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长安讲坛总第417期）

黄群慧

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很高兴来到长安讲坛，就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跟大家交流。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以来，新质生产力一直是一个热词，学界也围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指出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接下来，我围绕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谈一些认识。

一、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

那么，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呢？在2024年1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作出了重要论述：“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个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包括了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论述的第一句话说“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般的先进生产力或者现代生产力、新型生产力，而是符合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举个例子，现在有些地方把无人驾驶引入出租车行业，无人驾驶可以是先进生产力，但未必是新质生产力，如果无人驾驶进入出租车行业而产生就业替代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创新发展、先进生产力，但没有考虑到共享发展，所以不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论述的第二句话说“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指明到了新质生产力的产生过程、内涵和衡量标志。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一定是来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首先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由此带来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创新性配置，产生大量新部门，推动传统产业部门转型升级，最终表现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真正落到经济上，一定是生产率的提升。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要素是生产力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对应的应该是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的劳动对象，以及这些要素重新优化组合，最终以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为标志。这段话的内涵十分深刻。

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和深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经济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经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在实际中形成了并还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对应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对应的是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生产力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了保护生产力理论，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重要论断。以前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把生态文明也加进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范畴，而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范畴。既然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联系在一起，无疑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需要从工业革命视角分析。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两次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带来了人类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人类历史可以简单的以工业革命为分水岭，划分为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人类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生活资料无法维护自身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人类社会才有能力养活当今80亿人口。工业革命催生生产力发展、带来生产率的提升，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共性的基本逻辑是：由共性技术或者使能技术突破，带来动力、能源、原料和工具的革命，进而产生大量的新部门，包括基础设施革命性变化，进而带来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生产组织方式发生质变，整个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最终大幅提高生产力水平。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性的技术发明是水力机械化和蒸汽机械化，动力解决之后产生一大批通用性劳动资料（工具）如蒸汽机、轮船等，然后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来支撑，如蒸汽动力铁路、电缆等，由此引起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产生了现代工厂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电气化时代和摩托化时代的相继到来，通用性劳动资料（工具）都发生革命性变化，钢轨铁路、航空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应运而生，泰勒制、福特制等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发展。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要趋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步孕育，进入本世纪这一趋势加速演化。与以往不同的是，英特尔处理器、芯片等通用性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带来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基础设施不再是铁路、公路、机场，变成信息高速、大模型、物联网、区块链、算力网等。同时，生产制造过程要求越来越绿色低碳，以低碳为主要目标的新能源技术、绿色制造技术也成为通用性技术。生产组织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流水线生产强调规模经济，现在变成精益生产、柔性生产、平台制，强调的是范围经济。如果说，前两次工业革命，主要是通过机器替代人的体力劳动而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生产力质变的，那么这一次主要是通过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劳动替代而提高生产率水平带来了生产力质变，产生了新质生产力。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一定是以产业发展为载体的，产业是科技的载体或者生产力的载体，传统的产业体系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话语体系下，产业体系相对应的分为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这是基于技术成熟度来划分的。未来产业最不成熟，其技术处于萌芽期，存在技术颠覆性、路径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风险，比如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等。未来产业虽然技术不成熟，但是未来竞争（包括国家竞争、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制高点，需要大量的风险投入，甚至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形成泡沫。由于技术路径可能存在颠覆性，如果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新技术路径产生，投入到原有技术路径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都会归零，所有会有资本泡沫的破灭。经过大浪淘沙的筛选，确定一个可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径，会形成一个新兴产业，按照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周期来发展。由于路径不确定、技术颠覆性，未来产业投入的风险很大，但又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具有前向和后向的关联度、战略意义重大的新兴产业。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各个地方都在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现在有的地方存在一哄而上、不基于自己资源禀赋、出现内卷式的招商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所以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求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发展。因此，三中全会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的是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开始大家更多关注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实际上整个产业体系中占较大比例的还是传统产业，产值大概占到80%。这些年新兴产业发展得很快，每年增幅比平均产业增长高2-3个百分点，但到2023年战略新兴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13%左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是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技术，包括绿色化、数智化技术去赋能传统产业。如何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需要有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所以，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综上所述，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我们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概括。如图1所示，一般来说，系统包括三个结构——要素、结构和功能。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是新型劳动者（如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新型劳动资料（如处理数据和信息的工具）、新型劳动对象（如数据等）和新型基础设施（如算力网、大模型等）。这些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企业，大量企业最后成为一个产业，也就是产业体系，产业体系是生产力系统的产业结构体现，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系统的产业结构体系。在产业结构中，如果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越来越高，传统产业越能够实现深度转型，意味着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越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样的新质生产力结构中，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运行将发挥相应功能，包括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各项功能。

