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都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25,39(02):3-1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人口统计与动态监测预警，完善人口和生育保障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这一重要论述对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也指明了方向。只有以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为指导，认识并解决当前及今后面临的人口问题，才能有效应对人口形势的快速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因此，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既要坚持问题导向，理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需求；也要深入分析中国人口问题的独特性，理解其动态发展规律，使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能够切实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一、 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
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不断丰富的实践又势必推动理论的发展。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重要目标是为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这样的理论必然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既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方法论之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在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回答并指导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根本任务。
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才能规范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人口是文明的载体。在世界各个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和发展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的数量、结构、形态等特征在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引发的与人口相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而，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需要首先针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做文章，坚持问题导向。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建设的起点，而且会影响理论的内容与发展方向，并对以此为支撑的政策取向产生作用，最终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体现在发展路径和实践成果中。
当然，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建设，不仅仅源于对中国人口发展中现实问题的总结，更需要对现实问题加以理论化的抽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理论并非要穷尽人口问题的所有差异性，而是要抽象出现实问题的本质。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建设，需要抓住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识别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人口因素，增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既要注重中国特色，也要关注理论的一般适用性，处理好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辩证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既有的人口学理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方法基础，也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学科融合发展。这为发展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需要充分加以利用。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必然要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提炼与总结，同时还需要处理好中国理论与国际经验的辩证关系：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关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理论的实践价值，也需要从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积累中汲取营养，丰富中国的本土理论。
二、 中国人口国情的特殊性
坚持问题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究其原因，中国的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很多独特的现实问题与研究领域。本文以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快速转变这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为例，探讨人口理论的构建思路，为激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的学术争鸣抛砖引玉。
（一） 巨大的人口规模引发的特殊理论问题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因素。然而，如果说人口规模仅仅是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那么，它并不必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理由。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考虑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根本原因在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发展范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与小规模经济体存在重要的结构性差异。伴随着人口“量”的变化，人口问题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会出现“质”的不同，因此，人口理论体系建设需要统筹考虑人口规模带来的特殊性。循着这一思路，对“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分析、深刻理解构建相应理论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以下两个方面尤其重要。
1. 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需要有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来认识和指导解决相关问题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一论述指明了人口理论应当关注的主要方向，即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发展方式的独特性。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建设既需要以“克鲁索经济”为模型进行理论上的抽象，从而深刻地洞察经济与社会运作的微观机制，更需要理解伴随人口规模增长产生的复杂关系。前者在已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中已经较为成熟，后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而言尤为重要，需要对问题的来源和政策的针对性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处于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不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不同，而且每一人群规模庞大，足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单元。换言之，人群特征的异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无论总人口规模大小，这种异质性都会存在；但相应异质性转换为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就必然与人口规模相关联。
因此，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首先把握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复杂性及其产生机制，从而更好地“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充分展示了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复杂性。例如，2023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17亿人，占世界同年龄人口的1/4以上；世界上总人口超过这一规模的国家也寥寥无几。当老年人口规模如此巨大时，人口老龄化的很多子特征也成为需要政策专门关照的领域。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2021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高达1 699万人，约占全球相应病例的29.8%；随着人口深度老龄化，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这一子群体的数量已经大到需要专门的政策举措予以应对，在政策背后也需要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相对应的理论支持；这与人口小国以个案方式应对病例是完全不同的解决思路。
2. 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方式和影响从根本上区别于人口规模较小的经济体
国际市场上，规模小的经济体往往是价格水平的接受者。与之相区别，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19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这些由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大多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不仅难以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直接的借鉴，而且这些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和人口大国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的进程也需要经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脚步必然形成世界经济的回声。
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经济起飞阶段已有所体现。由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与人口红利的释放基本同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时恰逢人口红利的丰裕期，充裕且高素质的劳动供给降低了全球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也成为发达经济体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低通胀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小和人口快速老龄化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价格水平，这种变化还可能引发其他宏观经济效应。
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将重塑世界的收入分配格局。如前所述，过去几十年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经济体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并未对世界整体的收入与分配格局产生明显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进入现代化将完全改变世界收入分配的格局，也会对全球消费需求的分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概言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内生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尽管目前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征不会改变；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完成之前，这一特征也将始终存在。因此，人口规模巨大是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二） 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特殊人口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更多是静态特征的话，那么，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进程引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态的。
从中国过往的实践看，人口转变过程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有别于很多经济体的特殊性。从生育率的下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达峰；从人口快速老龄化，到总人口的负增长，这些人口变量的变动轨迹与很多经济体的人口转变进程形成鲜明对照。一般而言，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互动的结果；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人口转变也会出现相应的结果。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在于，其人口转变过程极为迅速，且大幅领先于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推动的人口过程。这一鲜明的特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鲜有先例可循，因而，必须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来理解并应对这一过程。这也是“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应有之义。未来，人口转变过程所引发的特殊性还将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并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上展现与众不同的特征。
