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益平 国际经济评论 2024年07月25日 08:07 北京

作者简介：黄益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引用来源：朱民、黄益平、李稻葵、丁志杰、管涛：“扎实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4期，第9~33页。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对未来的金融工作构筑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同时金融强国建设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大元素。直观地理解，金融强国起码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即高效、稳健、国际影响力。前两个特征比较直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明确的举措，即“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与提升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相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制度型开放，高度重视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性，同时积极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

客观地说，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提升面临一系列的制约条件。

首先，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中国特色。发展至今，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需要考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从1978年的一家金融机构开始，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建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金融体系。与大多数市场化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比如政府参与的程度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占比都相对较高。截至目前，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效果优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如果要总结一条有益的经验，那就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务实态度。这种改革的务实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实际出发，重视改革政策的可行性；二是以结果为导向，如果改革措施有效，就继续往前走，如果效果不好，宁可往回退一步。这样，一方面，金融体系的演变总体上来说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演变过程中难免留下甚至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持续改革是必要的。

这样一套在国内行之有效的体系如何与国际市场制度接轨？归根到底，金融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的机构、产品和投资者能够“走出去”，国外的机构、产品和投资者可以“引进来”。这就要求国际、国内两套体系能够无缝衔接，国际市场参与者不但要能够理解国内的体系，还要有充分的信心。

其次，目前看来，中国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如果资本不能自由进出，那么就很难讨论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1996年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下的可兑换，之后一直努力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但迄今尚未大功告成。事实上，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稳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放开，其间经历新冠疫情、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等外在冲击后，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性。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务实政策的体现。与所有金融政策一样，资本项目放开既有积极效应，也会有负面后果。前者主要是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后者则指资本大进大出，容易导致金融不稳定。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过早放开资本项目而酿成了严重金融危机。中国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条件尚不成熟，决定放缓这项改革，是很明智的。

资本项目暂时不放开，势必会影响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向前推进。第一，资本项目不放开，并不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双向开放。国内的机构“走出去”、国外的机构“引进来”，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显著，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牌照，还在一些业务领域被允许100%控股境内金融机构。第二，虽然一些敏感的资本交易项目不能放开，但其他项目可以基本放开甚至完全放开，比如长期国债的投资，中国还设置了一些管道式的开放渠道，比如沪港通、债券通等。第三，在资本项目不能完全放开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通过发挥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的主要功能是让“非居民”可以自由地交易、持有人民币资产，当前离岸市场可以部分发挥同样的功能。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件典型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放眼全球，最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其他国家也在作出各种努力，日本、韩国、德国都试图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说，东京、首尔、法兰克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离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尚存在很大的距离。英国、美国的金融体系被称为资本市场主导型，而德国、日本的金融体系则被称为商业银行主导型。同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国家”，为什么英美与德日的金融体系差异这么大？决定因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市场制度，包括法律体系、监管体制、文化传统及通用语言等。既有研究也指出，英美的普通法系被认为更有利于促进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采用普通法系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已有地位可能与之相关。同样，最近兴起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基本上全盘照搬了英国的法律体系、监管框架及语言体系。

作为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继续发挥并巩固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也应增强自身国际金融功能，不过需要认识到真正建成高效的国际金融中心尚需投入和时日。必须指出的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国际”，而非“金融”。金融业务量大，肯定是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指征之一，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至少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金融中心的资产价格与国际市场完全一致；二是金融产品可以完全自由地在金融中心或国际市场交易；三是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决定在金融中心或者国际市场提供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香港一直很好地发挥了世界与中国之间金融与贸易服务中介的作用。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中国香港来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投资也经过中国香港走向世界，一些企业到香港市场融资，一些投资机构也到香港市场投资。这个功能应该还可以继续保持，此外还有很多新的功能可以挖掘，比如中国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家户财富管理的中心，投资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中国香港也可以作为中国金融资产交易的市场，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提供交易场所。

在资本项目短期不可能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应考虑把中国香港做成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国香港的许多金融资产可以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这样，虽然“非居民”即国际投资者不能完全自由地进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但是它们可以在中国香港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持有人民币资产。这就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关键助力。

简而言之，中国香港应该发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同时应该成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内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

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务实的举措，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是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提出这个思路的起点是关于中国“新三样”新能源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国内庞大供给能力与国外市场需求缺口的匹配。国际市场的形势很复杂，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需求、也有购买力，但出于地缘政治甚至国内政治的原因，已经开始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限制。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新能源产品来实现绿色转型和低碳增长的目标，但缺技术、缺产品、缺资金。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测算，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投资的资金缺口为每年4万亿美元。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瓶颈，也许把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出口到这些有需求的国家，是一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初衷，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当然欧洲国家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个计划起码达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帮助欧洲经济复苏；二是扩大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形成对苏联东欧经济区的对抗。

把上述思路借用到当前新能源领域，可以形成中国版“计划”，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这个“计划”起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庞大的贸易顺差，并且对大约170个国家存在顺差。过去中国是小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持续顺差的矛盾没有那么突出。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大国经济，而且全球化的环境也发生了逆转。各国接受中国顺差的意愿和能力都显著下降。历史上也有不少因贸易不平衡造成严重冲突的例子，而处理得好的大多是将顺差作为投资或援助留在逆差国家，换句话说，即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思考“计划”的一个重要动机。

第二，零碳增长是全球任务，但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转型的能力。如果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那么不但可以展现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中的领导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能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在地缘政治矛盾突出、欧美对中国实施实质性的“局部脱钩”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意义。

第三，“计划”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商业化投资、低息贷款和援助的同时，可以带动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实现合作共赢，支持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持续走在国际前列。中国在“新三样”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听任欧美打压，势必会损害行业发展，甚至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而通过服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不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帮助中国产业保持领先地位。

第四，“计划”可以直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推进金融机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计划”的资金可以来自多个渠道，一部分可以来自商业化的机构，包括银行的贷款和企业的投资，这部分资金应该按照商业化的原则运作。另一部分来自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相对优惠条件下的长期融资。还有一部分可以是政府提供的援助。“计划”还可以考虑一些新的金融创新工具，比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e-CNY），以“计划”为载体，走向国际市场。

“计划”对于商业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的使用，需要秉持两条原则：一是市场化工具一定要做到商业可持续，按市场原则融资或投资决策，充分评估金融风险，同时要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债权人合作，形成有效的风险处置机制。二是政策性工具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有政治考量，带有很强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对于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通过增加中央政府债务的方式实施“计划”的想法，肯定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不过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8%，适当增加一些负债实施“计划”，既不会造成财政风险，也是一种增加总需求的财政扩张举措，又有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国际影响力是金融强国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目前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下，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确实存在不少障碍。本文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第一，努力让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与国际市场制度接轨，同时利用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坚持“一国两制”，保持并增强中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第三，近期可以考虑通过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以商业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其绿色转型，实现合作共赢，同时塑造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中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