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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预期
作者:刘伟、苏剑    发布:2025-03-25    阅读:2228次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5年03月14日 18:16 






 



 作者简介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




摘要:202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0%,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5%左右增速目标。展望2025年,全国人口减少、市场预期偏弱、支柱产业调整、地缘政治风险、能源格局变动等国内外因素仍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整体依然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汇率及货币风险、贸易摩擦风险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5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运行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应该以需求、供给双扩张为主,以市场环境管理为辅。
关键词:2025年经济展望;经济安全;自然走势;政策目标;宏观调控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0%,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展望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低于潜在水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将凸显。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我国经济可能还将面临国内外一些风险和挑战,从影响因素看,全国人口减少、市场预期不稳、支柱产业调整、地缘政治风险、能源格局变动、中美关系取向等仍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风险点来看,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汇率及货币风险、贸易摩擦风险等将成为未来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可以说是需求与供给双向承压,国内与国际风险叠加。下一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路径如何?应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

一、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

2024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加之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生产总值温和增长,全年GDP同比增长5.0%。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49084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较2023年下降0.4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季度同比增长5.3%(上年同期4.5%);二季度增长4.7%(上年同期6.3%);三季度同比增长4.6%(上年同期4.9%);四季度同比增长5.4%(上年同期5.3%)。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较2023年下降2.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可见,2024年消费需求不足是影响GDP增速上涨的主要因素。

(一)供给端: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较2023年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季度累计增长6.1%,上半年累计增长6.0%,前三季度累计增长5.8%,累计增速受去年同期基数抬升以及多轮稳增长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逐季下降的趋势,但增长中枢显著高于前两年水平,显示2024年全国工业产出持续恢复性增长,工业经济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4.2%,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6.1%,私营工业企业同比增长5.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4.0%。分产业看,2024年工业产出整体平稳,采矿业、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三大分项运行中枢较去年均有所抬升,但走势略显分化;分地区看,2024年中国工业产出中西部地区发展较快,东北及东部地区产出增速减缓。此外,2024年高技术产业发展活跃,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二)需求端:消费和投资增速震荡下行

消费方面,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较2023年下降3.7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4.5个百分点。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居民收入增速下降,2024年消费增速震荡下行。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消费增速放缓。第二,与前几年依靠汽车消费带动整体消费不同,2024年汽车消费下行,对整体消费有一定影响。第三,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与之相关消费品消费额增速下滑明显。第四,政策效应释放,9月份消费额增速触底反弹,出现企稳迹象,尤其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汽车类消费额增速上涨明显。投资方面,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较2023年上涨0.2个百分点,投资增速较去年小幅上涨,但年内呈现震荡下行趋势。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支撑投资增速走势平稳,投资动力单一,潜在风险仍然存在。政策效应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费用大幅上涨,设备更新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二,地产投资继续探底,下半年存在触底信号。2024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0.6%,直接影响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约2.2个百分点。第三,投资结构调整继续,高技术投资领涨,传统基建投资增速继续放缓。2024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4%,较2023年下降1.5个百分点,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0%。第四,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速依旧下行,其他地区投资出现企稳迹象。2024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3%、5.0%、2.4%、4.2%,分别较2023年上涨−3.1、4.7、2.3、6.0个百分点。

进出口方面,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61622.9亿美元,同比增长3.8%,较2023年上涨8.8个百分点,呈震荡上行趋势。其中,进口总额为2585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较2023年上涨6.6个百分点;出口总额为35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5.9%,较2023年上涨10.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9921.6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700.6亿美元。总体来看,2024年全球经济弱复苏,叠加基数效应,出口额增速上涨。国别出口结构变化持续,传统出口贸易伙伴比重下降,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比重上升。同时,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进口额增速受到抑制。此外,虽然从美西方国家的进口占比下降明显,但相继增加了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

