科学依赖性，更需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提高基础研究能力。为此，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算法和数据等关键要素发展起来的、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能够逐步使机器具有人类的智能，具有渗透协同性、颠覆创新性、自主生成性和高效赋能性，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当前，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针对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原材料、能源电力、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构建重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知识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力发展智能产品，以制造业全流程智能改造实现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另外，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避免因制造业外移、过快或过早“去制造业化”而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把产业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保留在本土。因此，可借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制造业布局模式—“母工厂”的经验，叠加当今世界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大力建设“智能母工厂”，推动形成具有技术先进性、体系完整性和产业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第三，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适度超前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生产力要素中，基础设施可作为劳动工具的一个集合，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产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在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完善的现代基础设施，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也是工业化实现的重要标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设施，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水平，也影响和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新型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不仅包括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高铁等重点领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所有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既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也包括经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后的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创新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尤其是围绕科技创新，尽快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加大力度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推进“连接+算力”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要探索有效的投资机制和产业政策，加大算力行业投资，扭转算力行业碎片化趋势，提高算力行业效率。

第四，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搞一种模式。各地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⑩一方面，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以及破除地方保护，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使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集聚。另一方面，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对于以招商引资为重要抓手的地方政府而言，各地招商政策的重点都针对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少考虑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较易造成产业趋同、重复低效的投资现象。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来源之一的传统招商引资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适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开放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万物互联社会的加速到来，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全球化特征愈发鲜明。当今世界科技发展需要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技术难题和技术治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的时代，人工智能开放源代码日益普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我国的诸多优秀开源项目也得到了广泛认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高水平对外开放至少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我国国际合作的比较优势从低成本劳动力主导转向主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外开放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另一方面，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要求我国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高素质要素集聚高地、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同时，我国要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市场、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联通，通过深化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促进金砖国家在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和投资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一。此外，我国还需加快调整完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和产业安全政策体系，以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威胁、数字化驱动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卡脖子”技术供给能力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快向外转移、工业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引发的重大产业安全风险。

① 参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③ 参见刘刚：《工业发展阶段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④ 参见黄群慧：《论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⑤ 参见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⑥ 参见菲利普·阿吉翁、赛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内尔：《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余江、赵建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154—163页。

⑦ 参见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⑧ 参见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97页。

⑨ 参见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

⑩ 参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