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410期）

江小涓

论坛学委会成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很高兴再次来到长安讲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当前非常热门的话题——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既有赋能也带来很多挑战，这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远远超出政府管理的边界，是对全社会的挑战。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比“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的提出还要早。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治理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治理现代化”视为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治理现代化”视为发展动力：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二十大将“治理现代化”视为改革目标：未来五年，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介绍手册中有院长致辞，对公共治理的学科立意与学术逻辑是这样定义的：公共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具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的重要学科。概而言之，公共管理以公共价值为指引，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利用和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提供和优化公共服务，组织和协调公共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政府运转的效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我借这个致辞强调一下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立足点是“公共性”，因此数字技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不能只看行政效率、服务质量等，还要看对“公共性”的影响。这是今天报告的一个重要基本点。

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职责和内容；第二，数字技术为政府公共治理赋能；第三，数字时代政府公共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职责和内容

从学术定义来看，公共治理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公共品存在的理由，一是市场不能为，政府不提供就缺乏供给；二福利最大化，虽然市场能供给，但政府供给效率更高；三是有些服务人人要享有。市场供给做不到。大概有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类，非竞争性物品和服务。这是最典型的公共品，可以多个消费者同时享用，增加使用者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享用的数量和质量。这类物品和服务如果由商业部门或私人部门提供的话，会涉及到收费，而收费就会限制一些人的使用，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例如公共电视节目、不拥堵道路等。由政府来提供这类产品，社会福利是最大化的。

    第二类，非排他性物品和服务。这种消费是集体型的，其效用在不同消费者之间不能分割。例如灯塔，除了非竞争性外，还有非排他性：在海上航行的船只都能看得到，“不付费就看不到灯塔”在技术上根本做不到。再如国防、治安等，不管消费者是否付费，都可以享受到这种服务。由于是一种集体型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不能对每一个消费者进行收费，因此私人不愿提供这类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

第三类，公共资源保护。这类产品无法排他，但使用有竞争性。例如公共河道采砂，河道虽然不是私人的，但是大家都可以去采砂，如果过度开采，河道的排洪和通行功能就被破坏。再如污染物排放，当所有人都看到排放的外部性，只顾自己获益，不管环境受损，就一定会造成过度排放，使公共资源受到破坏。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管制服务。

第四类，公民权益基本保障。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虽然市场可以提供这类服务，但不能保障人人享有，需要由政府来提供。

第五类，社会发展基本条件。例如稳定物价、大科学项目、公平竞争秩序、收入分配再调节等，如果政府不提供这类公共品，这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需的基本条件就难以保障。

我国关于政府职能的定义本质上也是这些公共品。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十六字的政府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各位可以和上面所讲的“公共品”的定义去对应思考。

二、数字技术为政府公共治理赋能

在没有数字技术的时候，政府部门做的很多事，质量、数量和颗粒化程度都受到很大限制，有了数字技术之后，公共治理会极大的提高效能。在经济调节上，掌握实时精准数据并进行结构化调控；在市场监管上，精准掌握和处置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在社会管理上，及时应对各类问题并赋能各方共同治理；在公共服务上，优质服务资源共享和满足个性化需求。

（一）经济调节：掌握实时精准数据并进行结构化调控

政府为什么要调控经济，为什么不能让企业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决策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政府掌握全面的信息，有公共立场。现在，政府可以得到更多实时和细颗粒度的数字化指标，印证和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变量如增长、投资和消费等，与许多实物指标和运行指标有非常确切的相关性，比如用电量、货运量、工程机械销售和使用工时等。这些指标直接从互联网物联网的实时数据中挖掘汇聚产生，真实性、时效性非常好，颗粒度能细化到最小生产和施工单位，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有效信息。

