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以下观点整理自张燕生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9期）上的发言

一、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第一，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要处理好。《决定》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工作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围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要形成更高层次的协同推进关系。《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在这种情况下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对内就是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就是要努力地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决定》中的24条到28条都在开放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要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更要从全球视野出发。比如，“新三样”既是把握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但“新三样”出海在美国、欧洲的发达国家和包括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都遭遇了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新三样”出海首先要建立国内协调机制和出口协调机制。一个大国不管哪个行业成为新兴产业，其生产量和出口量都会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怎么建立国内协调机制和出口协调机制，对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要探索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和全球合作的方式，把“新三样”深度推向全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当遭遇保护主义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承担起大国责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坚持全球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面对中美竞争、地缘政治挑战、脱钩断链形势，我们要思考如何重构GNP全球生产体系和GDP全球开放合作体系的建设，这样就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创造新机遇。

2008年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的新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中国的新全球化是通过新一轮的开放扩大全球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构建全球合作的多边机制来对冲全球失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风险频起，中国在下一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而是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因此在新的环境中，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一轮改革开放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我们需要新思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第二，学习《决定》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怎么才能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主要考虑的是党的中心工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和如何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经过学习《决定》后，个人有两点看法：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此回应西方提出的质疑，我们跟美国朋友对话时，美国声称相信中国永不称霸，但是担心当中国强大了以后，霸权转移到中国头上，中国会不会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事实上，无论是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是2008年中国在G20平台上联合美国等其他成员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年均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以上，以及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带头组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都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内涵就是人口规模巨大，而且人口规模巨大加上新质生产力发展就会对全球产生更大的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全球视野？如何处理好国内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大国责任？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二是要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美竞争后的终点究竟是什么样的前景？美国怎么看？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中美竞争几十年后，中国会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否则中国就会被边缘化。中国怎么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合作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几十年竞争的结果是走向长期合作共存。这就会带来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中美走向长期合作共存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如何做到越竞争越强？答案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下一步在中美竞争中走向长期共存合作的法宝。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很担心，如果中美长期合作共存会不会构成一个G2的全球治理模式，原来是美国割世界的韭菜，今后是中美共同割世界的韭菜，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内涵提出了怎样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内涵中，第一个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第五个内涵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强大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什么条件下是机遇？什么条件下是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履行大国责任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里的全体人民既包括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包括世界人民的福祉。

同时，还有三方面的问题受到市场热议。第一个问题是市场机制的作用究竟是决定性的还是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十四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表述的是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时提出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怎么理解？从国际上看，现在美国的“新华盛顿共识”正在重塑美国的经济战略，美国正在反思1980年以来教育究竟做错了什么、科技究竟做错了什么、工业究竟做错了什么？由此批判1980年以来经济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科技自由主义、工业自由主义带来的发展偏差。2010年以来，西方的新产业政策盛行、保护主义盛行、政府干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也对西方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过度市场化的纠偏。然而，美欧是市场化过度，我们是市场化不足，因此我们仍然要坚定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好地提升经济国际化、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问自己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毫不动摇”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时间来讲要坚持多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的最大实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可能会在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决定》要坚定不移地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任务要推动下去。

第三个问题，《决定》提出要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去年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世界第12位，但创新制度排第43位，因此对我们来讲，怎样推动创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如何在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突破，这些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都需要探索。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各项改革任务落地必须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五大重大关系。

一是如何提升国家宏观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水平和能力。当前，中美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催生出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在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中可以看到2008年-2015年美国陷入危机，中国则实现了宏观杠杆率翻番，拯救了世界经济，在这个阶段中美是合作的。但是到了2019年以来，美国超大力度刺激经济，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中美的战略治理能力竞争就开始出现差异。所以，中美博弈主要是从三个指标看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竞争：一是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二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三是中国ROE资产净收益率占美国ROE资产净收益率的比重。

二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1957年美苏技术能力竞争，苏联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上天对美国产生了冲击，对此，美国做了两个决策，一是美国联邦政府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比如成立了美国国防部DAPRA、大量联邦政府公共资金投向能源部及国家实验室；二是与前苏联集团全面脱钩。在这场技术能力的竞争中苏联最后输了，但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的自由化浪潮后，美国企业为股东权益增加而推动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美国在对缺少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进行反思纠偏。

三是下一步扩大内需的战略。现在需要一揽子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尤其是需要一揽子政策来解决消费不足。对中国来讲，三中全会在扩大内需方面应该如何解决央地、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调整问题呢？我认为应该短期发放消费补贴给百姓，中期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实现社保改革和中等收入人群倍增，长期扩大消费和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车。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应该对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大力度还是大幅提升财政赤字率，我同意后者，以此解决地方缺钱、企业缺钱、老百姓缺钱，经常性收支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