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5年07月10日 22:07 北京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关于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发展催生并推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系列命题作出系统阐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论述中“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要义，“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则充分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为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视角更好研究把握新质生产力系统提供指引。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视角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系统论视角，新质生产力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生产力功能构成的“要素—结构—功能”系统（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3]），并呈现出层次性结构。其中：科学技术是决定生产力质变的决定因素，教育和管理等要素是决定生产力量变的影响因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决定生产力量变速度的现实要素，生产力系统发生作用的过程是决定要素通过影响要素作用于现实要素（任保平，2024[4]）。二是矛盾论视角。矛盾运动是新生产要素呈现并引入生产力系统的根本原因（宋冬林等，2021[5]），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生产力系统内部一系列矛盾的形成和解决，包括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关系的变化、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关系的变化、生产力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的变化等多重维度（孟捷和韩文龙，2024[6]）。三是量变质变视角，生产力包括质和量两个基本方面的规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相应科技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的要素及构成的有效性，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既定生产要素数量和投入决定的生产力的产出规模（刘伟，2024[7]），生产力的质变本质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本身及其组合的变化能够带来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的根本改变，新的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的形成是生产力质变的重要表征（方敏和杨虎涛，2024[8]）。四是数据要素视角，数据要素既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也是生产力的投入要素（Jones和Tonetti，2020[9]），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通用、复用的独有特征（姜奇平，2024[10]），能提升其他要素效率的依附倍增性、减少稀缺要素损失的集约替代性、促进多元主体协作的网状共享性、按照贡献参与配置的分配特殊性等（任保平和李婧瑜，2023[11]）。

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已有研究围绕生产要素视角作了相应探索，研究中也提到新质生产力是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并呈现从量变积累到局部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演进，但尚未系统深入解开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阶段的演变“黑箱”，进而难以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系统演变所处阶段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撑。本文基于生产要素组合及其跃升视角，首次探索构建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的理论框架模型，提出促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和优化组合跃迁，需增强统筹好“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转型”的长期动态能力，促进社会-制度领域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动态适配，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

二、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特性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是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故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特性将如同基因一样根植于生产力演进之中。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时变性，是指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伴随时间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由生产要素自身变化与生产要素组合变化综合而成。从生产要素自身变化来看，这既包括生产要素数量的时间变化，也包括生产要素质量的时间变化；既包括生产要素构成中各个生产要素比例结构的时间变化，也包括生产要素构成中各个生产要素功能作用的时间变化，等等。从生产要素组合的变化来看，则情况更为复杂多样，因为任何生产要素自身的变化都可能引发生产要素组合的链式变化，既体现为生产要素组合集规模的变化，也体现为生产要素组合集内部结构的变化，还可能体现为生产要素组合集中规模与结构的交互变化。与此同时，由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变化，还可能引发生产函数关系的变化，进而共同驱动生产力的量变与质变。因此，时变性是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突出特性，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伴随数据要素的引入，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时变的速度、广度、深度等将更为激烈，由此也将加速生产力系统中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并由此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地域性，是指生产要素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畴之内，由于制度、文化、技术、习惯等的地域差异，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也往往会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即通常所说的地域要素禀赋。由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制度、市场、技术、基础设施等禀赋条件的千差万别，故参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规模与种类，以及生产要素组合集的规模与结构等也会千差万别，并且根据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时变性特征，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地域性特征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与此同时，这种发展水平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发生动态变化。历史上过去盛极一时的地域后面销声匿迹、曾经不见经传的地域反而异军突起，以及现实中存在的“贫瘠不贫穷”“富饶不富裕”等现象，背后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地域性动态演化是分不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一个地域引导生产要素流动、改革生产要素优化组合配置的体制机制等动态能力密不可分。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科技水平等千差万别，因此在发展新生产力的过程中需因地制宜。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流动性，是指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时空维度中处于持续的流动之中，并且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不同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流动性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流入与流出的顺逆差情况往往表征着不同地域在不同时点的发展差异。回顾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演进历程，生产要素的整体流动性在不断加速，特别是数据的即时流动性特征，将带来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加速流动中快速演化与持续优化，进而驱动生产力系统的加速演进和新生产力系统的加快形成。考虑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流动性，则生产函数的关系将更为复杂多元，流动性有助于促进要素跨时空的优化组合配置进而引发要素组合的更多可能，故而某个时间节点在某个地域参与生产的要素数量、要素类型、要素组合等是动态变化的，生产要素一般会从生产率低的场域流向生产率高的场域，从而促使同一地域不同时间、同一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但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与生产要素组合优化拓展的整体视角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提升有助于社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当然，由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流动性的非均衡性，不同地域的发展也由此呈现非均衡发展格局。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集聚性，是指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流动的过程中往往呈现为时空集聚，具体体现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表征。实现规模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的类型往往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集聚程度密切相关，丰富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孕育着多样化的生产函数系列，并且不同的生产函数系列在相互竞争中不断优化提升其产出效率，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也将向更高产出效率更具竞争力的生产函数领域集聚。与此同时，部门生产的协作性、互补性与联动性等，也为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集聚提供承载主体，如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等发展就有助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邻近场域的链式集聚，在规模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等的发展，如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演进带来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拓展，引发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协同融合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承载生产要素汇集与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的时空场景。在看到生产要素集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要看到生产要素集聚衍生的成本增加，有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下会再次选择流动的方向。数字经济时代新的价值载体是无形的数据，数据要素“可用不可见”等新利用方式将经济业态从“控制权转移”向“利用”转变（黄尹旭和杨东，2024[12]），数据即时流动集聚创造了一种增加回报的力量，这可能有利于更大的公司、更大的投资者和更大的经济体（Veldkamp和Chung，2024[13]）。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迁日趋虚拟化集聚和平台化发展，将导致产业组织、市场竞争和区域格局等的重大改变。