例1：以从挖掘机指数看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情况和分类情况。挖掘机指数，就是将多台工程机械链接，观察是否开机、在做什么，精准描绘出基础建设开工率等情况，成为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变化的风向标。现在的数据来自三大工程机械销售设备商，有80%的设备在联网，数据还是很准确的。曾经有网上展示图片说地方为了让数据好看，开动挖掘机在山上空挖，我觉得这种做法既费电又要承担人工成本，还很可能被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影响指标的准确性。下图是2022年的数据，非常直观。

例2：以物流指数看经济景气情况及分行业分地区情况。通过对车辆的运营里程、运营天数、运营时长、运价和货运周转量5个因子进行整合分析，设置不同的权重，以数据均值为基准，结合车辆数据库、地图路网数据库，最终形成分区域、分车型和分场景的景气度值。

以疫情期间的一个月为例，在“干线物流景气度指数”中，高景气行业只有一个冷链，像核酸检测、注射疫苗等行业。从“城配物流景气度指标”来看，高景气行业没有，因为在城区里不需冷链运输，中景气行业有冷链、快递快运。对于实时情况的掌握，比以前更准确、及时且颗粒化。

（二）市场监管：精准掌握和处置各类违规违法行为

第一，智能互联物联设备实时精准掌握违规违法信息。

餐厅卫生监管是一个难题，对后厨的监管要求是明厨亮灶，所有操作从外面能够看到，保证操作是安全卫生合规的。现在智能互联物联设备可以实时连接到监管端。下图就是一组实时画面。画面1，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口罩，不仅可以看到，还可以警示；画面2，一位工作人员没有按要求佩戴帽子；画面3，系统自动识别，后厨出现老鼠。如此实时且细颗粒度监管是以前所不能为的。

第二，数据交叉复现揭示造假行为。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数据进行整合，通过交叉复现展示事态真相。当一些高度关联的指标发生冲突，就可以怀疑其中某些数据的真实性，克服了传统信息来源可信度偏低的问题，提高了市场监管的穿透力。

比如医保骗保在2010年之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造假产业链非常完整，造出来的单据以假乱真，除非到医院进行核对才能辨别真伪，否则看不出来问题。下图就是大数据图谱推理识别医保风险案例。我们看到一个病人有白内障既往病史，在医院开了甲氧沙林溶液，而这种药是白内障禁忌药，那么这个药应该不是开给本人的，可能是开给家人。另一个病人是一岁的女孩，她的处方里开了扑尔敏片，而这种药物对新生儿是禁用的，可能是家长用孩子的医保开药。

很多医保系统是通过异构数据来匹配。讲一个案例，有个外地医保人员在北京做胸外科手术，之后拿着二十多万的单据回到医保所在地报销，单据没有问题各方面都符合医院治疗这种疾病的标准。但在查其他数据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例如医院的手术室排期繁忙，不是所有科室每天都可以做手术。这个病“患者”的手术日不是胸外科的档期，而且他也不是急诊。发现这些问题后，进一步核查又发现，“患者”有一辆自驾车从不外借，手术日当天，这辆车出现在其它城市；手术日当天“患者”信用卡在北京一家高档商场刷卡购买了二十多万的奢侈品，这不应该是当日手术患者家属的正常行为。这些数据和医保报销单据无法匹配，该病“患者”被高度怀疑造假。

第三，多元药品追溯体系将不良后果最小化。现在我们的药品特别是处方药和疫苗等有多套追溯体系，包括政府建的，生产企业建的和流通系统建的，多套体系是“多码并存，多系统并存”、“基于协同服务的分布式追溯系统”，可以追溯药品到哪里。如有问题可以迅速锁定去向和使用情况，将不良后果减少到最底限度。

第四，依据多元异构数据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

我们讲对企业分类管理讲了多年，以前操作很有难度。数字时代，日常市场监管中获得的产品质量、消费投诉、货物价格、行政处罚等信息，再与纳税、社保、医疗、信用卡记录、驾驶记录等异构信息进行比对，可以实时筛选出高危监管对象，增加监管的针对性，降低监管成本。通过多元异构数据给每个企业“画像”，比如被划为A类的基本不打扰，B类和C类的定期检查，D类的随时上门抽查，实现优质企业无事不打扰，高危企业事事严监管。不但精准分类，而且发现问题可以多维核查，及时升降级，因此这个系统还是比较有效的。