二、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鲜明主题。经济发展本质是伴随着经济活动的质和量的提升所实现的众望所归的理想状态。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很多增长模型，但最终要有一个增长目标，使经济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对于这个理想状态，不同国家的表述也不一样，对于新时代的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其理想状态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发展，同时我国还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需要内在统一的把握、衡量和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性动态目标内在统一, 统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统一在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满足上、统一在人的全面发展上、统一在人民福祉提高上。

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要比单纯讲经济增速复杂得多。GDP增速不能直接反映出收入平等、环境质量改善、减贫等人民福祉水平的提高。区分GDP所反映的经济数量增长与经常被经济统计所忽视的经济质量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对单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反思和超越。当然，追求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十四五”规划设置了五大类（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20个指标，这些指标体现了六个方面的理念，是一个综合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指标体系没有GDP单一指标那么直观。有人把GDP指标形象地比喻成百米赛跑成绩表，一眼就能看出跑得快还是慢，而20个指标就像体操比赛计分规则，相当于20个裁判打分，需要通过赋权综合计分。

当然，从理论上说，衡量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核心指标，一个关键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从投入的角度看，生产率可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前者指产出与一种要素投入之比，如劳动生产率为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后者指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综合要素指资本、劳动、能源及其他要素等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组合。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原因就是资源优化配置，最典型的是农民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业闲置劳动力进入城市，从务农转为从事工业，实现了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要衡量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好的指标，但需要用模型来测算，不像GDP统计指标那么好把握。

最近我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如表1所示，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前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2.2%，2019年相当于美国的40.3%，10年间中美之间相对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将近2个百分点。从理论上说，我国是赶超型国家，要实现赶超应该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为什么最近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还低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呢？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可以给出一个解释。

在经济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索罗悖论”，认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技术进步，没有像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样，带来“索罗剩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体现在经济增长上，总体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到“新平庸(the new mediocre)”时代。但是，最近这些年也有大量研究认为，关于“索罗悖论”已经不存在。尤其是体现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多的是来自于数字技术的创新，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美国实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提升得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们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真正对传统产业赋能和美国还有阶段性差距，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还不够。近些年，在人口数量红利消退并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情况下，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就至关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挖掘人口质量红利的要求相契合，这是因为，与新质生产力匹配的不再是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劳动者，而是需要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这更凸显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性。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有一个定量目标就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大致上是2万多美元，我们现在刚超过1.3万美元，如果到2035年达到2.5万美元，至少在“十五五“之前的时期要保持5%以上的平均增速，否则还是比较困难的。在没有考虑新质生产力的情况下，潜在增速会显著下降，实现5%增速比较困难。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速。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提高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增速，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意义非常重大。

三、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联系在一起，围绕着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等理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我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六个基本属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体系应该以下六个具体维度。

1.完整性。完整性意味着产业体系应该包含多个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产业，以构建一个全面的产业生态系统。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多样性的产业，还要有供应链、价值链等各个环节的完整性，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多样需求。

2.先进性。先进性要求产业体系在技术、管理、创新、制度等方面具备国际领先水平，包括采用最新的科技和工艺，高效的生产方法，创新的管理模式，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安排等，能够不断适应和引领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3.安全性。安全性关注产业体系的安全和可靠性，以防止各种风险和威胁对产业发展造成损害，包括经济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等。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特点，以保护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4.协调性。协调性体现了不同产业领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和协调运作，包括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资源的协调配置，以及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的协同合作。协调性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效率，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促进经济增长。