三、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迁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要素内涵与外延具有鲜明的发展性，是理论、历史与现实层面的有机整体，新生产要素的出现和引入是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矛盾运动的结果，促使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优化与发展，由此拓展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边界并驱动生产力的质变跃迁。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经历了威廉·配第提出的“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生产要素二元论”[14]，亚当·斯密提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15]，隐含并由萨伊正式提出的“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的“生产三要素论”[16]，以及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之后提出“劳动过程三要素说”，即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7]。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理论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系统性分析让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本质得以揭示，洞察了人的有目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榨取剩余价值，故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三要素说”理论是对“生产要素二元论”“生产三要素论”等的扬弃和升华。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从而需要从构成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基础性彻底性变革中解放并推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内部结构时所指出的：“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17]分工、协作、组织是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迁发展的关键，而促使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分工与协作的深化，并由此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生产要素规模与类型的日益丰富拓展，生产要素关系日趋复杂、生产要素组合愈加多样，因生产要素融合互动发展存在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等摩擦成本，故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协作等方式引导生产要素向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顺畅流动，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有效政府作用，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新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壮大。马克思对此作了明确回答：“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8]

在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生产要素，并且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中，新的生产要素都发挥着主导作用，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迁的时代性就在于主导性新生产要素的引入。新生产要素的引入，不仅会引起生产要素规模和内部结构的变化，还会引发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的深刻变革，由此引发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全面系统调整，并呈现出一定的趋势性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要素以土地、劳动为主，平均受教育程度极低的劳动者借助手工生产工具作用于土地，受季节变化的轮作制生产，有限生产要素组合下的生产力水平低。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蒸汽机、电气机等机器生产工具的普及使用，工场制、工厂制、福特制等生产组合形式的推广，推动分工与协作的专业化和有组织化，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引入，极大拓展生产要素组合的时空维度，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伴随计算机、互联网等通用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知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知识、信息等赋能的低水平智能生产工具得到广泛使用，大大丰富了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可能集，让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生产组织成为可能，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质变飞跃。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性以及其复用性、通用性、融合性等功能，使得数智时代的生产要素组合趋于无限可能性，智能生产工具在迭代升级中进入高度自动状态，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可在开放共享中展现其显著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等效应，社会生产力也将因此呈现新的质变跃迁。