(三)价格形势:通胀率低位前行,且底部徘徊

2024年,中国整体通胀率延续低位前行,处于底部徘徊状态,反映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2024年,CPI同比增长0.2%,与2023年持平,是2010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点;PPI同比增长−2.2%,较2023年高出0.8个百分点,依然同比负增长,是2017年以来历史同期次低点。名义GDP增速已连续近30个月低于实际GDP增速,集中体现了价格的紧缩效应。收入增速下滑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不稳是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收缩,抑制CPI增速上涨的重要原因。而PPI继续同比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国外部贸易环境依然趋紧,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工业企业利润继续低位徘徊,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下降,工业品需求收缩;另一方面,2024年,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6%,是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房地产投资下行,使得钢铁、煤炭等主要工业品需求收缩。

(四)货币金融:信贷需求不足,但资金利用率平稳

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2024年,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80900亿元,较2023年同比少增46531亿元。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人民币贷款总量出现大幅少增,市场预期不稳凸显。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46531亿元,降幅达20.46%,与2023年增幅形成较强反差。第二,居民户信贷规模大幅缩减,短期信贷需求锐减。全国居民户新增人民币贷款27200亿元,同比少增16100亿元,降幅达37.18%。第三,企事业单位信贷规模大幅缩减,全国企事业单位新增人民币贷款143300亿元,同比少增35800亿元,降幅19.99%。M2方面,2024年,广义货币(M2)余额313.53万亿元,同比增长7.3%,较2024年下降2.4个百分点。从M2与M1的同比增速差来看,增速剪刀差由2024年1月以来的持续扩大趋势变为10月开始持续收缩,资金活化程度偏低。从社融与M2的同比增速差来看,两者之差处于低位,资金利用率基本持平。自2024年1月以来增速剪刀差实现了由负转正,后续月份沿袭倒U型走势,随着7月M2同比增速触底反弹,资金需求与供给持续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

人民币汇率方面,202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7.0-7.3间震荡前行,走势相对平稳。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受国内外综合因素影响,2024年人民币大幅升值动力较小。第二,2024年人民币走势相对平稳。美元指数波动的影响对全球大部分货币都存在,相对而言,2024年人民币走势是平稳的,并未发生大幅的、超预期的上涨或下跌。

二、2025年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困难和挑战的不断出现,与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方面,一是全国总人口持续下降导致劳动力人口加速减少、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二是支柱产业以较快速度转换,房地产持续低迷,但新能源产业发展较快。国际方面,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包括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风险扰动持续;二是世界经济趋弱拖累我国外部市场。

(一)人口持续负增长,老龄化问题加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总人口为140828万人,比2023年末减少139万人,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从短期来看,疫情积压的生育需求释放、对生肖偏好等,使2024年出生人口出现反弹,较2023年增加了52万人,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持续低迷、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滑,若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未来中国总人口降幅会更加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一是随着退休高峰的到来和新增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及联合国公布的中国各年龄段人口数据,推算2025—2040年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数量,2025年比2024年劳动力数量减少720万左右,未来劳动力人口将呈现逐步缩减趋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深度老龄化。自2000年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老年抚养比从2000年的9.9%上升到了2023年的22.5%,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总的来说,总人口减少伴随而来的劳动力下滑及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二)市场预期依然较弱

2025年,考虑到国内经济恢复较缓、居民消费倾向偏弱、房地产市场尚未企稳、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等,在没有持续政策发力的情况下,未来经济形势预期、收入预期都不容乐观。数据显示,202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GDP同比增长5.0%(2023年5.2%),经济增速整体较去年有所下降。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揽子稳经济增量政策加力推出,涵盖了财政、货币、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经济实现明显回升,市场普遍期待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2025年,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如美国加征关税等,短期内市场主体对2025年的经济预期依然较弱。市场预期不稳会进一步影响投资、消费和就业,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出现收缩状态。此外,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收入预期不稳会直接影响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意愿,不利于扭转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增速及就业预期。

