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金融评论》2024年第4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其中，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现有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难以充分适应新的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上述改革任务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理解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加快绿色金融改革十分重要。

服务实体经济实质上是关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问题，其中蕴含着“三个转变”，即从注重虚拟经济转向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服务传统实体经济转向服务绿色实体经济，从传统金融形式转向新的金融形式。

（一）以新的金融形式促进绿色经济

首先，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体制，是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断脱实向虚、金融脱离其本质目的引发后果的反思和矫正。经济与金融脱实向虚，背离了经济发展是为提高民众福祉这一根本目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正确方向。

其次，转向什么样的实体经济。所谓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主要不是服务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可持续的实体经济，而是促进新的绿色实体经济。目前，实体经济正面临工业革命以来最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而绿色经济是解决不可持续危机的必然选择。

第三，由于绿色经济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其对金融的要求也有很大不同。绿色发展理念对应新的“美好生活”概念，由此决定着其发展内容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发展内容，而不同的发展内容又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金融的服务内容和形式，由此也要发生相应变化。

（二）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引领者

绿色经济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经济在世界上居于引领地位。这不仅对中国绿色金融提出了更多需求，也为中国绿色金融成为全球引领者提供了条件。

中国在绿色发展上有其独特优势。中国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在艰辛探索并付出巨大生态环境代价后的智慧结晶，是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理念和实践的突破。除了发展理念转变外，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政府执行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政策的稳定性、企业家精神、绿色金融等，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既是绿色金融推动的结果，也为中国绿色金融引领世界提供了条件。目前，中国在新能源及电动汽车等新兴绿色领域居于全球引领地位。中国在电动汽车技术创新、产业链布局及国际化发展方面均有较强优势。中国绿色金融取得显著成绩，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市场、绿色标准等均居全球前列。

但是，这些成就同绿色转型对绿色金融的内在要求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为此，需要加深对绿色经济的理解，不限于将绿色金融作为金融的一个狭小分支，或只在金融工具层面理解绿色金融，更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的高度认识绿色金融，思考绿色转型对金融发展底层逻辑的改变。

绿色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全面而深刻的发展范式转变。只有理解绿色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实现机制，才能理解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实现机制。

（一）理解绿色发展的本质特征

一是新的生态环境约束条件。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活动凌驾于自然之上，大自然只是资源攫取的对象和污染物排放的场所。绿色经济则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经济活动置于生态环境约束之下，通过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不仅避免生态环境危机，也让大自然造福人类。

二是对发展目的重新反思。如果只是引入生态环境约束，还不足以实现绿色经济，因为还需要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发展哲学及其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回归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让绿色资源成为新的增长来源。

上述转变，将对福祉、成本、收益、风险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从而对商业机遇和风险的判断，对发展内容及方式的要求，对市场条件、金融机制设计、政策条件等的要求，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当面对新的绿色经济现象时，用传统的金融概念可能难以理解，从而可能夸大绿色行为的风险、看不到绿色机遇，也就难以认识并发挥金融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

（二）理解绿色新经济的实现机制

除了本质特征的不同外，绿色发展还有不同的实现机制。绿色发展不仅需要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更要通过“创造性毁灭”催生新经济。理解绿色新经济“从无到有”的实现机制，对于理解绿色金融的角色就尤其重要。

首先，传统工业化的思维很难理解绿色发展背后的机遇。工业革命后建立传统工业化模式高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以高排放、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标准的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在保护环境的成本和好处之间寻求平衡。一旦在这个平衡点上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就被视为对最优状态的偏离，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这种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阻碍环境保护，也妨碍对绿色发展背后机遇的认识。一旦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就可以看到大量绿色增长机遇。尤其是，数字时代为新的绿色经济创造了无限可能。

其次，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难以理解绿色发展。传统边际分析更多的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分析资源最优配置问题，而不是分析最优分工组织结构的选择问题。在给定分工结构的条件下，环境和保护之间就成为一个两难关系，严格保护环境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实际上，绿色发展意味着分工组织结构拓扑性质的跃变，它有可能带来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分工结构，从而促进经济进步。

