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414期）

刘元春

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非常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安排我又一次来和同学们交流，我上一次来讲的是中国技术创新，这次我讲新质生产力。这两个题目是有共同的一些背景和共同的主题的。当前，社会各界已经把新质生产力炒成了一个热词。在百度搜索看到，目前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文章，按照几何级数快速增长。知网查询也表明，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起，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术界正式发表的论文已经有7 000多篇。全国各界都在讨论新质生产力，但在这样一种浪潮里，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当然，从学界来看，尤其是在高校，我们更不能够一哄而上、制造学术泡沫。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把这个新的概念和新的范畴理解清楚，明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清华学子来讲，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战略显得尤为重要。从清华大学的传统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经管学院主要聚焦于技术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等领域，那时清华大学有一批老教授是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或者技术经济学的。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把一些基本内容进行梳理，从背景材料、理论价值和战略举措等方面，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大家都知道，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提出的。这个概念是与新材料、新能源、先进信息技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相联系的。当时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感觉很陌生，因为大家以往只讲生产力或者先进生产力，而不明白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2023年年底，特别是在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家发现总书记很重视这个概念，要将这个概念上升为我们未来布局、未来战略提升的核心抓手。当然，从理论上讲，只要涉及生产力这个概念，大家就会清晰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在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开创性的概念。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上升到最基本的理论范畴与最基本的逻辑体系，那么它在学术化、体系化上就难以达到新的高度。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范畴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最为核心和基础性的理论范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无疑蕴含了大量学理化上的新想法。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新质生产力，激发了学术界对这个理论的高度重视。各种解读文章如潮水一般喷涌而出。但很多解读并不十分准确，甚至出现了误读。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泛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体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谈道：“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与实践行动，如果不能归结到生产力范畴，这些行动和实践就要打一个问号。很多理论和规律，如果不能归结到生产力这样一个基础范畴之上，这些理论构建和思想构建，就难以在体系化中具有科学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在学理化、体系化上面，当然也是很不成熟的。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也提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在战略上和实践上进行新的布局和深化。所以，“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战略理论基础要往前更进一步。怎样才能更进一步？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在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科学的界定。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个定义中的定语很多，把定语去掉即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质态”，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另外几个关键点在于，它强调创新特征，以及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一样的特征。

理解新质生产力，必须把这个概念放在时代以及我们的战略框架之中，那就是，新质生产力必须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中进行理解。主导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有人讲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只不过是要总结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新规律，这种认识过于泛泛，并不准确。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多状态，也有很多规律，但新质生产力所瞄准的，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简单的生产要素再配置，也不是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而是特指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技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就是，革命性技术突破有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有哪些？回答这些问题就会自然把我们的关注点聚焦于现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技术与产业革命。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不是指某一天某一个企业实现了技术进步，或某一天某一个行业进行了新的改革和调整。技术进步应当具有颠覆性，生产性要素要聚焦创新性配置，产业升级要深度转型。

另外，新质生产力必须强化生产力三要素。它不只是讲技术，而是以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三要素，生产力的进步取决于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基本素质的提升；二是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的改进；三是劳动对象扩展；四是三要素组合关系的改进，这种改进有时是线性进步，有时可能是非线性进步。新质生产力对于劳动者、生产技术、劳动对象都有特殊的界定，尤其是三大要素的新内涵的组合关系有特殊的理解，那就是聚焦于要素组合关系是跃升的，而不是线性变化的。这个跃升实际上是以全要素生产力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志的。所以,这里大家都会谈道,它并不是简单的一般性技术进步、一般的要素配置、一般的产业升级，而是要真正聚焦于在一种临界点能够发生质变的状态，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和新的要求。

