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望突破调整型增长区间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陈东琪谈宏观经济形势
(50人论坛·北京)经济出现突破上轨趋势
记者: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陈东琪:从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年初估计的好一些。尽管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非典疫情,居民消费、农民收入、对外贸易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宏观经济仍将在“快速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回升趋势没有改变。
国民经济连续几年调整,在“七上八下”的轨道上运行,而目前来看有突破上轨的趋势。
有几个指标值得关注:在行业方面,房地产业出现连续几年调整后的增长;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加速增长;电力供求均出现快速增长。分地区看,即使是受到非典影响较大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经济增长依然不错,回升态势从东南沿海一直向中西部渗透,目前全国出现了比较平衡的增长势头。外贸方面,则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进大出”。
在经济加速回升的同时,有几个结构性矛盾需要注意。与城市相比较,农村经济比较低迷;与投资相比,消费仍然没有持续性的明显回升。此外,在货币和信贷方面,M1、M2和贷款增长速度连续几个月超过20%。以我们的经验来看,这三个指标处于15%-20%之间比较合适,接近或超出这个范围的上限应该进行相应微调。但微调要掌握好力度,重点应放在投资上,不能影响本来就增长乏力的消费。
另外,失业压力增大,也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方面措施缓解就业矛盾
记者:为什么经济形势好转了,就业问题仍然这么突出?如何缓解就业矛盾?
陈东琪:目前,失业压力增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非典因素的影响,服务业受到冲击,大城市农民工返乡的很多,这些是短期原因;其次,从长期看,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在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增加,创造同样单位GDP所吸纳的就业量在逐步减少;其三,几年以前开始大学生扩招,这部分学生进入就业阶段,当然,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存在一定问题,有的不愿意在低档次工作岗位就业。这些现象表明,目前失业压力增大主要不是总量矛盾所致,而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振”所造成的。
缓解就业矛盾,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拉动的,而工业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工业制造品的科技含量在提高,人工劳动含量在减少,这是新兴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积极的一面,但对劳动就业构成了压力。目前,服务业的发展很慢。上半年,第二产业占GDP份额高达57%,第三产业只占33%,服务业增长速度比工业增长速度低得多。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只有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发展才能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但也要看到,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条件正在增多,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服务业需求会出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要采取政策措施有意识地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尽快打破服务行业如医疗、城市环保等行业的垄断。如果这些体制性障碍能够打破,将会极大地促进就业增加。
第二个措施是引导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要让所有劳动者、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明白,市场有很多就业选择,不能死守传统就业观念,不能只盯着最高层次的工作岗位。
第三个措施是要不断推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首先是劳动供求信息的提供,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还是很强,想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岗位,想要人的单位找不到人,这两个情况都存在;其次,要加强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劳动力也有一个“适销对路”的问题;其三,加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门槛。
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多赢的选择
记者:最近两年,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状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国是否还应延续当前的汇率政策?
陈东琪:今年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形势比去年还好,进出口的速度都进一步加快,预计全年外贸总额将超过7500亿美元,贸易顺差在100-150亿美元左右,利用外资将达610亿美元左右。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尽管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但目前由于美元有升值迹象,这种压力开始减轻。人民币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0%以上,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出口必然减少,紧接着我国的进口也将大幅下降。这无疑将影响到很多发达国家的出口,从而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一个明智的、能使贸易伙伴达到多赢的选择。
其实,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慢升值状态。人民币对美元8年累计升值3.9%,对日元升值则已达到19%。所以,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讲是慢升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下升值很快。目前有人提出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改为盯住几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我认为目前时机仍不成熟,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一单一货币。
制度创新依然是发展的关键
记者:几年来,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相机抉择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是不是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制度创新?
陈东琪:没错。我国政府几年来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相当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不断微调,都配合得比较得当,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承认。但一些调控政策的效果有时不明显,或是政策效果递减,不是政策工具不对,主要是政策实施的制度环境没有达到要求。因此,各方面的制度创新依然非常重要。(中国证券报,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陈东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