同时也要看到，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形成与优化，离不开基础设施等基础性条件的支撑。马克思认为：“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来消灭空间。”[19]位移手段的革新是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迁并推动生产力跳跃式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8]当前，作为关系性承载的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带来生产要素流动的加速化、生产要素价值的多元化、生产要素关系的拓展化、生产要素组合的倍增化等，以数据融合赋能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优化发展，就需要根据数据实时性、高容量、低延迟等交互流动的发展要求，加快健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生产要素自身效率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效能的释放，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

四、生产要素组合优化驱动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演进阶段

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新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比越高，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就越快，发展水平就越高（孟捷和韩文龙，2024[6]）。为便于理解和分析，这里尝试将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演进过程予以阶段化，将社会生产力系统单次质变周期的演进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质变孕育阶段、质变摩擦阶段、质变加速阶段、整体质变阶段，以揭开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的“黑箱”。四个阶段的划分大致刻画了社会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交替式演进历程（见图1）。图1从左到右随着时间的演进，粗线条代表新生产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比呈现一个由低到高的趋势、细线条代表传统生产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比呈现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并且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力量大小对比变化的快慢、速度大小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跃迁的进程，进而也就决定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演进进程。现实发展中，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演进过程不可能直线式的前进，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里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前提下，为让分析过程更加直观和明了，图1中代表生产力占比变化的趋势走向用直线形式替代波浪式曲线形式。

（一）质变孕育阶段

事物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生产力系统就蕴含和孕育于当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系统之中。在该阶段，上一轮生产力质变跃迁中通用技术族群扩散并基本被全社会吸收而形成的生产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同时在现有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技术水平、社会制度等几乎成熟定型的状态下，现有生产力再扩张的潜能已临近耗竭并将逐步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创新型市场主体为寻求更大利润空间和更好发展探索变革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促使丰富多样的新科技创新成果在部分领域孵化发展，有的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进而加速相应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并转化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带动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跃迁后的生产能力明显高于现有生产要素组合生产能力。伴随代表新生产力系统发展方向的生产要素规模及组合优化的逐步拓展，新生产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占比份额有所提升，但依然极为弱小，因为代表生产力质变的通用技术的成熟和扩散需要时间和市场等综合条件来助其进化，正如计算机至少“发明”一个世纪后才成为那个阶段新质生产力的通用技术。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新部门的发展规模有限，技术成熟度不够，还需要付出大量的学习成本和组织成本，而旧的技术部门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因而在这个经济结构调整期往往表现出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方敏和杨虎涛，2024[8]）。

（二）质变摩擦阶段

质变摩擦阶段是指局部质变阶段中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通用技术族群遭遇社会制度摩擦的扩散阶段。在该阶段，经过长期的技术、市场等演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通用技术族群日益成熟，其生产能力逐步得到市场认可，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新生产力系统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占比也快速提升，与此对应的则是传统生产力系统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比的快速减少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生产要素在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之间的分流与分化，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不可小觑也不可避免，是生产力质变跃迁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创造性破坏”阶段。正如佩蕾丝（2007）[20]认为的，每次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次范式变迁，在范式变迁中新旧技术-经济范式冲突以及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冲突，新旧力量的斗争将在进程上阻碍新技术-经济范式扩散并成为主导力量，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社会中的每一次启动进程都滥觞于和旧势力的斗争，并且与迫于竞争压力的技术-经济领域相比，社会-制度框架具有更大的惰性，对于技术变革和生产力质变跃迁有更大的阻力。虽然该阶段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生产力系统，其相应的技术、产业等依然占据主要地位，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演进趋势不可阻挡，新技术-经济范式驱动新生产力系统发展的不可阻挡性将蹚过社会制度摩擦阻碍并要求社会制度的系统性改革适配，改革的进程快慢与彻底程度将极大地影响国家、区域或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主动权甚至主导权。