5.包容性。包容性强调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和社会责任，要求产业体系发展应当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确保经济增长的公平分配，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6.开放性。开放性展现了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融合程度，以及与其他产业体系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实现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合作，共同创造价值。

这六个维度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系统。围绕以上六个维度，我们研究并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每个维度设置若干细分指标。完整性的细分指标包括工业门类数、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和出口多样性。先进性的指标包括专利数、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安全性的指标包括产业链风险敞口、500强中国企业占比和关键核心技术数。协调性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比例、营商环境指数和产业智能化。包容性的指标包括就业弹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排放）和劳动收入份额。开放性的指标包括贸易壁垒、外资限制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具体如表2所示。

基于这些指标和数据库，我们构造并计算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指数，对中国与一些代表性国家进行国际对比。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0.54，与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处于第二方阵，处于第一方阵的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从不同维度来看，中国产业体系表现最突出的特性是完整性，其他国家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突出的短板是先进性是0.32，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0.76）差距较大。在产业安全性方面，我国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指数只有0.36，与美国的0.73差距较大。概括来说，我们产业体系是大而全，但并不强，在产业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安全性等方面也都有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基于上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度量，这对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短板，我们反过来思考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六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这些方面在三中全会文件都有体现。

第一，构建全面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促进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生态系统。

从最初的科研技术突破到最后的产业化，这是从0-1到1-N的过程。我国是赶超型国家，一直以来大量引进模仿，能解决1-N的问题，但是0-1的创新是未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解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先进性短板的关键。这些年我国加大创新投入，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64%，相当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我国研发投入增长主要在近二十年，而美欧等科技强国长期保持了高强度研发投入，我国研发经费高投入的累积效应明显不足。另外，大企业是创新主体，与国外相比，我国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从2021年全球2500家大公司研发投入情况来看，美国有822家，平均研发强度是7.8%；中国有678家，虽然数量不少，但平均研发强度只有3.6%，是美国的一半。另外基础研发投入仍然不足，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基础研发费用占整个研发费用的8%，但现在只有6%，到明年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很有挑战性的，而发达国家基础研发的占比一般超过10%甚至达到15%。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三中全会文件在这方面下的笔墨最多，认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创新的体制机制涉及到教育、科技、人才等各个方面，从学术上说本质是一个创新生态的完善问题，不是单纯投入就能解决问题。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体化进行考虑，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这对于未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技术先进性提升具有决定性意义。

总体上说，完善我国创新体制机制，要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兼顾伽利略式和熊彼特式的双元性创新，尤其是要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前沿技术、底层根技术突破。

第二，健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体制机制，提高制造业数智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水平。

制造业先进性提升过程中，核心要求一定是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技术结合起来，这也是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要求。三中全会文件提出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等。

现在制造业的问题是大而不强，配套能力很强也很完整，不强主要体现在产业基础不足。2016年制定制造强国规划的时候，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曾经对十大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四基”进行统计，十大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基础“短板”有682项。尽管这些年很多“短板”被攻克，总体来说产业基础仍然不足。所以国家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既然是再造，就意味着原来的基础整体差距很大。只有通过产业基础再造，我们才能在全球创新尤其制造业创新能力谱系中有自己独特的能力，进而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

第三，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是具有长远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决定因素。如同能源、铁路、机场、公路、金融、邮政等基础设施领域对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重大意义一样，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及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好地发挥国家计划、规划和战略指导作用来推进，需要政府高效履行经济治理职能，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还需要天量社会资本参与支撑以及市场化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因此，三中全会要求，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

从新型基础设施看，现在提的最多的是“连接+算力”。根据马克思对大工业体系的描述，任何机器设备都由动力机、传递机和加工机组成。但是把这个描述放大，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现代工业体系也是这样，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这三大体系基本就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这个产业体系出现变化：能源工业体系改为绿色能源主导，“连接”也不是以前单纯的交通运输和不是动力传递，而是信息数据传递，传递过程是加工、收集、传输数据并使其价值化交易，这就是ICT产业。绿色能源加上“连接+算力”传输，加上交通运输，再加上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就形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下的产业体系。可以说，这个描述是按照马克思的大工业逻辑延续下来的。

