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我们要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一、正确认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一直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不断探寻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理论上解决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决定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显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立足国情和发展实际，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不断推进开创性探索，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提升市场资源配置的定位；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正确处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发挥好有为政府作用，用好“看得见的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弥补市场失灵，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结合、相得益彰，不断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机和活力。
二、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核心和前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呈现诸多新特点，对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出新的迫切要求。
从结构调整看，传统产业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供需失衡的制约，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价值链水平。我国重化工业大规模扩张已近尾声，钢铁、建材、有色、石化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到或超过峰值，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就会加剧供需失衡，增大产能过剩压力，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这就要求在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改变政府配置资源和主导结构调整的传统做法，更加注重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市场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实现经济总量供需动态平衡和产业结构动态优化调整。
从动能转换看，房地产和基建等传统动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而新动能还无法抵补传统动能的衰减，要求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新动能。2021年房地产市场达到峰值时，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8.2万亿元，2023年销售额降至11.6万亿元。2024年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9.2%，按此推算，全年销售额可能降至9.2万亿元，形成9万元的总需求收缩。近年来，虽然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增势强劲，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效能也逐步降低。这就要求在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更加注重发挥经营主体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培育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引入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形成新旧动能有序接续的新局面。
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加快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制，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重点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企业退出制度。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
新形势下，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虽然有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政府对微观主体干预过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却没有完全管住、管好。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经营主体服务，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此，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看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微观主体是否有活力、宏观调控是否有度。实践一再证明，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机制就越有效，市场经济就越有活力。
三、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是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重要目标。
“放得活”，“放”是前提，“活”是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放”，放宽准入，放松管制，放活市场，才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简政放权的过程。只有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职能交给市场，管住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放”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在放活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监管。但政府的“管”不是什么都管，也不是管得越多越好，而是管好政府应该管、管得了、管得好的事情。无论是“放”还是“管”，目的都是为了“活”。“管得住”是为“放得活”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要“管得住”，还要“管得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建设市场、尊重市场、信任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就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由政府来管。总的方向还是要坚持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用政府“管”的减法换取市场“活”的加法，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这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的关键所在。
把握好“放”和“管”的边界，就要明确政府在哪些领域“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府“有所为”，主要体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有所不为”，就是要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不搞自我循环的小系统。
第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进入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还要根据经济阶段性特征，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注重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的同时，更加注重质的有效提升，把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注重预期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与经营主体的沟通交流，增强在复杂局面下引导预期的能力。
第二，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近年来，我国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增长较快，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加之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到位，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仍然偏低。与此同时，城乡、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新形势下，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近年来，经营主体“井喷式”增长，市场监管“需求”快速增加，但原有的监管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迫切要求从注重经营主体资质监管向注重产品（服务）质量和生产经营行为监管转变，从以事前审批为主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从以各部门分项监管为主向联合联动监管为主转变。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加强各部门信息资源整合和联动协作机制，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提升监管能力。
第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不足，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对政府而言，最紧要的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实践证明，创新生态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创新生态，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并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需要严格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透明的商业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创投、风投等创新金融业态，优质的教育资源，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只要创新生态环境改善了，创新型企业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不断涌现，新的动能就会加快形成。
第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我国正处在各类污染物排放陆续达峰后的高位平台期，生态环境对高质量发展的约束强化。必须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制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重要自然生态系统。推动“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建立一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
总之，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我们既要用好“看不见的手”，该放给市场的放足放到位，也要用好“看得见的手”，把政府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让“两只手”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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