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定义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回顾过去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我们会发现：技术有没有进步呢？不仅有进步，而且还不错；产业有没有升级呢？有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升级得也很好，新兴产业跑得也快；我们的一些资源配置有没有改善？是否出台了改革举措？都出台了；配置方式有没有调整？都在调！但是，我们还会发现，技术进步在很多方面并不具有颠覆性，也不具有系统性和革命性的进步，难以突破“卡脖子”问题，也难以改变大国博弈中我们在贸易战、技术战、人才战中间的谈判地位。同时，我们的各种改革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也没有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上实现质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大幅度提升，反而出现了持续下滑。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与以前有不同的内涵，也要有不一样的改革、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在这方面我们会看到，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准确把握，实际上暗含了大量的新内容、新标准和新战略。对这些内涵把握不清楚，随时意味着会出新问题。最近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人在写文章、在表态。而这些文章和表态，基本上是把现在做的事情换了个马甲而已,都披上了“新质生产力”的外衣，但是实际上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新质生产力差异甚大。 

二、深入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 

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战略举措。

第一个战略布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总书记谈道，“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没有科技创新，要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产业革命要出现，要经过以下几大步骤：第一个步骤,基础理论要有突破性的进展；第二个步骤，围绕一些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核心命题和相关体系，涌现大量的研究论文；第三个步骤，这些理论性的论文和观点应开始转化成相应的专利技术，出现一系列的运用研究和实践；第四个步骤，新技术广泛运用，开始全面转化为新的产业和新的模式，进一步形成生产方式的变革。换句话说，就是让这种新的技术真正转化成生产力，最终能够对生产效率产生根本性提升，对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带来革命性变化。

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对于加快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分关键。什么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呢？目前的体系和战略能不能适应这种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呢？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国家全面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明确指出，要以关键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到底哪些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呢？实际上，不同时期和不同政策文件里既有基础性的共识，也有一些差异。我们国家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界定了科技前沿和攻关领域的七大领域。比如：第一个领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第二个领域是量子信息，第三个领域是集成电路，第四个领域是脑科学与内脑研究，第五个领域是基因与生物技术，第六个领域是临床医学与健康，第七个领域是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都对这些领域进行了科技规划。在这些科技规划里面，我们会看到国家层面对于很多新技术的理解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深化的。当然，我们也要评估，当年在规划这些战略性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具体领域时，是不是出现了系统性偏误。一些人对现在的举国体系提出很多疑问。其中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国家接近人类技术创新前沿的时候，由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能否对下一轮技术创新的方向进行预判和甄别。很多人认为，政府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预判和甄别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其原因很简单，原始性的技术创新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往往是超越人类规划的。当然，这种讨论会引发我们思考——在接近技术前沿的时候,如何才能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科创体系？在科技从赶超阶段步入并行和引领阶段时，如何鉴别科学和技术有效的发展路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案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军事技术发展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最后却走到死胡同里面了。苏联就是一个典型。我们从历史上也会看到，对于技术研发的方向和轨道的判断出现错误，从而导致整体性的研发投入成为沉没成本，而没有成为有效的竞争力的基础。另外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由于美国对日本半导体战略的干涉，日本在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上的选择出现了偏差，最后选择了没有发展前途的模拟技术，日本企业的大量研发支出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而成为沉没成本。所以，在当前，我们依然要思考如下问题：我们这些布局是不是前沿技术？如果是前沿技术，需要哪些新的体系与之匹配？

当然，这些年来，中美技术冲突直接帮助我们对于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进行了全面梳理，凡是“卡脖子”的短板技术都是重点关注的技术。同时，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对什么是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有很好的标注。所以很多研究团队在梳理产业短板的基础上，对关键技术进行了四大分类: 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很多细分行业，数量达到了682项技术。当然，不同团队的研究与梳理结果是不一样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要将所有卡脖子问题都解决掉,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在全球化体系中都会存在“卡脖子”问题，不可能在任何技术和任何行业都擅长。但是解决“卡脖子”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有真正的长板来补充短板，从而获取国际博弈谈判力。所以，我们目前在战略上不是要简单进行全面突破，而是要真正研究，在“卡脖子”问题上，我们能否在具有技术基础的前提下进行重点突破，铸就国际博弈的谈判力。因此，在突破“卡脖子”问题上，我们不宜将战线拉得太长。“十三五”重点布局和“十四五”重点布局不仅有连续性，同时也是有选择性的。