(三)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阻力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构筑“小院高墙”,限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2022年8月,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控制芯片对华出口;2024年8月,美国颁布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2024年7月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从7月5日起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反补贴关税。2025年特朗普上任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一方面,通过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共同加大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核心零部件等进行限制;另一方面,通过联盟、胁迫等方式,使用高关税、出口限制等手段限制中国高技术商品的进出口。这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一定阻力,产业链断裂风险加剧的同时,终端需求或有收缩,形成一定的供给冲击。除了对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外,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外资来华投资合作等也会产生影响。

(四)支柱产业仍在调整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支柱产业在经济增速方面的影响力呈现逐渐式微态势,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表现不佳,市场恢复受诸多方面因素制约。从需求端看,居民购房在收入预期下滑、房价下跌预期等影响下,观望情绪浓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不畅,市场主要以以价换量为主,核心城市购房需求有待释放。从供给端看,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压力、销售压力、库存压力以及对市场预期转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开工意愿不足,供给收缩已成为制约新房销售恢复的重要因素。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一方面,新能源产业不断巩固领先优势。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不断提升,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氢能、新材料等产业加快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氢能“制、储、运、用”一体化产业链;新材料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22年中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到约6.8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近6倍,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7%;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正在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随着政策推出速度不断加快,未来有望实现更快速度增长。

(五)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2025年,在全球经济增速偏弱、债务压力增大和民粹主义抬头背景下,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首先,俄乌冲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能源市场前期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行带来的高成本压力或将持续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其次,巴以冲突、伊以冲突等的复杂性和根源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是全球能源重要产区之一,该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可能导致国际能源品价格的再度波动上行,进而影响中国能源进口成本和能源安全,对全球通胀和增长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六)中美关系面临挑战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进入“再竞争、强博弈”的新阶段,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贸易方面,特朗普计划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新进口税的税率普遍达10%,甚至宣称要对中国加征高达60%的关税,并考虑取消最惠国待遇。2025年2月1日,美国政府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宣布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倘若特朗普进一步落实其激进关税主张,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将遭受较大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被严重削弱。投资方面,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可能造成内外投资下滑。美国可能会通过施压盟友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海外投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同时,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会使部分外资企业对在中国的投资持谨慎态度,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金融方面,特朗普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使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这种波动会引发短期资本外流,部分外资为避险会从中国金融市场撤资,冲击国内金融市场稳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此外,美国经济自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降低全球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三、2025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1. 消费:稳中有升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自然走势稳中有升,较2024年小幅上涨。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前期政策推动消费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存量政策的效应将不断释放。第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汽车、家用电器消费上涨。第三,2024年居民消费价格增速低位徘徊,2025年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总需求存在扩张空间,居民消费价格存在企稳上涨的可能。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居民收入及收入预期不稳,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走低,2024年前三季度由4.7%降至3.7%,再降至3.3%。第二,经济下行压力抑制消费。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外部环境进一步复杂,叠加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一段时间内将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第三,总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第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间接影响中国经济恢复的进程,或抑制消费增速的上涨。

2. 投资:趋于平稳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自然走势总体趋于平稳,与2024年增速相仿,不会明显上涨或下降。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前期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大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第二,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较大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在2024年下半年释放触底信号,对2025年投资形成潜在拉升作用。第三,高技术产业投资领跑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8.0%,将带动全部投资增速上涨。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受美西方对华政策影响,不确定性可能抑制投资增速上涨;第二,经济结构调整持续,过去作为政策托底的基建投资尚未出现快速上涨,传统产业投资增速继续下降,而占比相对不高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却始终保持高速增长,领跑于全部投资。第三,利润预期偏弱可能抑制投资,而企业盈利水平的降低,会导致预期转弱。

3. 进出口:有所上升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5年出口、进口总额同比增速均会有所上升。

出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性加剧,抑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第二,特朗普关税计划可能倒逼欧盟、日本、韩国缓和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有利于中国出口。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等将继续推动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出口额增速上涨。