（三）质变加速阶段

质变加速阶段是指局部质变阶段中社会制度适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通用技术族群加速扩散阶段。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冲突以及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冲突斗争中，新技术-经济范式驱动形成的新生产力系统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主导力量，由于社会-制度体系在改革调整中逐步适配新技术-经济范式发展需要，从而有助于引导社会生产要素更加顺畅有序地向承载体现新生产力系统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汇聚。技术史表明，新的通用技术的持续扩散和改进过程为新旧部门的冲突提供了“缓冲带”和“窗口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带来了“创造性破坏”，而且包含着“创造性转型”（方敏和杨虎涛，2024[8]），故在新生产力系统发展壮大过程中，传统生产力系统中有的通过吸收新技术-经济范式成果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跃迁，在深度转型升级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催生新生产力，实现“创造性转型”。与此同时，传统生产力系统为基于通用技术族群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发展、迭代升级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创新场景，从而最大化释放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综合效应，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进步。因此，新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壮大，是由新技术-经济范式驱动形成的新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系统中吸收新技术-经济范式成果实现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生产力的共同结果。为此，在这个阶段，新生产力系统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占比的提升速率要明显高于阶段2中遭遇社会制度摩擦阻碍的提升速率，体现在图上则是代表新生产力系统的粗线条斜率在阶段3中要大于阶段2时的斜率，相对应的则是代表传统生产力系统的细线条斜率在阶段3要陡于阶段2时的斜率。

（四）整体质变阶段

整体质变阶段也是孕育新质变的阶段。该阶段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新的社会-制度体系趋于成熟稳定且整体适配的阶段，新生产力系统成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绝对主导性力量并趋于达到一个临界值。发轫于新一轮生产力质变跃迁的通用技术变革在该阶段几乎渗透至整个社会并被社会最大化吸收，也带来相应基础设施、制度体系等的改革完善，与此同时，在该阶段其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将趋于耗竭，故在该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率趋于较低水平甚至下降。为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创新型市场主体将寻觅新的技术领域及基于其发展的新产业领域，进而自然就孕育着新一轮新生产力质变跃迁的萌芽，以迎接一个新的“发展巨潮”的到来。并且，比对图1中的阶段4和阶段1不难发现，这两个阶段虽然代表着生产力质变跃迁演进的不同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演进轨迹形态高度一致，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演变规律性，这与生产力演进的历史轨迹高度契合，表明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演进阶段分析框架具有逻辑合理性、内在自洽性和现实吻合性，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运动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等，为更好把握生产力系统的质变跃迁与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提供了新的更为系统的研究分析框架。

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四个阶段演进完成，预示着该轮生产力系统质变的完成和新一轮生产力质变跃迁的开端，故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均有该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也即“今天”的新质生产力孕育形成于“昨天”的新质生产力，并孕育着“明天”的新质生产力，由此形成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完整轨迹并动态向前发展。

图1 社会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演进转换的目标能否实现、转换进程的快慢、转换程度的深浅等，考验的是一种朝着新生产力系统形成发展最有利方向推进的动态能力强弱。动态能力强调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创新性反应能力，是在技术快速变革的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并实现发展的来源和方法（Teece，等，1997[21]）。为抢抓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演进转换的战略机遇，需要来自宏观、中观、微观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所蕴含的综合动态能力的有机作用，主要目标是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引导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方向流动、持续长期推动新兴幼稚产业发展和推动各类产业有序接续、及时系统性改革优化社会制度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全面有序构建新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体系、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文化消费体系等，以推动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体系的动态适配，进而缩短质变孕育阶段新生产力孕育形成的时间长度，降低新技术-经济范式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社会摩擦成本，加快社会-制度体系改革适配后新技术-经济范式扩散渗透并被社会吸收的进程。当然，由于单次生产力质变跃迁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如何在动荡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确保这种动态能力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是考验国家、区域或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五、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跃迁催生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理论框架，可知目前我国新质生产力演进正处于质变摩擦阶段，也即局部质变阶段中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通用技术族群遭遇社会制度摩擦的扩散阶段。得出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2]近年来，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正快速涌现，表明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正在形成，观察的显性指标就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水准及其所占比重反映社会生产力性质的旧还是新（洪银兴，2024[23]）。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约13%，2024年1月正式出台《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表明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二是虽然新质生产力已经迈过质变孕育阶段并在实践中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但从主导性技术族群、主导性生产要素构成、主导性产业部门等来看，依然处于上一轮生产力质变红利的主导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多年持续徘徊在1%左右的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TFP增速降至-1.4%，2021年又有所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24]），这表明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质生产力尚未展现出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阶段。并且，Acemoglu（2024）[25]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的宏观经济效应并不如宣扬的那么大——10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超过0.66%。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是“一组”通用技术发展以及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制度体系的完备、组织方式的更新等的系统性过程，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演进过程。三是各方面力量博弈摩擦加剧，从历史上看，大国之间的技术遏制与反遏制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成功应对技术遏制以实现技术赶超，不仅影响到国家自身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王勇，2024[26]）。从国际来看，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过程往往意味着世界利益格局的打破甚至重塑，为抢占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国家间围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由此更加凸显生产要素的时变性、地域性、流动性、集聚性等特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有可能在一国内部加速但因主要国家间竞争加剧而在全球流动受阻，进而阻碍和减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从国内来看，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表明，适应“昨天”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可能难以适应“今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且社会制度等的惰性往往会成为阻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约，这也就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重要考量之一。