第二个战略布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生产力呢？大家知道，马克思对于科技的强调是无以复加的，他认为科技是生产力发展最核心的力量。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专门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提出来了。但我们一定要记住，单一的用于某些特殊目的的技术研发，要想真正改变生产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进入经济循环体系中，使科技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科技创新要转换为产业创新，要转换成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要为原来所有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大家知道，美苏之间的冷战，实际上最终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因此,目前中美之间的博弈，一定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们一定要使很多的基础研发和军事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能够转换成民用产品,从而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创新。

美国模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军工复合体以及军民融合战略的发展。换句话说,美国能够通过新科研创新体系，使一些基础研发快速运用于军事领域，又从军事领域快速形成军民共用，同时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也知道，美国目前很多民用技术前身都是军用技术，但只要这套体系能够很顺畅、低成本地进行衔接,美国的军事科研及技术创新就能够保证经费支出。“十三五”之后，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军民融合战略。实际上，我们也正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突破。因此，发展的核心是我们要重视科技转换成产业创新。

当然，这个里面存在很多的争论——一些人讲，中国目前的瓶颈问题不是基础研发不够，而是科技的转化力太低。有一个核心指标表明,我们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很多，但是专利的使用率却很低。有人测算，如果科技转换率能够提高到跟美国差不多，那我们就很厉害了。但是清华有一个校友认为，这个说法是假的，因为这些专利全是假专利。因此，我们不是转换率太低，而是没有可转换的好东西！科技创新还没有夯实基础，导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因此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最为典型的现象，我们这些年来全面推动科创，全国各个省、市、县都在建设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创新园区，但很多地方就没有想过，他根本没有原创性的技术，怎么可能会形成产业创新呢？因此，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过去十年里面涌现出“PPT（演示文稿）创新”的现象——就是把PPT做好,在PPT上向大家描绘美好蓝图，然后圈地、圈钱、融资，但真正的科技创新却是没有的,到处充斥着虚假创新。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些年里比较普遍。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压力。这与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很多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没有真正的科技创新产品，没有真正具有颠覆性和原创性的技术，或者说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没有达到新质生产力的水平，仍然还是传统的，甚至只是PPT融资和PPT文件创新而已。这样我们欺骗了市场，最后导致投资者用脚投票，并延伸出一系列悲催的后果。

一个主要的结论就是，我们要经过产业创新才能将科技转换成生产力，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它有三大层面：一是培育重大新兴产业，二是布局未来产业，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主要体现在：新兴工业化和制造业强国战略、质量强国战略、网络强国战略、数字中国战略，以及农业技术与农业产业的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很多人老想不通，认为农业是夕阳产业，不应当成为战略核心。但实际上这与我们的时代背景有关——第一个背景就是，农业技术已经发生了一些革命性变化；第二个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已经使一些传统的普通农业上升到一种战略性的产业。例如，俄乌冲突直接导致世界的粮价直线提升20%，对于当时东欧和西欧的价格影响更为强烈。再如，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停止对外输出粮食，过去四年，全球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升高了60%，导致粮食进口国价格高企。第三个背景就是气候的变化，很多专家预测我们很可能处于气候长周期中对于农业生产不利的阶段。

因此，“粮安天下”就成为战略性的问题。破解这个战略性问题的根本方法，当然是农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创新，从而实现农业产业的全面创新。可能也有很多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怎么可能是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升级呢？农业被大家认为是夕阳产业。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对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划分，以及对于未来产业的界定有一些新变化。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二十大专门谈到一个基本原则，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的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四位一体的产业创新。如果我们梳理对于新兴产业的一些认识，就会看到一些变化，一是2020年国发[2010]32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很好的一些界定，节能环保、新一代新兴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经超过20年了。包括现在已经取得卓越性成就的“新三样”，实际是长达20年的国家战略布局的产物。国家“十三五”对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进行了界定，并有一些变化。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纳入进来，智能化更为重要。“十四五”规划对于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等聚焦新一代的技术有了更多的界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加了一些，基于此，大家可以看到国家目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特定理解的。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如果我们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很正确，目前的这一套体系就会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如果规划委员的理解出现偏差，这就麻烦了。我是第十四届规划委员会委员，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讨论活动。国家是通过集众智来形成国家战略的。