出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中美贸易关系难以短期内完全改善,美国继续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形势产生冲击。第二,欧洲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叠加特朗普上台对欧洲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预期,不利于中国出口。

进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稳增长、促内需,将推动进口增长。第二,2025年或大概率迎来全球降息潮,流动性释放或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对进口增速起到拉升作用。

进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经济结构调整,部分大宗商品需求收缩,对进口额增速起到压低作用。第二,特朗普对华政策多变,预计其上任后双边贸易关系紧张局面难以全面扭转,其执政理念,也将使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卡脖子”也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间接抑制进口增长。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受人口因素,西方国家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预计2025年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即潜在增长率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1. 总人口降幅扩大、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减少

由于疫情积压的生育需求释放以及龙年生肖加持,2024年总人口降幅收窄,但从中国人口出生率走势来看,2025年总人口降幅还将进一步扩大,劳动力人口数量也会不断减少。2011—2024年,全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9.8%降至60.9%。与此同时,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2.0%和15.6%,较2023年分别上升0.9和0.2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仍在不断加剧。

2. 西方国家技术封锁持续加强,影响我国相关企业经济效益

如前所述,2022年8月,美国执行《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拉长对华科技制裁清单;2024年8月,美国颁布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除了发布相关法案和行政命令外,美国还对中国企业实施针对性限制。截止到2024年12月,BIS涉华实体清单共发布55次,其中2018年4次、2019年6次、2020年7次、2021年8次、2022年9次、2023年12次、2024年9次。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对我国相关企业经济效益会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影响全球经济。

3. 能源价格波动,或将震荡下行

预计2025年,国际原油价格或将继续震荡下行。随着地缘政治影响趋缓,未来,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渗透和“双碳”目标政策的实施,煤炭、天然气价格也面临来自脱碳趋势的长期压力。总体而言,受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出台、地缘政治冲突趋缓、传统能源逐渐转型等因素影响,2025年能源价格或将呈现下行趋势,有利于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4. 人民币汇率波动或将加剧

2025年,随着欧美等主要经济体高通胀得到有效控制,美西方或迎来“降息年”,但受2024年下半年意欲转向“中性”货币的美联储依然多次降息影响,2025年美联储整体降息幅度预期下降,将间接抑制人民币汇率上行。另外,由于特朗普执政特点相对激进,大国博弈将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将通过对进出口及资本市场的影响,间接影响中国国内生产规模。

5. 国际环境不利因素影响

2025年,随着全球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出高通胀,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或有改善,将小幅支撑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但伴随地缘政治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或将持续,例如,俄乌冲突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可能造成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成本端压低总供给的潜在增长率,不利于中国总供给增长,而且贸易摩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端将可能通过影响外部需求以及关键中间投入品的可得性抑制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三)总结:宏观经济仍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

2025年我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自然走势下(即没有增量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将是供给、需求双收缩的格局。

预计2025年中国GDP的自然同比增速可能较2024年有所回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国内方面,收入增速下滑,对消费能力提升和投资活动增加产生一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正处于新旧产能替换期,影响经济增长;房地产政策利好,但市场形势依旧严峻。国际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大幅提高对华关税,抑制“三驾马车”出口额;美欧战略层面的“去中国化”,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但正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化”。2024年多数生产需求指标好转,市场预期改善,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初步核算,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5.0%。中国经济体现出较强的韧性。

四、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点

面对复杂严峻的全球经济环境,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中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是正确判断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预计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以下风险点。