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中，生产要素流动、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创新发展等的方向至关重要，在新质生产力质变跃迁的质变摩擦阶段会体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大数据、大算法、大算力驱动的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避免陷入生产力质变跃迁的“结构性陷阱”，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趋弱与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趋弱并存。与此同时，还需统筹好“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转型”，把握好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转换的时、度、效。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视角分析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内在机理与演进阶段，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生产力作为由生产要素构成的系统范畴，处于由量变积累到质变跃迁的动态演化之中，为解开生产力质变跃迁的“黑箱”，本文基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视角，尝试构建了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的理论框架模型，认为单次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质变孕育阶段、质变摩擦阶段、质变加速阶段、整体质变阶段，不同阶段演化进程的快慢、速度大小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程度。根据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分析框架模型，本文认为目前我国新质生产力演进正处于质变摩擦阶段，也即局部质变阶段中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形成的通用技术族群遭遇社会制度摩擦的扩散阶段。该阶段既是赶超乃至引领的关键“机会窗口”，同时也面临内外部力量博弈摩擦加剧的阶段。根据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演进阶段分析框架模型，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进程快慢、程度深浅、成本高低等，与国家、区域或企业在动荡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推动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体系协调适配的动态能力强弱密切相关。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短的周期实现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质变跃迁，需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中统筹好“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转型”的关系，在推动新技术-经济范式扩散发展的同时又加速传统生产力运用最新技术创新成果实现深度转型升级。

（二）政策建议

围绕基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发展的生产力系统质变跃迁的演进阶段分析框架，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优化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环境

鉴于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基础性作用，为培育壮大我国新质生产力，需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尤其要加快数据确权、交易、流动、安全等制度体系建设，持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体制机制，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组合发展，以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2.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

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发展中科技创新决定生产力的“质”，故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应突出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作用，尤其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在全球推出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突破；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弘扬企业家精神，利用有效资源撬动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依托我国产业基础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牵引科技创新的良性格局。

3.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

根据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演进正处于质变摩擦阶段的判断，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部署任务为重点，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加快促进社会-制度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动态适配，建立健全“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转型”相统筹的体制机制，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中厚植数智技术创新发展的应用场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传统生产力升级中促进社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进而加速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4.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体系

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要求，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结合大数据、大算法、大算力支撑的大模型发展趋势，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推进一体化算力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顺应数据驱动的创新范式变革，加大力度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健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平台体系，构建科技、金融、产业良性循环的标准体系，以缩短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周期、丰富科技创新成果迭代升级的应用场景、加快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加速产业创新发展的规模经济实现等，进而支撑、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

5.在高水平开放中持续增强动态能力

从历史上看，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过程中往往意味着全球利益格局的打破甚至重塑，为抢占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国家间围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竞争正日趋白热化。为尽可能平滑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广震荡、强波动等不利局面，需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强化国家凝聚、引导、组织全社会的动态能力建设，统筹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在高水平开放中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全世界资源、力量等朝着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最有利的方向演进，以在新质生产力的向上演进发展中拓展我国发展空间，并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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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经济》2025年第7期，知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