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进与前景展望
作者: 江小涓、杨伟民、蔡昉、刘伟、胡鞍钢、薛澜、周绍杰 主编
书号: 978-7-01-026709-8
出版年月:2024年7月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涉及的时间长度跨越40多年，领域涉及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在篇幅有限的序言中，我们努力抽象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党中央在若干重大文献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本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符合中央的重大判断。我们还发现，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变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确定不同时期的核心目标和重点任务，是改革开放和创新能够持续释放发展动能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聚焦改革、开放和创新这三个关键点，总结提炼出以下观点，作为我们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成功经验的体会和概括。
一、坚持不懈推动改革和与时俱进地确定改革重点：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继起与并重
实践表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要靠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纵观改革开放45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体制改革可以梳理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
改革开放后前30年，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主要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能力，着眼点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从改革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1年，主要体现为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推进经济改革。“六五”计划就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指导理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前半期，改革以放权让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如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80年代开始的利润分成、工资制度改革、利改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增加市场因素和相应活力。第二个阶段是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明确提出要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目标上，“八五”计划与“九五”计划分别提出“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改革目标。这个时期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持续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规划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总之，这些改革不断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组划分，2010年中国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协调统筹各方面诉求的治理型改革为目标，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型改革摆在改革总目标的地位，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开始，我国的改革就有了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改革由发展型改革为主转向发展与治理两条主线并重，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念指引。发展型改革推进30多年后，解决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规范社会各方行为，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也必然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例如脱贫攻坚、依法行政、共同富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既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阻碍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同时，稳增长、稳就业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也是这个阶段始终存在的重要任务，以发展型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依然普遍。因此就需要两种改革并行推进，例如强调高质量发展，就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相结合，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保护环境和促进共同富裕。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改革和发展任务有了新要求。在“十四五”规划20个主要指标中，突出了经济发展导向，也强调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的要求。从治理型改革的效能来看，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保持活力与高质量的同时，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生态、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两者平衡提升方面的特色更加突出。
二、坚定不移推进开放和依据国情世情确定开放重点：从大口径外循环引领到两个循环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我国以大口径外循环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与国外相比各方面差距明显，亟须高端技术设备的成套引进和多样消费品的大量进口。为了获取外汇必须扩大出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稍后又决定开办四个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整个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重点举措都围绕增加出口换汇能力进行，例如外贸体制改革、汇率双轨制、吸引外商投资等。这个阶段我们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显著优势，以大口径外循环引领经济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来到沿海开放地带，得到了开放带来的就业机会。1980—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242%上升到6448%,外贸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此后，我们为换汇而出口的诉求下降，出口换市场的诉求日益加强，国际市场在国内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大量进口能源资源补充了国内短缺状况。总之，这是以大口径外循环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阶段。
最近10年，强调以双循环相互促进支撑高水平开放。近10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产业比较优势逐渐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由垂直型分工模式向水平型分工模式延伸，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以往的互补型关系向竞争型关系转变。此时，国外跨国公司更多视我们为竞争对手，加上国际政治军事关系日趋紧张复杂和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有意打压，我们引进技术特别是最前沿技术的难度在增加。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12月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4月10日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些都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环境变化提出的重大决策。近两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缓解和数字技术发展，全球化再次呈现加速趋势，国内循环存在的堵点和短板也需要国际循环助力解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稳步加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多年实践表明，对外开放与自立自强并不是对立的，引进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能够使我国产业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同时，我国科技水平和产业水平持续提升，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分工，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产品与服务。
三、坚定推进技术进步和增长模式转换：从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长期来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还是要靠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核心都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把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低以及技术水平落后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同时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引进也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并且通过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进步称为“外生型”技术进步。在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这种模式有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发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然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机制也存在局限性，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引进的限制。事实上，在高科技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一直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以及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外部技术可得性的下降，单纯依赖外生型技术进步难以实现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内生型的技术进步则成为必然选择，即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在当前发展阶段，要发挥创新驱动因素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国内要素条件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从劳动力条件来看，2014年我国就业规模达到峰值，此后开始逐年下降，2014—2022年就业人数减少3000万人。从资本投入来看，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200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0%以上，从国际比较来看属于超高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影响，投资率难有继续上升的可能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将逐步下降。然而，高投资增长模式不会一下子退出，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提高投资效益，中国仍旧有可能维持中高速增长，这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持续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仍旧面临“卡脖子”问题，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的重点领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巩固国家安全的根本支撑。
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上，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确立“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从跟踪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强调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党执政兴国的重点领域。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第一条就是“创新发展”。2016年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2050年建成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也必须看到，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我国必须加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充分利用技术引进，提升技术消化与再创新能力，进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还要看到，制约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性因素仍旧存在。这也意味着，在推进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的新动能与新优势，以制度创新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开启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需要看到，在当前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格局来看，世界格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人口条件、技术条件、市场条件、资源条件、金融条件等方面持续发生变化。面对内外发展挑战，在今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开放和创新仍然是关键举措，要继续坚持从国情和目标出发，同时研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与时俱进地确定今后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方向和主要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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