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蔡昉 社科院金融评论 2024年09月24日 19:30 北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同时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首先，这一重大部署强调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即从供给侧支撑中国经济以合理速度增长的能力。其次，也不是所有领域一哄而上，而需要注重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最后，这一部署的落脚点在于，更加突出完善有助于激发、产生、承载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即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和完善这个生产关系，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新质生产力和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正是现代化目标与重大改革举措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对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要求，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在2022~2035年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应低于4.7%。与此同时，中国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十余年后，如今也迎来了以老龄化和少子化为特点的人口发展新常态。这种双新常态格局提出的严峻挑战，就是要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尽可能提高供给侧增长能力。例如，我们预测在 2021~2035年期间，中国的GDP潜在增长率大约在年均4.5%和4.8%之间。这个从理论上估算的增长速度区间，固然与一般发展规律决定的轨迹是相符的，然而，这里的下限和上限均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成效。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具有下行的趋势，是由于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主要靠有形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发展面临着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制约。中国经济超越高速增长阶段是一般规律的作用，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和成色，必然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只有成功避免经济增长能力缺口，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处于同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增速区间。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着眼点和发力点，应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在增长动能中注入新的要素，以便有效抵消传统要素动能的消减。二是要实现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三是要挖掘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从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从这些方面形成的新动能、新发展方式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就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新质生产力。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地方调研中，多次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在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2024年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作为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概念，通常是对更高层次理念的进一步阐释。在有些情况下，新概念也可以是以前使用概念的一个升级版。无论属于哪种情形，新概念的形成都来自于实践的深化和认识的提升，以及现实产生的新的紧迫性和针对性。新质生产力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应的就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着眼于加强和转换增长动能，用以指导更高发展阶段的新实践。总之，旨在突出高技术、高效能和高质量等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因应经济发展长期可持续性而提出的新概念。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倚重创新驱动的新情况，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看到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也需要从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出发，找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的关键点和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经济学中，以熊彼特的表述为代表，讨论的创新概念通常包括五个方面，即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技术、工艺）、新的市场、新的原料来源，以及新的组织方式。其实，概括起来就是持续出现新的要素及其新组合，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也是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表达和物质依托，更突出表述了技术革命性突破带来的新要素及其组合和应用特点。从新要素来看。《决定》从较广泛的外延上列举了相关生产要素，既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有形要素，以及知识、技术、管理等现代无形要素，也包括数据这种伴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出现的、寓有形于无形的新要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之间必然会发生绝对意义上的形态替代和相对意义上的作用消长，这也是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变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供给特征，既把劳动要素充足供给和低廉成本转化为比较优势，也确保资本要素不会在积累过程中遭遇报酬递减现象，同时劳动力转移还带来明显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总体上以人口红利支撑了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传统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为了启动新的增长动能，挖掘和保持其可持续源泉，要素支撑必然要从资本和劳动更多转向人力资本、科技、管理和数据等。从要素的新配置（组合）来看。无论是既有要素的再配置，还是新要素的新配置，都可以通过畅通要素流动渠道，进行创新性配置和新场景应用，进而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达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要求。在同一个过程中，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新增长动能也将得以形成。生产率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在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低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创造出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随着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种急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置趋于放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够带来新动能的资源重新配置，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微观层次，即资源要素在具有不同生产率水平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有利的条件，各类市场主体也有着巨大的创新机遇。然而，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契机，不会自然而然地获得，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内的各类主体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例如，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科技平台发展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位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应用场景方面，中国因自身超大规模的人口、经济体量和国内需求而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把这些优势和机遇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用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推动相应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以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释放出和利用好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提出新的制度需求，应该通过改革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得到满足。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这个改革过程被表述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更具体的操作层面，这被表述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在科技革命的催生之下，新要素的出现及其新配置，表现为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分别被称为破坏性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从不同侧面描述创新过程和结果，讲的都是创新不可避免导致吐故纳新和优胜劣汰的性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推动形成这两个过程发生所必要的制度环境，又要推动形成应对两个过程后果的体制机制。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学术命题，被称为“索洛悖论”。该命题鲜明地指出新技术的应用看似无所不在，却不能从整体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在部门之间的不均衡性所致。在创新在行业之间或企业之间不均衡发生的情况下，那些创新力不足从而生产率不能提高或提高缓慢的部门，往往不仅得以生存，而且还因吸纳了被创新部门排挤出来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甚至进一步降低。相应地，国民经济作为整体，生产率未能因新技术的应用而得到同等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形在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技术应用过程中，不仅可能仍有表现，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能变本加厉发生。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不平衡现象，需要在体制上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畅通流动，提高资源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因地制宜的要求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即一方面，促进先进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新质生产力为标准和动力，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需要特别注重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形成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环境，促进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法则进入和退出、生存和死亡。换句话说，让生产率高的企业进入、生存和发展，让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结清和被淘汰。《决定》在这方面提出的改革举措和要求，包括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市场准入、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准入环境、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决定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等等。在经济学中还存在一个关于生产率分享的命题，可以称之为“凯恩斯悖论”。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预测到，劳动生产率将在100年的时间里得到极大的提高，以致整个社会将无需为产出的不足而忧愁；与此同时，社会却产生新的困扰。凯恩斯担心，社会政策和经济体制，乃至人们的心态和行为，都无法与这种物质丰裕的状况相适应。他对这种成长中的烦恼做出的预言，可以被看作一种生产关系如何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悖论，因而提出如何分享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或分好蛋糕的课题。中国即将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日益突出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从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品边界应该得到逐步扩大，人民生活品质越来越大的部分，也将由基本公共服务予以满足。对应这些规律性和现实需要，《决定》特别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出部署，旨在促进全体人民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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