正如斯密-杨格定理指出，“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分工也决定市场大小”。绿色发展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具有预期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性质。当足够多的人预期绿色经济会实现并采取行动时，绿色市场及其分工就会出现，资源就会越来越多地朝这个方向汇聚，越来越多的绿色成功案例就会出现，从而一个“行动 ↔ 证据”之间的良性循环就会出现。

但是，这种“从无到有”的跃变，面临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也即，如果没有足够的绿色证据，就不会有绿色行动；而没有绿色行动，就不会有绿色证据。由于传统经济学边际分析无法处理分工结构的跳跃问题，也就很难在理论上预见绿色发展的机遇及其面临的困境。

对于这个“0-1”的跃变过程，政治家的远见、理论的预见能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执行力、金融家的判断，以及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等条件，需要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这种“从无到有”的跳跃，充满了机遇与风险，而这正是金融发现商业机遇并通过机制设计规避风险的特征。因此，金融对催生绿色经济活动就扮演着关键而独特的作用。

2020年中国承诺“双碳”目标后，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的井喷式发展，正是预期“自我实现”的结果。很多绿色经济活动难以出现，也正是由于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比如，没有相应的绿色基础设施，绿色活动就很难进行，而没有绿色活动，绿色基础设施又很难事先建设。这些新的绿色经济活动，都需要创新的金融机制设计来催生。

因此，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原则，对于绿色经济这种新生事物“0-1”的跃变而言，很多时候并不可靠。在现阶段，绿色证据可能并未出现，只是以愿景的形式存在于卓越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企业家的头脑中。这就需要跳出传统思维，预见这种机遇并采取行动，将愿景变成现实。

绿色金融的改革逻辑，就是为绿色经济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if-then”）。但是，“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让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愿景变成现实。因此，新思想引领新的绿色发展愿景，为新的愿景实现创造金融条件，就成为绿色金融改革的基本逻辑。

（一）改革的基本逻辑

绿色金融改革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下进行理解和探索，而不是向西方所谓金融强国学习的问题。所谓改革，就是为实现特定目标创造条件。这些条件以前不具备，故需要通过改革来创造。也就是说，改革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就”（if-then）的关系。对于绿色金融而言，其目标（then）就是“促进绿色实体经济”，其条件（if）就是绿色金融改革的内容。

通常认为，关于绿色金融最重要的是如何改革，即如何建立目标实现的条件（if）。但是，关于绿色金融，then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也即，绿色经济具体目标的设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但如何将其落实到不同的具体领域，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创造条件让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愿景变成现实。理解这一点，对于确定绿色金融的改革目标就十分重要。过去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目标较为明确，即赶超发达国家。但是，绿色金融是为绿色经济提供服务，而绿色经济对发达国家而言也是一个新生事物，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也就不再是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

最高明的改革，就是确立新的愿景，再创造条件让愿景变成现实，从无到有开新局。如何确立新的愿景？归根结底是需要新的思维和理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是理论决定我们能观察到什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和改革部署，就为制定中国绿色发展及绿色金融改革愿景和目标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二）绿色金融改革的难点

绿色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是反思绿色金融的底层逻辑。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传统的认识问题或者知识体系的问题。正如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指出，“困难之处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绿色金融改革面临的难点，也正是如此。

绿色经济目标实现的困难，不是因为这种新的跃升在理论和现实中不可行，而在于受限于传统思维和知识体系，人们难以认识到新的绿色机遇，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包括新的金融激励机制。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减排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只有认识到这些思想背后的深意及其实现机制，才能理解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角色，才会产生创新的内在动力。

这样，构建同新的发展范式相适应的原创性知识体系，包括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和绿色金融知识体系，就尤为重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开启了一扇视角独特的窗口。对“为什么”“建什么”“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等问题的思考，会引领我们不断深入思考传统现代化模式背后的危机及其根源，一步步接近问题的原点。

总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为绿色经济提供强大的绿色金融支撑。绿色金融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并不是简单地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问题，需要创新性探索。理解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对绿色金融改革就十分重要。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擘画，为中国绿色金融引领全球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