202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启动“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要求全国各个相关团队对于“十五五”规划的发展环境、核心任务、实施路径要进行全面研究，研究之后再根据各个部门与团队之间的情况合成。即使如此，真正懂前沿的人也是很少的。同时，对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即对《中国制造2025》里面规划的制造技术，国家也进行了很多界定。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对于相应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和产业创新的目标，也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有很多具有共性的地方。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以及新基础设施，都给予了很多界定。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强大。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把它说得很透的，但是如果从这些规划的内涵、连续性和我们长期进行的产业创新体系构建来看，就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套体系是一个技术赶超绝佳的体系。它会集中体现在动态资源的跨周期配置上面，而不是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简单理解的静态资源配置的范畴。

对于未来产业的内涵，“十四五”规划进行了界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进行了界定。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对于未来产业的新赛道进行了一些布局。例如上海市对未来产业的三大赛道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布局，希望经过10年的奋斗，能够在这些未来产业里面形成几大万亿级的产业群。

第三个战略布局，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

发展方式创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内涵五大纬度：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其中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生产力是从人类的视角来把握的，要探究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关心整个人类和星球的安全问题。绿色是可持续和安全的核心。因此，把新质生产力定位在绿色的生产力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个战略布局，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命题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能动的要素。同时，比生产关系更为广泛的一个范畴就是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制度一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利用改革来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是很重要的致命一招与关键一招！

但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新质生产力必须促进很特殊的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同时还要促进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我们在生产关系层面缺什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最近讨论很多的产能过剩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国际贸易摩擦最前沿的问题。欧盟秘书长在讨论这个问题，德国总理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出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是不是说明现在制度体系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存在差距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一般产能过剩都通过市场价格降价、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破产退出等方式来去除产能。但我们看到的是，每隔五年，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掀起一个浪潮，引起一些大的讨论。比如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产能出现过剩，当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结构性改革。那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抓大放小、精简机构、下岗分流。但是，2013年、2015年又开始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的争论， 2015年政府采取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去产能”，但是“去产能”越去越多。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需要从生产关系层面来分析。地方政府一拥而上、重复建设的模式可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要想使新质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关系层面要改革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这涉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改革标准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路径是什么？理论上，判断这些问题的答案标准一定是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央领导专门谈了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2024年4月，证监会公布了新“国九条”（《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没隔几天，证监会又出台了一个条例，要求证券市场必须促进高技术创新，这些都是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第五个战略布局，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简单归结为技术要素，也不是简单等价于技术创新或产业创新。生产力最为活跃的要素是人，最为关键的要素当然是科技，而这两者最为基础的肯定是教育。所以，二十大报告将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作为发展的基本战略，并单列为核心纲领进行强调。实际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大工程，需要从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的角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要率先完成的强国目标是教育强国，它具有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2035年要率先实现教育强国。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制定《教育强国行动纲要》，计划将要出台。为什么还要把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单列出来？原因就是它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必须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个是科创，一个是产业升级，一个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以及科技人才教育的三位一体新机制的建设。这四个维度很清晰。

这些论述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是对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科学总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范畴，它为习近平思想的深化和学理化提供了基石，不仅说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及如何有效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科学问题，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战略性新指引。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事实上，我们要想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时代背景把握清楚，把它的逻辑体系把握清楚。

第一个时代背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技术持续涌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不断加深，催生大量新的发展方向，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爆发的时点，这个时点有很多特殊性。首先，新一轮产业革命可能已经到来。做出这种判断的标准有很多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分期方法。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为主，以蒸汽机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为主，以内燃机和汽车等为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与计算机的诞生密切关联。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是信息化，更重要的是智能化。这个智能化对于技术演进的规律、生产力演进规律都有哪些挑战呢？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新知识，因为如果仍按照旧的一些模式，可能把握不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新规律。