(一)房地产市场风险

2024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后,销售端出现了明显复苏迹象,但尚未企稳,房价持续承压;投资端依旧没有明显复苏迹象,土地成交规模再创新低,房屋新开工面积跌幅略有扩大,房地产投资下行趋势未变。另外,就业形势严峻,叠加地产下行致使居民收入下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或带来居民加速偿债风险,进而传导至银行金融体系,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威胁整个宏观经济安全。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探底牵连实体产业、抑制居民消费。同时,房企偿债能力下降、违约风险加大,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或将传导至金融机构,不利于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尽管房地产政策释放出积极信号,但政策端落地执行力度和节奏仍有不确定性,叠加居民收入预期和住房价格预期尚未转好,短期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未解除。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24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7.54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6.70万亿元,专项债务30.84万亿元,政府债券47.38万亿元,外加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张。考虑到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地方卖地收入大幅下滑,较高的债务率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2025年,10万亿规模的化解政策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地方债务风险依然存在。

(三)汇率及外汇市场风险

特朗普政府新一轮贸易限制政策如果按其参选期间所述全面实施,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币或存在大幅贬值压力。人民币大幅贬值虽有利于中国对外出口,但将导致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缩水,影响进口。同时,也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严重冲击,使得资本市场动荡、低迷。

(四)国际地缘政治风险

2024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中东冲突又不断升级,地缘政治风险明显有上行趋势。2025年,地缘政治和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拉低世界贸易投资增长。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冲突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会持续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导致原材料减产、海运受到限制以及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使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五)贸易摩擦风险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潜在冲击仍是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但其影响路径和幅度需结合最新政策动向重新评估。截至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尚未全面实施竞选承诺的关税政策,但政策框架逐渐清晰:一是可能分阶段加税,首轮措施或于二季度落地,初期以10%基准关税为主,后续视通胀压力可能再逐步升级至最高60%。二是打击范围扩大,除直接对华商品加税外,还可能针对中国通过墨西哥、东盟国家等第三国的转口贸易设置壁垒。多家市场研究机构认为若特朗普关税政策落实,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投资复苏前景黯淡,拉低中国GDP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造成中国出口总额下降4-8个百分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跌至7.5-7.8。同时,特朗普高额关税政策可能继续推高全球物价水平,加大世界各国的通胀上行压力,不利于主要经济体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跨境资本无序流动,进而不利于外需复苏。

五、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1. 经济增长:预计GDP增长目标或设在5.0%左右

结合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0%左右。

2. 价格:预计CPI同比增速目标或设在3%左右

预计2025年CPI同比增速目标或设在3%左右。一方面,2024年,CPI同比增长0.2%,是历史低值,对2025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相同条件下2025年CPI增速上行;一旦超过3%,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西方对华限制继续,全球产业链断裂问题或愈加明显,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居民收入增速在没有止跌反弹、就业预期不稳等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难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抑制居民消费价格增速上涨。这可能形成通货紧缩压力。但在通货膨胀下限方面,应该不会设置目标。

3. 就业:整体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256万人,顺利完成“1200万人以上”的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展望2025年,在工业企业利润下滑、企业经营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不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同时,面临技术进步、传统行业转型,岗位需求减少,青年人群就业问题更加突出等多重挑战,整体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综合宏观经济恢复态势、国内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以及就业政策力度加大,2025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目标仍可能为120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或维持在5.5%左右,与2024年持平。

(二)政策组合和具体政策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刘伟、苏剑,2018;苏剑,2017)。

2025年,预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处于供给和需求双收缩格局,且需求收缩大于供给,经济自然增速将低于潜在增速。鉴于此,应该采取需求、供给双扩张政策,并且以全面扩大需求为首要,以需求管理为着力点和入手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同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

1. 需求管理政策

本文认为,需求扩张以财政政策为主,在风险可控和可持续的前提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货币政策以保持流动性充裕为基本要求,适时降准降息,加大实施力度及有效性。

第一,大力提振消费。从当前形势看,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或将继续成为2025年推动消费上涨的主要具体消费类型。在汽车消费领域,一方面,美国、欧盟等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尤其是对新能源载人汽车的销售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增加内需以弥补外需的收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私家车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促进中国国内汽车消费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居民需求。家用电器以旧换新,与2008年家电下乡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改善居民生活;不同的是2008年主要填补家庭家用电器需求缺口,而当前的“以旧换新”则是满足改善性需求,是居民家用电器的更新改造,满足的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新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对智能电器的需求。