（三）社会管理：及时应对各类问题并赋能各方共同治理

数字技术应用在应急管理方面已经不可或缺。2020年6月，数字技术助力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控制，让这次紧急事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如果复杂场景是感染源，如果高的流动性，如果不是数字技术助力，这种管控效率完全不可能。

另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各个方面，从政府为主变为多元共治。

例如，环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博弈一直存在，传统的环境治理以政府监管为主，在数字时代，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可以参与治理。例如国内有一家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监管能力覆盖全国，它有一个APP，如果一个公民发现某区域有排放污水或者烟囱冒黑烟的情况，可以将图片上传到APP，进行核实后APP就发布这个图片，并配文说**企业，监控发现你这个企业排放黑烟，请你做出公开说明。这种信息发布非常有效，企业不敢漠视，因为企业公众形象太重要了。老话讲“人在干，天在看”，不在乎的人觉得是吓唬人。现在是“人在干，网在看，云在算”，来真格的，激励向善，约束做恶。因此，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也需要技术做为支撑。例如南京江宁有一款“江宁城市啄木鸟”微信小程序平台，发动本区居民参与日常的城市管理工作，形成共管共治共享的氛围，上线三年来，已经收集、处理大小环境卫生等城市管理问题23万多件。

（四）公共服务：优质服务资源共享和满足个性化需求

    1、数字教育。我们的理想是中国的每一个孩子，不论家庭贫富，不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接受优质而均等的教育，但做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制学校能够提供充足学位和床位，孩子可以到寄宿学校，但是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并不是所有低年龄段的孩子都适合去寄宿学校。我们现在还有6万所村小，村小的学生大都在几十人以下，有些只有几人十几人，基础课配备好老师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音体美还有素质教育等课程了。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我们有十几万的鼓励高校毕业生下基层的乡村教师岗位，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还没有做到所有孩子都接受很好的教育。

现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课程都有特级教师授课，并配齐边远农村学校的接受设备，就是希望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最好的师资。另外，不同学校之间的师生可以互动，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老师可以交流，两校教研组远程集体备课，对于优质教育资源分享发挥了很大作用。

2、数字化医疗服务。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能下到基层，国家想过很多办法，也有明显成效。但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培养全科医生、大专家下去传帮带和基层医生上去培训进修就能快速解决的。互联网远程手术出现之后，通过数字化医疗服务可以让全国病人共享优质资源。比如脊柱外伤手术，基层有些医院做不了，病人又需要绝对平躺不能移动，这些病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从大医院请专家过去做，要么就是保守治疗。现在多了一种选项，就是远程手术。积水潭医院已有成熟案例，把病人的各项信息提前输入系统，事先对手术各个环节做好规划。由于是微创手术现场操作相对简单，不担心麻醉意外内科意外等，对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有一个具有资质的外科医生在场就可以，主要通过数字化系统来完成。现在能做这类手术是因为手术器械和远程控制系统等条件极大提升，但最重要的还是网络条件条件改善，5G网络的稳定性很特别是没有延时，保障了远程手术的顺利进行。

3、数字化艺术普及。文化对人的成长特别是心智成长、树立自信心，以及融入社会的能力等都非常重要，文化平权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贡献。现在图书、音乐的数字化很普及，以往现场表演艺术，比如音乐会、话剧等，价格相对昂贵，只能是小众观赏。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的时候，把最经典的几部话剧放在线上，根据几个平台的统计数据，中国有580万人完整看了了“茶馆”，有数千万人看了演出片断。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夸张地说，不能在剧院演出的戏剧，其审美功效估计连十分之一都发挥不出来”，这方面我们外行不好评价，但有一条热评可能说明一些问题，“在剧院演出的戏剧，观赏者不及直播的万分之一”。更普及的是各种短视频、直播、网络小说等，使得对消费者和创作者“文化水平”“专业化”等方面的要求极大降低。普通百姓都能加入其中，表达心愿、爱好、情趣等等，并足不出户地欣赏到全世界的各种文化作品。