很多人谈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特殊之处。产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发展的能力延伸，这个能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再进一步说就是能量转换成能力的方法。我们认识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延伸到人类的双手。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内燃机及汽车飞机延伸到人类的双脚，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延伸到人类的感观，特别是信息网络。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先进通信、绿色能源等延伸到人类的大脑，改变了知识创造的路径。可以看出，第四次产业革命具有前三次工业革命不一样的路径特点、不一样的组织冲击能力和道德伦理的冲击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延续前三次科技革命对于技术体系、生产方式、法律制度等方面作用的规律。

若想很好地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不创新原来的思维方式肯定是不可行的。有人讲到了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多元论。也就是说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可能并不像大家所理解的，这里面涉及从5G到物联网，从网络神经深度学习生成式AI，从虚拟现实、扩张现实、混合现实、远程呈现到元宇宙，从生物技术到生物制造，从高速列车到真空管道磁悬浮，这些内容不是单一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是具有颠覆性、能源性的革命。这涉及生产方式的革命、社会组织的革命、生命方式的革命、知识生产的革命还有生存方式即有关个人与安全的革命。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

这些新阶段有很多新特征。第一个是跨界融合，也就是说这一次革命不是仅限于单一技术领域的革命。我们从AI领域和信息领域的几位大佬身上看到，他们讨论问题时，可能不是单一的思考。马斯克讲，AI（人工智能）最终革命是能源革命；还有几位大佬讲，比AI更厉害的技术是生物技术。好几位在该领域具有引领性的领袖级人物，给很多学生的建议是不要选计算机，应当选生物技术专业。第二个是快速发展，它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发展。目前关于摩尔定律是否失灵，并且已经呈现出新规律，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论。但是对于AI的学习速度和未来的成绩提升已经大大超过原来一些原则。第三个是绿色可持续，第四个是万户互联，第五个是定制化和智能化连接，第六个是数字驱动与知识革命，第七个是颠覆性的社会变革。AI如果是一种顶级的创新工具，那么人类结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更不可思议的是脑机对接，生物制造如果成功了，各种器官都可以换了，大脑内存升级直接可以输进去了，原来科幻所讲的半人半神的新体系就出现了！这种体系的出现会使人类社会结构怎样变革呢？实际上这是很复杂的。有人讲，可能出现一个超智商、超财富的超级独裁者的统治体系。这就有可能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构思的“哲学王”，这个哲学王通过脑子升级最快、掌握的财富最多来支配其他的力量来进行创新，同时又能控制创新来为自己的大脑提供全面的升级，进一步拉开智力和能力的差距，这就是哲学王！很多不可想象的东西被创造出来。

第四次产业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规律、未来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冲击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用全新视角和理念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按照一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哲学模式进行思考。从目前的技术周期理论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技术周期转折点，而不是原来预计的导入期。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整整16年，这16年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导入期，迈入新的技术周期的拓展期。拓展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我们目前已进入一个超级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明确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新的历史机遇，都会有国家抓住机遇，实现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也就是说，后进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技术没有发生变革的时候是难以实现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单一轨道和平稳行驶时能够实现超车吗？很难！往往是在大变革时代，上一轮的技术被新一轮技术全面替代的过程中间，可以超越上一代技术一些薄弱的环节，进入一个新的赛道中。这个认识很重要。就是说，技术革命往往会提供大国跃升的机遇。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的交汇。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与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也形成了一个交汇点。我们判断，如果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过程中抓住这样的时点，引领新的AI时代与智能化时代，我们就一定能弯道超车，实现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所以，如果我们不领会这一轮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略性契机以及新一轮技术的新特征，就很有可能完成不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也可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必须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住第四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刚才讲的新质生产力，不是指一般的技术进步和普通产业升级，而是指技术革命实现弯道超车，推出一些颠覆性科学技术。 

 第二个时代背景，我们已经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和成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

通过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尤其是通过新时期的布局，我们已经在基础研发、新兴产业、新模式、新要素的布局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具备了能与美国进行竞争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础要件。

第一，大市场需要大创新，也能孕育大创新。小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目前，中国大量的企业已经进入必须要创新的新阶段。