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转向劳动力市场一元化的经济形态，其主要推动力来自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求；现代部门的持续扩张，源源不断地吸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这一理论推演下，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刘易斯转折的主导性因素。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人口快速转变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刘易斯转折。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从供给侧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显著上涨，驱动中国经济较早地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正是由于人口因素的助推，中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日本等经济体在达到刘易斯转折时的水平，其发展路径与众不同。
中国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进程，同样源于人口转变的特殊性。人口老龄化是现代人口发展的一般现象，最早出现在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其时，中国的人均GDP按2015年不变价仅约2 360美元，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未富先老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资源相对不足，由此构成了发展全过程中重要的、动态的约束。在养老资源约束较之富裕国家更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整个养老体系必须具有更高的分配效率。这些情况是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曾遇到或者不太突出的问题，在中国却需要着力解决。换言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已对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而未富先老的特征更将贯穿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应对未富先老和快速老龄化，必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
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还面临着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的赛跑。从既往经验来看，中国通过快速的经济发展赢得了“赛跑”。基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和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库，可以计算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的时间点及其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将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统一调整至2015年美元不变价，可以得出可比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这一计算方法，除中国以外的老龄化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均值为15 965美元（2015年不变价），而中国仅约这一水平的14.8%。2021年，中国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4%）时的人均GDP约12 174美元（2015年不变价）；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在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均值为26 442美元（2015年不变价），中国约相当于这一水平的46.0%。显然，从步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中度老龄化，中国赢得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赛跑。从发展速度看，其他经济体从步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中度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4%）平均花费了35年，其间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均值为2.95%；中国完成同样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仅用了20年，其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5%。
尽管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中国赢得了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赛跑，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对“未富先老”的任务仍然艰巨。世界其他经济体在进入中度老龄化后人均GDP的年增长速度均值为1.86%，较老龄化初期明显下降；而与此同时，中度老龄化对经济资源和体制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现实挑战是中国人口理论体系构建必须关注的内容。
此外，总人口达峰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转变领先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又一体现。尽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需要制定符合国情的应对策略，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经验仍可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性特征提供借鉴。相比之下，在人口负增长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可供参考的国际经验明显不足。因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将与一些正在经历人口负增长的经济体共同探索应对之策。人口负增长叠加人口发展的其他特征，无疑成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建设需要关注的又一重要内容。
最后，人口转变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动态影响还体现为，历史人口的“涟漪”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历史人口事件的影响都是独特的，各国需要按照自身人口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而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性规律。例如，中国的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1962年以后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的出生队列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会对经济社会产生特殊影响。因此，劳动力市场政策、养老金体系安排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措施，都需要根据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动进行动态调整。
三、 用中国特色人口理论指导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主要目的是为中国人口发展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将伴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但问题导向决定了理论建设的方向，以及需要及时研究和回答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中，较为紧迫的有如下两个重大问题。
（一）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实践，从理论上回答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生育率已长时期处于极低水平。目前，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鼓励和支持生育已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关于实施生育支持政策能够产生多大效果，社会上仍存有不少疑虑。其主要依据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生育率下降后成功逆转的案例极为少见；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开始实施不同类型的生育支持政策，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逆转效果。
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总体趋势表现出规律性，但具体来看，各国人口转变的内在动力明显不同。以经济发展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为例，以往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有很好的预测力，可以解释各国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六成以上；然而，仍有近四成的差异需要其他因素来解释。另外，经验表明，同样的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国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一些在发达国家较大范围实施的公共政策，由于缺乏对照案例且难以设计有效的反事实研究，其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结果并不足以支撑“生育支持政策无用论”的推断。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转变轨迹独特的国家来说，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人口理论对于指导实践极为必要。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借鉴其他国家的政策实践经验需要区分政策工具的具体内容。例如，税收减免、生育津贴、婴幼儿看护等不同类型的政策投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人口转变不同阶段的投入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区分政策工具及其具体情境来评估其政策效果，有助于找到政策投入边际效果最为明显的方式。
总之，生育支持政策要根据生育行为的社会属性做出针对性的安排，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育支持和人口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并就“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进行部署。只要抓住当前制约生育的主要矛盾，发挥好中国的制度优势，形成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大有希望的。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未达成明显的政策效果，就对提升生育率水平产生悲观情绪。
（二） 在明确生育政策体系建设方向的情况下，在理论上探讨如何最大化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
设计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件。
第一，要确立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之所以主要属于中央事权，是因为在后工业化时代，个体的生育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正外部性。生育行为产生的正外部收益在地区间难以计量和分割，而且具有“当期投入成本、跨期获得收益”的特点。这些特征可能是制约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发挥效力的原因。也正是由于生育行为外部性的这两个特征，中央政府承担生育支持政策的事权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兼容。
第二，要确定合理的政策支持力度。公共资源有多大比例用于生育支持，是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这一方面取决于人口形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所决定的政策需求，即低生育率产生的一系列人口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约束；另一方面，相应决策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国情和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所决定的政策期望。根据这两类因素对投入的力度进行估算，需要依靠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性实证研究，这也应当成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关注的内容。
第三，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合理设计政策的实施机制。生育支持政策是公共政策，自然具有公共属性。不过，公共属性是指用于生育支持政策的资源投入主要来自公共财政，但资金的使用和政策的实施并不排斥市场机制。能否实现激励兼容是机制设计的关键，也是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因此，需要以此为标准对各类政策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估，找到更优的政策实施工具。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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