4、政府在线政务服务发展迅速。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成就显著，建设形成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联通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6个国务院部门平台的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多级覆盖的政务服务体系，推动90.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如果不是在数字化时代，这样的服务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进智能推送服务。现在政府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出台许多优惠政策，企业往往并不全部知情和明白如何申请操作。即使申请，以前也要经历APP厅（办事大厅）申报、材料初审、资格复核、计算补贴额、公示、发放补贴等很多环节，现在政府有关部分智能化筛选符合标准的企业，主动推送信息、由企业确认申报后就直接发放补贴，大大减轻了企业享受政策优惠政策的成本。

三、数字时代政府公共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中的两难多难问题

1、公共服务的合理边界。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可以做到个性化，群众对政府服务的回馈也可以个性化，有“好差评”回馈。此时，“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到底有没有边界。某市一个街道的负责人跟我讲过，群众诉求的回应情况和满意度市里要定期考核，评分较低的部门要说明问题，为了不得差评，基层对一些不甚合理的诉求都要回应。举个例子，比如碰到下大雨老百姓房屋漏雨的紧急情况，请求社区帮助，社区积极解决，获得好评。雨停之后又提出家里困难，请社区帮助修缮房屋，社区对于这种非公共服务类诉求不好回应，于是被打了差评。这种踩边跨界的问题不少，使基层政府压力很大。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有网格化管理员可以及时回应多数诉示，但对于财政困难的地方来说，维持这样个性化快速反映体系的行政成本较高，再卷下去似乎难以为继。数字时代如何把握好公共服务的合理边界，如何高效合理回应诉求，还需要不断探索。

2、新旧规则转换期的空白与分歧。数字时代有全新治理对象，例如大平台、例如数据，例如人工智能大模型，而且快速变化，这些对象因为“新”“快”“深”等难以判断有益还是有损于公共利益，导致治理难题，旧规则不太适用而且远不够用，新规则如何把握缺乏共识。

第一，需要判别海量信息的合规性合法性。

以前报纸只有几十家，电视台频道也只有几十个，从各种多模态信息里判断有没有不合法不合规的内容，相对还是一个可控的局面。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之下，审核合规性是非常难的。比如，2022年第四季度，B站的活跃UP主投稿量就达到1760万件。

第二，创新多因而挑战多。

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例，中国是首个将数据明确为生产要素的国家，由此带来的挑战颇多。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有很多特点，比如可以多场景复用、减损贬值快等。绝大部分数据的价值在于实时性，有专家提出一年期以上的数据贬值达到98%以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有些数据要素在价值评估、数据资产化全流程走完后数据价值已经改变。还有，数字领域有很多创新，因而政府面临很多公共治理方面的挑战，像数字、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有的时候还没把这个事搞清楚，事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3，数字技术迭代迅速，企业速生速灭，就业稳定性差。

一味发展技术还是保持企业稳定，这其实是矛盾的。从本质上讲，数字技术更擅长解构现有产业链和重组新的高效产业链，高频率高强度的竞争不可避免，总会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处于困顿之中。现在企业淘汰率很高，即使独角兽这类企业也不例外。2021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中有152家企业被替换，更新率达到30.4%，86家企业被淘汰出局（同比增长274%）。网络数字智能这些产业，技术迭代产业重组特别迅速，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传统产业所讲的新创企业十之八九不能存活下去，这个比例对数智产业来说还要更高。这个过程中，较多岗位有可能被替代，新岗位会产生，但新老企业员工匹配度差，就业市场调整剧烈。

