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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键时期”必须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此“关键时期”，一方面，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的主要根据在于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备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而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历史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越是接近达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所面临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只有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才能把握好历史机遇。特别是在已经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的内涵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不确定的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多。因此，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必须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发展是有效克服和解决各种矛盾的根本途径，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就目标函数而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需要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跨越“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之后，需要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2021年到2035年的15年内我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要翻一番，年均增长率须达4.8%以上。如果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现有的发展方式，这15年内我国经济自然增长率（或潜在增长率）是难以达到这一水平的。到2050年前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包括主要发达国家），那么2021年到2050年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率须达到4.6%以上。同样，如果延续目前发展方式，其自然增长率也难以达成这一目标。就约束函数而言，无论是人口因素还是生态条件，无论是资本积累能力还是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幅度，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变化，无论是国内市场格局还是国际市场竞争的演变，都要求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无法满足各方面的约束条件。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更具时代紧迫性。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内容包括实现由投资需求拉动为主向最终消费拉动为主的增长动能转变，实现由规模扩张为主向集约式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由外延式为主向内涵式为主的再生产方式转变，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尤其是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逻辑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相应地，我们党提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以此作为将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经济发展实践的途径和方式。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2035年我国必须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否则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便难以达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改革举措，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明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并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党之所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重要原因在于适应践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的要求。正如《决定》所指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概括而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在微观上，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生产要素量的扩张，因此是高效率的经济发展；二是在宏观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并不断趋于平衡的发展，因此是总量逐渐收敛于均衡的经济发展；三是在结构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特征逐渐缓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等结构性矛盾和差距逐渐克服和缩小，因此是结构协调程度不断提升的经济发展；四是在风险防控上，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超大经济体需要具有系统性防控风险的能力和韧性，因此是高水平安全的经济发展；五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理论，生产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力发展是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使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组合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革命深化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尤其是进入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变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推动生产力发展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机械化时代（第一次产业革命），再由机械化进入电气化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又由电气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生产力发展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变革时代，其显著特征在于由信息化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生命科学技术等作为新一轮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关键共性技术，推动数字经济、低碳经济、健康经济等快速发展，使得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注入生产函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新质生产力就是指在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时代，“创新起主导作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回应。

生产力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系统集成，包括生产要素量的规定和质的规定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量的规定是指一定时期可以投入生产中的生产要素数量水平，一般而言这个量的水平总体上是既定的。质的规定则是指生产要素的禀赋以及配置组合所形成的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这种质的规定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因此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靠创新，要素效率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因而新质生产力是由起主导作用的创新推动的，其显著特点是创新。之所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要原因在于科技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水平，进而全面系统地规定着生产力的质态。因此，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适应，在逻辑上形成了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客观规律。生产力质态演变在经济发展上的集中体现是产业变革和产业结构演进。产业变革的水平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高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国民经济的质态。结构演进是效率的函数，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规定着生产力质态，生产力质态规定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演进规定着国民经济质态。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实质性的区别和划分标准，重要之处在于结构性特征。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所谓产业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信息化，又到数字化，本质上强调的都是生产力质态演变形成的产业结构特征的不同。至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划分标准，一方面不过是经济质态即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础上的经济结构演进的量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量的体现在一定条件下并不能真正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本质体现于经济结构规定的质态。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就经济发展而言，关键在于经济质态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时，首先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出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各类技术创新，加强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引领布局未来产业；完善推动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等，其目的是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创新起主导作用，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于“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入探索科技创新规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新质生产力的经济体现和载体是产业，科技创新要体现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围绕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农业强国、数字经济等目标和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应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要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并以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创新体制机制做出了全面安排，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上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必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机制。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相关制度供给，完善产业政策和治理体系，强化相应的制度约束，在体制机制上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从制度创新来看，其中重要之处在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而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高效均衡的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深层次的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既能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又能通过科学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弥补市场失灵，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