第二，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中高端人才红利逐步显现。2014年，全国有324.7万研发人员；2022年，11年内提高到635.4万人，稳居世界首位；同时，入选世界级科学家的数量，从2014年的110人增长到2022年的1 169人，位居世界第二。有很多数据证明了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十分优秀的专业人士。 

第三，在产业装备和产业链配套方面，我国有十分雄厚的力量。我国产业链全，在规模和结构等方面都做得很好。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制造开始全面向中国创造转变，同时还拥抱了科创所必需的金融支持。在经济总量方面，我们进一步巩固了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当然，在这方面，近两年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我们2023年按美元所测算的名义GDP下降了0.15%。很多人由此就讲，我们出问题了。其实这主要是汇率和物价因素所导致的。如果按照不变的价格测算，我们目前整体增长速度以及规模依然要比美国好得多。如果按照2023年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大陆GDP是33.01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7.37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要从多角度来看。按照现价的汇率测算，我们近期的确不及美国，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同时，在一些特殊时点，大国综合竞争能力和对抗能力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现有GDP的规模。美国的战略专家认为，中国购买力的平价大大超越美国，以及剔除通货膨胀，中国增长快于美国，这一直是美国霸权体系持续的挑战。我们在国内没有很好地宣传这些，从而导致很多人对于近两年的经济状况有点悲观。如果转换一些视角来看则会更好。在制造业方面，我国产量已经达到整个世界的32%，高居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2023年汽车生产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造船已经连续5年世界第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参数。

在这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中国制造开始转向中国创造的一些基础参数。有人说我们有些专利是假专利，水分很多。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原来有水分的数据都没超过人家。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论文产出，各个大学考评体系已经不考评SCI（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发论文的超级大国，当然要从数量转到质量上来。很多大学制度体系在早期就是拿钱买文章，尤其拿钱买海外文章，现在不需要也不允许再拿钱买文章了。这就要求我们要激励大家真的有创新，而不是简单以论文来充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研发强度、创新指标体系以及科创板领域都有十分迅猛的发展。

我们目前在金融体系短期风险上面还有一些薄弱，但是衡量一个民族的关键是新“三驾马车”，而不是原来讲的旧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是短期数量，难以反映一个大国的真正实力。每一个民族都会经历很多的灾难，美国每20年经历一次房地产危机，每10年经历一次金融危机，每30年经历一次超级债务危机。但是谁会因为美国出现了周期性危机，就得出美国崩溃了的结论呢？那是不会的。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基础研发，看到是的产业升级能力，看到的是科创金融体系能不能把有限资源更快更好地集中在基础研发和产业升级之上。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这三项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核心实力的新“三驾马车”。

从上面这些角度可以发现，目前的确正在发生一些我们自己还没有感受到的变化。但我们的竞争者却对这些变化感受很明显。在AI领域研究方面，中国并未处于大家想象中的落后位置。比如AI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中国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同时，在上市公司持有的专利数量方面，腾讯占第一，然后是百度。近几年，中国在新三样领域的突破，表明了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已经走出一条新路。2023年，我们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无论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是欧洲代表，他们来到中国都会对新三样的新现象表示高度关注。我们一定要清楚，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实际上蕴含一种新的产能模式——光伏、风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下降大大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成本下降来自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而不是简单依靠自己压低自己的价格。2023年，一些太阳能组件的价格下降得非常快，超过了50%。之所以这么快，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剧烈的竞争，更多还是体现了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支撑科技创新的强大的金融体系。

第三个时代背景，中美大国博弈进入关键期，高新技术冲突和对未来技术革命的引领，要求我们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有更为体系化和学理化的认识。

中美大国博弈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之后就成为事实。2015年布鲁金斯的智库年会的主题就是遏制中国，从竞选到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和报复性关税就显得十分自然了。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现在中美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刺刀见红的新阶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看到，与世界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短板。展望下一个阶段的博弈，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些方面去突破，可能会很麻烦。