4、多元用途技术的治理谁说了算？先举几个案例。

例如，伯克利大学教授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上展示了“AI杀人蜂”机器人，就是把无人机和人脸识别这两项高科技结合起来，通过人脸识别进行精准定位，无人机可以携带3克炸药，足以杀人于无形。因此，许多据此认为应该禁用面部识别技术。然而，面部识别技术找寻走失儿童和走失失智老人，十分有用。比如10分钟之前走失，去往各个方向10分钟车程范围内的所有人手机上都可以收到警报，显示走失儿童的照片。据说有的城市已经找到近万名走失的儿童和失智老人。同样一个技术，有多元用途，应该由谁说了算？这也是公共治理遇到的挑战。

（二）数字技术带来的更多挑战

1、某些数字服务有可能出现形式主义

现在，政府网站多层级连通，一个城市一个APP可以为老百姓提供多种服务。一些更基层政府的APP用户数较少。但是第三方评估时，月活人数比重是第一项指标，怎么能让老百姓用这个APP，如何获得更好的评估？各地做法五花八门，比如下载APP送礼品等，或者强制要求公务人员完成下截量任务或使用次数任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曾经通报一个案例，云南省永善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在推广应用“一部手机办事通”过程中，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问题。该局为片面追求考核加分，按照本县户籍人口人均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办理3件事项的数量，确定了138万件的任务指标，印发文件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年度人均办理150件，严重增加基层干部负担。现在“扰民”“自扰”和“与市场争利益”这种数字形式主义是一个突出问题。

2、数字逻辑有可能干扰人类价值观和社会演进

不受人类主观影响的算法更加公正？静态有可能。各国都曾经推广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以前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中国判决案例最多，因此智能辅助办案的系统很好用。举个例子，驾车未系安全带，可罚50元也可罚200元，可扣分也可不扣，每个违规者都有特殊情况，把这些情景输入系统，就可以看到其他法官在类似场景下怎么判定，得到一个平均数，照此办理，双方争议最小。在有原告被告双方的案例中，用这种大数据计算的“平均数“也最能平息争议。人们普遍认为，在数字时代，算法处理问题的能力强大速度非常快，而且客观可靠，不会受法官主观性的影响，从而规避人性局限和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努力做到标准一致、客观公正和“同案同判”。

但是，动态有问题。比如法国2019年3月出台2019-222号法律第33条，不得基于法官和书记官处成员的身份进行“评价、分析、比较或预测”。原因涉及多个方面，这里讲一点：客观上可能形成一种要求法官向历史平均判决结果靠拢的压力，抑制法律制度适应性和动态性所必须的差异或异质性。会从根本上限制司法场景中基于价值变化或理念调整而进行的“创造性演变”，最终导致整个司法实践固化。

这样说太抽象，我还是举例说下。比如对于一种犯罪行为，可以判3-7年，平均数是5年，实际上每个法官的判决并不一样，如果借助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最后导致类似案件的判决都趋向5年。法律的演进和所有社会演进一样，与公众价值取向和是非判断高度相关。如果对于同一类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法官都往轻判的方向移动，就说明公众的价值观中认为这种犯罪行为的损害在减小。反之，如果所有法官都往重判的方向走，说明社会公众认为该行为的社会损害严重程度在提高。如果总是按过往的平均数判处，司法制度就固化了，与社会进步、与社会价值观的演进无法匹配，长期看，这对社会共识与共情和社会行为等都带来严重后果。