从当前最受关注的算力产业来看，如何发展算力产业、如何布局算力网是我们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我们需要回答在数字化背景下，我们长期习惯的搞“铁、公、机”的产业政策是否对算力基础产业依然有效？经济学中有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两大政策体系，一般认为竞争政策有利于创新，但对于基础设施而言，产业政策的确非常必要和重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在强调产业政策。对于算力产业而言，更广泛意义的算力产业是由计算机和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大数据、公有云和私有云等一系列能够支撑数据运算的企业组成。现在我们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能不能像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发展电力网那样，用一个统一的产业政策来解决？未来通过怎样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来发展算力产业，构建一体化算力网，实施“东数西算”工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在“十五五”乃至“十六五”规划中加以深入研究。

总体来说，现在看中国算力产业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企业分布很散，有华为这样的民营大企业，有BAT这样的大平台企业，也有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各种云。地方政府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地方政府也存在“一哄而上”的情况，都要做自己的数据库、公有云、私有云和算力。而美国，几家大企业就掌握规模足够大的算力。有统计表明，这些年我们在公有云的投资虽然增加，但是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家都在做私有云，这就使得算力更加碎片化。

算力另外一个问题时和电力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说是“算力的终极是电力”。这个观点虽然还有争议，但至少需要提醒我们不要把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产业割裂开。虽然我们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但并不意味着每次革命都是对上一次革命的“颠覆”，不能把每次工业革命割裂开。实际上，每次工业革命一定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对生产力显著改善都要经过六七十年时间。同样，即使现在强调算力、大数据、大模型，仍然要依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支撑，这是连续演化的。当然，这仍可以称之为“革命”，从人类上千年的发展史来看，几十年的时间仍是一个“革命”瞬间。

第四，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和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区域视角来看，关键是通过如何健全体制机制促进高素质要素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资金技术劳动力各要素之间的高度协同耦合，这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各类产业要素有效流动配置。

一方面要健全高效的市场机制推进新质生产力要素高效集聚，另一方面，重大新质生产力布局要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镇化战略相协调，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的布局和演变历史非常有意思。最初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布局在东北和其他战略地区，即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东中西的梯度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实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陆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迈向高水平，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布局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的布局要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也要和城镇化结合起来，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城镇，城市群、都市圈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另外从产业安全角度，要求“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认识到，重大新质生产力一旦布局，就能长期影响整个区域发展格局，一个决定性的棋子落下去，对当地和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除了区域协调发展之外，我们还面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从新质生生产力角度看，城乡一体化的是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关键。新型城镇化战略最核心的是如何让农民工进入城市，推进户籍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改革，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内容，这对新质生产力要素有效集聚流动也直接相关。

第五，健全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国际环境。

创新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建设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所谓高水平开放经济新体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现在开放经济新体制和以前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区别？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现在我国比较优势和以往不同，以前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现在主要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我们有14亿人口，其中有4-5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二是更加强调制度性开放，不仅产品贸易要开放，还要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这会面临很多新挑战。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与国际制度接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正在带来全球贸易规则的改变，这要求我们在推进制度性开放中积极适应和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开放的背景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没有考虑所谓的安全性问题，至少当时不那么重要。现在来看，安全性和开放性的协调是未来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既要开放，又要保证自己的产业安全。

从国际上看，美国针对中国搞逆全球化，提出包括近岸外包等措施，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比较大。我们相应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对一百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根据其工业化水平，我们可以相应地选择其产业合作的重点。一般而言，工业化分为初期、中期、后期等阶段，初期阶段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中期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主导，后期阶段是技术密集型（信息产业、电子产业、数字产业）占主导地位，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工业化阶段选择不同的产业合作重点方向。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产业安全可以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能力缺失型。“工业四基”的短板就属于这种类型，比如不能生产航空发动机，不能生产高水平芯片，90%甚至95%的工业软件依赖引进。这类产业安全问题职能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来解决，科技进步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围绕核心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逐步补齐短板。