从欧美角度来看，美国目前实施“小院高墙”等战略，将产生持续性的遏制力。但是，美国所推进的再工业化、近岸外包和离岸外包必须要有新的商业模式，具有可竞争性。美国产业链回归和供应链再造必须面对中国强大的出口竞争力。美国智库经过深入评估发现，补贴的新兴产业由于成本太高卖不掉，不具有竞争力，原因在于中国技术创新和各类成本产生的价格效应太强烈了。耶伦就讲你们搞这么低的价格，害得我搞的那些东西都要成为烂尾工程了。你们要自我约束，要不然我就要搞你！耶伦这一次来中国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走出一种新模式，在这样的博弈中间开始探索出一条新路。美国的“小院高墙”无论怎么样，它所布局的产业链和技术链是否具有可竞争性，在未来两三年后，当它所有的补贴都用光了的时候，一定会有结果。而对于我们来讲，就要高度重视了。换句话说，我们的成本优势能不能够在技术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上，取得更为坚实的基础。大家看到这是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实体清单针对中国高新技术关键领域进行的遏制，这个名单很长。同时大家也会看到最近热议的问题。另外，我们还会看到中美在研发上的比较，会发现我们在基础研发上只占到百分之五点几，美国的基础研发占到了16%，美国基础研发的强大实力，一直是我们难以比肩的。因此，“十四五”规划里就有一个指标，基础研发占总体研发支出的比重要超过8%。即使超过8%，也只有美国的研发强度和支出强度的一半。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与美国比也差很远，仅仅比印度高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到日本这样的水平，那就了不得了。

中国的研究强度和近期投入实际上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了，达到GDP的2.5%，而美国为3.5%。从近三年的研发强度的增幅可以看到以色列增长得最明显，美国近三年增长幅度也比我们要高。我们与欧洲差不多。但这两年，美国新一轮的投资规模量很大。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AI企业占比达到了34%，中国只有15%。我们最近这2年，AI的发展速度反而相对落后于美国，这一点也要反思。

谁赢得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谁就能够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的体系，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间取得胜利，这当然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四个时代背景，中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走出短期困局，成功迈向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很多人讲，走出困局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改革走出困局，第二种是技术革命走出困局。1933年美国大萧条时，很多人认为技术革命是解决危机很重要的一个药方，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让美国走出危机，美国实际上通过二战带来了大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现代技术的运用，从而走出了这一个长期停滞的状况。

目前，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困局。很多人主张在改革以及技术的双重作用下走出困局，这对于我们的经济体系是适用的。我们最近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艰难的一公里。我们的人均GDP现在基本上达到1.2万美元，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是1.35万美元。就差1 000多美元，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1 000多美元的增长，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10%来完成。要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相关的测算表明，从2020年到2035年，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年均要达到4.83%。我们过去四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6%，没有达标。这意味着下一步的增长必须更快，综合国力、经济技术再上一个台阶，否则这个翻一番的目标是很困难的。

再则，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得很快，不仅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在下降，同时制度红利、改革红利也下降得更快。目前的测算表明，到2013年左右，TFP的贡献度是负的，也就是说制度成了拖累。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未来的TFP全世界都在下降，他们测算我们的TFP下降得更厉害。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进入递减期，我们需要重视了，我们需要新的动能，而这个新动能一方面来自新一轮大变革，构建第二轮的改革红利，同时也来自我们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创新所构建的新质生产力红利。各项改革与战略是否成功，其主要的标志就是新质生产力是否已形成，TFP有没有根本性的提升。可以看到，美国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但是70%的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是与数字化应用相关联的。大家看IMF最近的测算，人工智能对于各种要素的终期影响是根本性的。

这是我刚才讲的背景，我把这个背景讲完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是那么简单。它暗含了我们对于时代的理解，对于战略的再布局，当然也是对于理论的再深化。 