    3、数字逻辑有可能弱化人文关怀和公共立场

第一，数字逻辑可能排斥人文关怀和向弱势倾斜的公共价值观。

现在各类信用服务机构挖掘各种行为数据，为个人和市场主体赋信。个人赋信基础分值主要来自人力社保、税务、公安、发改委等方面的数据，企业赋信来自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社、海关等，还算合理可信。但现在许多地方搞加分项目，对个人来说，加分项包括志愿服务、社区服务、见义勇为、环境卫生等；对企业来说，加分项包括参加扶贫项目、捐助公益项目、企业社会责任等。当“加分项目”用于增加信用分、鼓励“好人好事”时，对社会有积极作用，但政府如果据此分配社会资源例如“子女可以挑选好学校“、”增加医保就诊医院“、”企业获得优先或优惠贷款等，会带来负面问题。我们想想看，经营困难、生活困顿的主体无力去做这些好人好事，更容易被评估出低分。但政府“公共立场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扶助“弱者”，给他们服务倾斜和更多关怀，应该是政府重点关心帮扶的人群。而在上述数字赋信体系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数字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政府的服务要多关注落伍者掉队者、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基本职责不能改变。

第二，数字记忆将过失群体信息永久泛在留存是否合理。

私人信息被数据化进而转化为社会记忆后，其作用之正面或负面未尝可知。人是一种会遗忘的生物，而数据如果不被删除或破坏，就会永远保存。“遗忘”是很多人正常生活的前提，否则许多人的生活将会肩负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

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的60多岁的心理咨询师菲尔德玛曾经上百次通过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2006 年当他再次这样做时，边境卫兵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查询了一下菲尔德玛，显示出菲尔德玛在 2001 年为一本交叉学科杂志所写的文章中提到，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服用过致幻剂 LST，因此菲尔德玛被扣留了 4 个小时，采了指纹之后还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认他在大约 40 年前曾服用过致幻剂，而且以后将不再进入美国境内。

有些观点赞同数字技术的这种能力，即所谓警示人们不要行为失范否则后果严重，有利于警示人们遵纪守法。但哪类失范行为应该得到哪种程度的惩罚，不应该成为由数字逻辑决定的问题。

数字时代，信用修复是一个紧迫需求。2024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当前重点有七件事，其中包含“企业信用修复一件事”。如果企业信用不能修复的话，对于市场和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现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突出问题是信心不足、预期转弱，政府也把企业信用修复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同时，个人信用修复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刑事犯罪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过去5年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轻罪案占到各类犯罪的85.5%，达到近百万人。过去这些“前科人员”的档案多为纸质形式存在，查询和传播不便，大部分前科人员特别是轻罪人员没有长期受到犯罪记录的长期严重影响。然而在数字记忆时代，这些轻罪人员刑满释放以后却很难再融入社会。一查身份证，关于个人的很多信息都可联网打通，许多个人信息一览无余。数字记忆使得个人信用负面问题如影随形伴随事主终生，有可能对个人权益保障社会稳定造成新的威胁。数字时代，哪类失范行为应该得到哪种程度的惩罚，不应该成为数字逻辑所决定的问题。

四、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几个原则

数字时代公共治理讲了这么多，有几个比较新的理念或者原则应该要体现。

1、人民中心。数字技术为政府治理赋能，“有为政府”的能力有可能更强。在多种因素需要平衡考量时，便民利民不扰民是基础，公民和市场主体权益保障是首要。

2、全纳服务。数字服务提供要平等公正并向困难和弱势群体倾斜。数字边缘人员的在线服务提供以及必要的线下服务弥补措施，是数字普惠程度的重要指标。

3、敏捷回应。在传统治理理念中，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数字时代，事态快速变化，挑战时时更新，“敏捷应对”成为了数字时代治理重要理念和实践遵循。

4、精准服务。数字化赋能个性化服务，边界合理的公共服务要努力做到精准高效，讲求实效。

5、合作服务。许多公共服务受众广泛，连接巨量人群，自带流量的性质使其可以转化成为商业模式由企业提供，政府可以将资源用于其它服务和治理项目。

6、协同服务。加强顶层设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要做到多服务汇集，全流程在线，还要线上线下的互融互通，降低数字政府建设成本，方便群众和市场主体便利获得服务。

7、赋能服务。政府自身数据公开和推动大企业数据开放是数字时代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要为各类机构和公众赋能，让他们能够利用数据支撑自身发展，也能够以更多方式和在更多环节参与社会治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