第二,扩大有效投资。首先,继续加快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动规模增长,形成合力,带动上下游产业增长;其次,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投资建设,支持通信、能源、交通、生态环保、水利等基础建设投入,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再次,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运营成本,保持政策连贯性,稳定企业预期。具体来看,可通过设计对企业创新成果税费抵免、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升级改造;通过创新完善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扩大企业融资渠道,改善、提高企业获得中长期资本的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三,稳定出口。预计随着特朗普的上任,中国的外贸环境大概率更加趋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限制更加严厉。近年来,中国出口总额占中国GDP比重为20%左右,出口增速的下行,对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影响较大。在稳出口方面,(1)加强与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拓宽进出口渠道,增加贸易伙伴国;(2)建立与欧美国家的对话机制,通过双边、多边协商,求同存异,避免冲突,扩大合作空间,保护本国企业合法利益;(3)扩大开放,提供稳定的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合作。

第四,提高生育支持力度。(1)强化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包括生育补贴、育儿假补贴、儿童抚养补贴等;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将儿童医疗费用全额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2)加强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其未成年子女数量,在保障性住房户型选择方面给予适当照顾;政府重视学前教育阶段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要积极推动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为双职工家庭解决儿童照顾难题。(3)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依法依规落实对女职工,特别是对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鼓励单位结合实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式,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

2. 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扩张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与结构升级为核心,扩大有效供给,同时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对外开放,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一,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1)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2)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3)培育人力资本;(4)鼓励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投入。

第二,促进充分就业。当前提高就业率的关键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1)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加强就业岗位调查,及时发布急需紧缺职业需求目录,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2)结合区域发展现状,充分运用本地优势、国家战略规划,制定有效的人才引进计划,填补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升级产业结构。(3)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为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积极推动各类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开展重点行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岗位适配度。(4)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打破传统的职业观念,积极探索在新兴产业和领域就业,找准自身条件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定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三,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有力推动供给端恢复,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加强深层次的国际贸易合作。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形势,进一步加强深层次的国际贸易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农业、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2)扩大重要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拓宽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优质能源资源等优质产品的进口渠道,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推动进口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来源多元化。(3)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包括自贸试验区建设等。

3. 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依法治国,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第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是目前财政相对困难情况下各级政府能够在不花钱或者少花钱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因而也是具有较大改革红利的一个领域。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经济中存在的堵点,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保障物价稳定。2025年或迎来全球降息潮,流动性的释放或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推动作用,但特朗普执政或大幅增加美国原油供给,对价格的上涨起到抑制作用。总体来看2025年,无论是居民消费价格还是工业品价格大幅持续上涨的概率均不大,价格风险相对较小。但夏季偶发极端天气时或导致用电需求集中爆发,短时间内需求暴涨超过正常水平,引发价格短期波动;雨季、冬季极端天气可能使得果蔬供给阶段性短缺,引发价格波动。防止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大幅度波动也是经济良好平稳运行的保证。

第三,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策透明度,促进公平竞争;积极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布局,加强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国际合作,完善企业对外投资体系;强化与欧盟合作,推动中欧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减少贸易壁垒,降低运输、通信和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六、总结与展望

2025年,既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这一年,不仅承载着中国经济量增质升的发展期望,也是检验中国在复杂环境下政策灵活性与执行力的关键时期。为应对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2025年将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因此,预计2025年GDP目标会继续定在5%左右。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应该看到年内GDP增速逐步下滑的趋势,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不稳、国际环境复杂等重要问题仍将继续存在,需在2025年予以克服。未来,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也将频频冲击中国经济,包括持续的俄乌冲突、变幻莫测的中东局势,以及难以回避的美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宏观经济质的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在此基础上,把需求端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因此,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组合应该统筹协调扩张性需求管理和扩张性供给管理,但以全方位扩张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为首要,并辅之以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知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