四、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及其理论价值

第一，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5年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评价。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针对大国竞争与德国崛起而谈的，他提出国家的崛起和大国之间的博弈一定要从技术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美国目前布局发生巨大变化，原因很简单，大国之间的较量一定要回到这个上面来。美国产业政策开始全面回归。美国在20世纪末是羞于谈产业政策的，他认为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但是现在布林肯专门介绍了美国的六字方针——竞争、合作与遏制。其中，“竞争”要求美国政策要采取与之相关的政策，抛弃过去的自由放任，采取补贴与关税政策，来保证美国在先进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和新兴产业全面可控地位。美国的产业政策现在很明确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已经全面运用产业政策，美国学者也回归基本点来进行战略构建。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的历史形态理论对于生产力进行了全面认识。他通过对历史形态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利用这个原理来分析社会变迁规律。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谈生产力，只谈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是要回归生产力之上的。

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晚年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思考。马克思晚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落后国家如何才能长驱直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落后国家即使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该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否可以出现跨越式发展，从而直接达到发达生产力的阶段呢？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具有这种间断式的能力跨越？这些命题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十分重要。第一个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就是列宁同志，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不是在帝国主义最发达的部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讲的全球同步爆发，而是有先后顺序的。现实社会主义很可能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并存的时期，该时期可能还很长。如果大家学政治经济学，你会知道目前很多讨论，包括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阶段是什么，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分期到底是什么，初级阶段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都暗含在此类理论讨论之中。

很多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很多设想和理论构建，但理论最为重要的功能是解决现实问题！而要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就社会主义制度谈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历史证明是不能的。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就谈道，陈伯达这个老夫子太马克思主义了，可能是对我们很不利的。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你要符合现实。当你回归到现实，我们的理论构建原来又是按照资本论，特别是按照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设置一些模式来进行的，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若我们要想回归到中国的现实，怎么回归呢？小平同志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和范畴回归到生产力上去，实现了对理论的新突破和新构建。首先界定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从制度与生产关系层面回归生产力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得以产生和构建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对“新发展阶段”进行十分重要的界定呢？不界定好分期，一定难以进行战略任务和内涵的规划。我们处于什么阶段，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而主要矛盾的核心内容和基础是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水平及其之间的关系，而生产力发展的状态是首要的参数。因此，在实践中回归现实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回归生产力这个层面。如果要进行理论创新，也必须认识到这个层面才能创新，否则构建的理论是经不住意识形态冲击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就是要将他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在学理化和体系化上更上一个台阶，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构建上、在战略构建上进行概念性的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什么能成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它的出发点，回归唯物史观最为基础性范畴之上，才能走出“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的理论困局。只有正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极其不发达国家中产生的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才能把市场资源配置作为有效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来。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学术术语革命的特质，可以成为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基石，可以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全面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基本的新范畴。我们一定要从革命的理论创新回到原点，形成适合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否则我们很多理论往往会成为约束现实行动的枷锁！这也是马克思当年谈的，理论如果不能反映实践与现实，一定成为社会发展的约束。

生产力理论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逻辑关系上看，生产力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支撑，体现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之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石。列宁曾经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看成自然历史过程。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与中国化，奠定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的理论基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重视中国实践创新的新规律和现实科技创新的新规律。新质生产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进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能级跃升”，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二是将生产力的内涵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推进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的生态新内涵。三是从主要通过移植国外技术发展生产力，推进到主要通过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对于生产力这一个跃升，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跨越式跃升理论。四是对于第四次产业与技术革命前瞻性研究，提出新阶段新时期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生产力跃升的新规律。 

五、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设计

战略设计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国家围绕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兴工业化、制造业强国、教育强国等战略进行了持续布局，取得了很多成果，对于下一步的创新驱动，为什么还要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呢？我们是否需要用一个新概念，把原来提出的这些战略，进行全面整合和全面提升呢？也就是我们是否需要“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战略，重新对上述战略进行梳理、深化和重构呢？

值得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主题。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宣扬这个概念呢？答案是明年，即2025年，将提出“十五五”规划，我们需要新概念来统领新规划。“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主题是新发展理念，“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伏笔。

国家发改委主任最近谈到了这个伏笔。他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系全局的长远大事，要把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重点，在谋划“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重要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时，充分考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提出的五大部署，毫无疑问也是我们下一步“十五五”规划的很重要的遵循。但是具体怎么弄，不像很多人所讲“好像是现成的”。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谋划全面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措。因此我们在学习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时候，特别是在下一步的实践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