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 | 北京报道
“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作用值得仔细思考。”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刚刚结束在深圳的调研，深圳的两种国资创投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关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一直是黄益平秉持的工作方法。国资创投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地方招商引资如何更好推进？如何有效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如何迎接和拥抱AI时代？针对一系列当下的热点经济话题，黄益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国资在投资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黄益平：这个趋势确实需要关注。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作用，却是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比如支持创新活动，在前端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国家资本的作用很重要，能够承担民营资本难以承担的角色；在应用的企业创新领域，国有资本介入就需要特别小心，关键是要顺应市场机制、克服市场失灵。
是由政府来选项目，还是由国有机构遵循市场化的方式做投资？从投资方式看，国有资本投资和政府主导投资是两回事。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应该相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最近去深圳的深创投调研，他们按照市场原则已经做了几十年，效果挺不错，有效地支持了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创投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从一开始，政府就不干预人员、项目，而且投资决策与决策者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些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新加坡的淡马锡，也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几年前我还调研过深圳政府搞的天使母基金，效果也不错。政府出资，自己不直接投，而是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天使基金到深圳来做投资。母基金给天使基金提供一部分资金，投资完全由基金决定，母基金参与共担风险，却不收取回报。这个做法有很多好处，一是通过提供一部分资金，吸引优秀的天使基金来深圳做投资；二是充分发挥优秀基金的人才与机制作用，服务本地经济；三是通过壮大天使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到深圳来创新创业。这样的投资方式顺应市场机制，同时也为市场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或激励，克服部分市场失灵。
所以，关键不在于资本是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投资的方式和机制。
此外，近期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关注。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创新增长是主要依靠国有资本推动的。
其一，民营资本缺乏信心和投资意愿，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其中民营资本能否真正享受到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待遇十分重要。其二，我国经济过去是粗放式的高增长模式，成本优势突出，技术难度相对低一些。投资者喜欢短平快、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但暴利时代结束了，未来投资人需要更加实实在在地支持创新，一方面投资的时候需要有耐心，另一方面得接受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
《中国经济周刊》：一些投资人提到，当下前沿赛道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如AI大模型出现“百模大战”，大量资本分散、重复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但可能对效果无益。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这种现象？
黄益平：投资浪费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任何被追逐的投资机会都比较容易形成泡沫，造成浪费，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本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很多投资人的资金打了水漂。
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在投资过度集中甚至造成泡沫的同时，有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结果，比如创新性的技术。如果有，那么这个过程虽然会有点痛苦，但最终可能是值得的。第二，用于投资的钱是谁的，如果是投资人的，其实也没有问题，最多就是投资失败。但如果资金是国家的，那就需要追问，投资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比如投资成功了，投资人可以获得好的收入；投资失败了，个人也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责任存在不对等，国有资金投资高风险的活动就需要特别谨慎。
毫无疑问，AI是一个富有前途、值得投资的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投法，仍然有许多值得细细琢磨之处。比如现在国内很多机构都在做大语言模型，因而形成了“百模大战”。但客观地说，这些大战主要集中在应用领域，原创性技术不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支持前沿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在应用层面搞重复竞争。
《中国经济周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那么，过去地方的违规政策优惠行为给市场带来了什么问题？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您如何理解前述规定提出的必要性？
黄益平：在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品领域，“招商引资”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政策过去带来很多成绩，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放权一下子就提高了经济效率。过去各级政府特别重视经济增长指标，所以有学者称之为“GDP锦标赛”。放权和激励相结合，推动了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
不过，虽然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有利于效率改进，但它不等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很多决定权仍然在政府手上，只是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这是现在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改革。
这也符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建设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过去，地方一把手化身地方经济的CEO，花了很多精力去招商引资、配置资源、布局产业，但部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已经变成影响效率的因素、导致风险的源头。
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想要有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因为这与中央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开展招商引资，提供各种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免费的土地使用等，但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干扰市场和资源配置。
现在全国有七八十家电动汽车企业。但专业人士认为，将来大概只能剩下三五家。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电动汽车行业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吸引的企业，技术水平并不高，甚至有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想关门，但政府因为担心由此带来的影响，不让企业退出。这些不但降低了行业发展的质量，还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过剩产能的风险。
所以，《决定》也专门提出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是一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改革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在《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您探讨了资本市场需补强的功能。您也在演讲中提到，资本市场从融资市场走向投资市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资本市场的投资服务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黄益平：资本市场发展了30多年，目前确实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边际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标，即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资本投入，其实就是反映金融效率的指标。这个指标在2007年是3.5，现在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金融效率可能下降了一半。这也从一个维度表明，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没有变成中国家庭可以依靠的、稳健的管理财富的有效渠道。我国的老百姓有很多储蓄，所以需要管理财富，但缺少手段和渠道，只能把钱放在银行，过去是买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下行，银行的存款回报也不可观。简单来说，老百姓存了不少钱，但没地方投资。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都来自劳动性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对老龄化时代的经济来说，是巨大挑战。
其实应该考虑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起起伏伏很正常，波动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监管部门因为关注资产价格的起伏与水平，而试图管理资产价格，可能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市场也就很难发展，更不可能有效地服务企业融资与家户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宏观政策应如何调整以更好地刺激消费？
黄益平：过去的宏观政策刺激多数是推动一些项目，有“铁公机”的说法，修了很多铁路、公路、机场，直接支持消费的政策相对较少。
从目前来看，政策已经在调整了，最近政府制定了不少直接、间接支持消费增长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希望很快能够见到效果。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样真正把支持消费的政策落地。近期国家在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新换旧，它是很直接的举措，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老百姓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出发，比如落实数量庞大的城镇农民工社会福利，国企资金划转社保基金缺口、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些都是极大的刺激消费手段。
这个过程取决于问题复杂程度、力度有多大，重要的是尽快见到效果。中国的改革很多是渐进式改革，很多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要逐步去做，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更多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它会给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什么变化？
黄益平：未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也许能让经济增长放缓的进程减慢，甚至可以弥补劳动人口下降的缺口，推动经济稳健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结构大变迁的时代，会有一批人被淘汰，而被淘汰人群的就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最近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早年的人工智能主要是替代简单、重复的劳动，现在却开始替代一些高技能的劳动。无论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被替代掉的劳动力都存在再就业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今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来到北大国发院，她在讨论环节提到，美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小镇蓝领青年的问题。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获得了非常多的好处，产业升级了，收入提高了，经济发展了，但有一批人被抛下了，这批人就以小镇蓝领青年为代表。他们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失去了再就业的能力。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也反映了美国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而且矛盾非常突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但这也给我们带来启示：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后会不断冲击劳动力市场，我们要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如果有一批人被人工智能淘汰，若这些人很难再就业，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保障。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要站到人工智能创新的前沿，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数据、算力、芯片等领域人才，这能让替代过程留有余地。
将来，学生掌握某项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有观点认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可以多办一些中专、专业学校、技校，这样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工人并在专业技能上十分擅长，过去德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看来，这个做法可能不合时宜了。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可能比掌握一种专业技能更重要。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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