第二类是能力破坏型。美国实施“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我们进行打压，使我们国内企业拿不到订单，迫使很多企业转移出去。另外，随着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劳动力成本敏感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也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们原来的产业链在每个环节都有一批企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一些企业转移出去可能使得产业链断裂，尤其疫情之后的这两年趋势非常明显。对于这一类产业安全问题，我们要打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厚筑产业公地，推动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式”，由中西部来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

第三类是能力响应型。由于突发的外部冲击如战争、疫情等，某个链条突然断掉，引发产业安全问题，比如疫情期间我国汽车产业因芯片短缺曾一度停产。遇到这类安全问题，我们要有能力迅速响应并恢复正常，因此要提升产业链韧性，强化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针对以上三类产业安全问题，三中全会提出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性很强的措施。对于第一类，提出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对于第二类，提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对于第三类，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

一方面企业要“走出去”，另一方面担心大规模“走出去”以后国内没有相关企业导致产业链断掉影响产业安全，这个问题如何统筹？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可以“走出去”，因为这是国际产业合作和加入全球产业链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类似于“雁阵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但是，当企业转移之后，国家的高水平的制造能力不能丢。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有一个“母工厂制”值得我们借鉴。“母工厂”模式是日本为应对本国制造业转移的同时留住产业核心技术能力而形成的制造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日元升值的影响，很多日本企业开始到国外投资建厂，如何处理国内部门与海外工厂的关系，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课题。与美国多数制造业企业将制造和工厂全部转移至海外的做法不同，更多的日本企业选择了在国外与国内实施“分工”制。这种将国内一家工厂作为国外工厂的技术依托、作为国内技术创新的种子基地的做法，被称为“母工厂”制，国内这家工厂是海外布局工厂进行复制建设的母体。“母工厂”是聚集企业核心制造技术、拥有完整生产系统、具有技术创新功能、能向海外子工厂传播先进技术和培养技术人才的战略基地，承担开发试制、技术支援、维持本国技术地位、根据技术变革趋势适时调整制造战略等功能。建设“母工厂”需要从生产设备优化、制造系统引入、现代管理方式创新、多层次人才培养、示范先行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诸方面着手，统一规划，协同展开。在产业“雁阵”转移和企业外迁大背景下，通过建设“母工厂”这种“现代核心工厂”，把供应链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制造和创新能力留在国内，有利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智能化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下，要建设能适应和引领技术变革趋势的“母工厂”，必须建设智能化的“母工厂”，尤其是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母工厂”。国内已经有企业在做这项工作，比如联想集团搞了一个全球“智能母工厂”——南方智能制造基地。

第六，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包容性。

缩小“数字鸿沟”，使得数字经济红利尽可能广泛地惠及社会大众。像“萝卜快跑”这种技术创新，在没有考虑替代就业之后的安排，只是一味推进无人驾驶，我认为意义不是太大。实际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包容性和技术先进性就有矛盾。十九世纪初，包括纺织机在内的大量机器被发明以后，导致很多工人失业。英国一位名叫卢德的工人发起了工人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如果人工智能导致大量就业替代而不能很好解决，那么反过来也会阻碍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

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三重极化”效应，即“超级明星企业”占有绝大部分利润、数据和市场份额；相对于资本要素所得，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数据、技术等数字化资本要素深度参与利润分配对劳动收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数字技术对操作性技能劳动者替代（人工智能对中等技能劳动者替代趋势明显）引发收入分配极化趋势。

针对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三中全会提出很多措施，包括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等等。这些制度和要求的细化和实施，不仅对扩大消费有重大意义，也对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包容性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作为一个总结，看一下如何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包括三个重要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交换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总体上是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很大适应性。但具体而言，一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需要明确不同所有制企业明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主要定位。例如，国有企业要强化“使命导向”的分类改革，要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二是从市场交换关系看，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数据要素市场需要完善，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三是从收入分配关系看，要推进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参与分配，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物不重人”、“重视物质资本不重视人力资本”的导向。例如要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