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个牵引：质量评估体系
教育的质量评估体系无疑是引导学校高质量供给和学生学习行为的指挥棒，同时大学录取的评价体系是最具有引领性的指挥棒。因此，改革大学录取的评价体系，是有效激励高质量供给的内在需要。
4.1现状：现有评价体系的弊端
很多专家和研究已指出中国传统高考体系的弊端，其中诟病最多的是应试教育导向和唯分数评价体系，因为它们不利于素质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正如前文指出的，稀缺的优质高校加上大学录取的唯分数评价会导致低效同质化内卷，素质教育缺失，创新人才难以涌现，同时会导致竞争阶段不断前移，加剧家庭教育竞争焦虑和学生心理压力。
对于消除低效内卷和教育焦虑，评价体系改革和增加优质高校供给缺一不可。如果优质高校供给增加了，但是评价体系没变，那么优质的含义会变，优质高校会动态分层成“更优质”和“普通优质”，然后出现新的“更优质”高校短缺，开始新一轮的内卷均衡并自我强化。如果改革了评价系统，不再唯分数，但是优质高校太少，那么虽然同质化内卷程度下降，但是严重短缺下的竞争压力依然很大，教育焦虑难以缓解。因此，好的改革需要双管齐下。
教育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各个阶段之间的接续性意味着不同阶段的评价体系要有一致性，否则会引发冲突或学校行为的扭曲。学校的收入往往和政府的评估考核结果紧密相关。因此政府想要引导学校重视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以通过在评估体系中包含相关内容，用考核激励来改变学校的行为。但是学校不仅需要应对政府评估，更需要考虑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毕竟他们是顾客，可以用脚投票。大学录取是最高的指挥棒，给定大学录取没有改变应试导向，家长的最强需求就是提高成绩。如果高考这个指挥大棒没有改变方向，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下，即使素质教育是中小学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学校依然会采取各种策略性手段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应试成绩上，素质教育也就难逃“浮于表面”的结局。
4.2收益：多元化录取可以有效提高优质学校供给，激活教育活力
大学录取的评价体系最具引领性。如果优质高校的录取标准多元化，那么家庭对中小学的教育需求也会多元化，中小学的教育也会跟着多元化。因此从大学录取的多元化开始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不同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因为创新意味着不同寻常、不拘一格。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未来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但确定需要一些创新特质，包括探索欲、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敢于冒险、敢于挑战常规。这些特质和传统教育中强调的统一性和标准化相对立，所以改革传统评价体系非常必要且紧迫。我们必须改变“求同思维”，抛弃“一刀切”的做法，需要构建一个包容奇才，鼓励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态环境，让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获得充分发展。这样的生态环境必须鼓励包括学校在内的微观主体勇于探索创新，鼓励学校办学多样化，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和特长，同时这个系统要能有效扩散有益的创新成果。
高考制度改革的最大顾虑是公平。但是已经有不少研究指出，高考正在成为阶层固化的有力工具：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因为优质师资和课外辅导资源的匮乏，在唯分数竞争中劣势明显，而且有扩大趋势（薛海平，2015；李春玲，2014）。如果多样化路径能够给农村学生的比较优势赋予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让那些强调实践能力、生存能力、适应能力的专业或院校可以自主录取更多农村学生，那么多样化录取有望改善教育公平。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还可以事半功倍地扩容优质学校。政府的评价体系确定了政府认可的优质学校数量，进而影响供给的短缺程度。如果评价标准是单一维度，优质学校扩容只能靠降低标准。比如原来前10%定义为优质，扩容一倍需要降到前20%。如果评价标准有两个维度，优质学校的定义是任一维度排名的前10%，比如应试能力的前10%或创新能力的前10%，如果两个维度垂直，容量就比单维度的前10%增加一倍，如果两个维度有一半重叠，那么容量就增加了50%。
4.3国际经验
虽然美国的基础教育广受诟病，它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创新体系却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吸引了全世界各个领域的拔尖人才。这个体系在学生评价上有着多元化、尊重市场的特点。即便是公立学校在学生录取上也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除了被要求照顾本地学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大部分学校采用多元评价，不仅看学业表现，还考虑课外活动和个性特征，同时各个学校各专业对能力和特长的侧重点差异很大。
这个体系还有一个特点是个人成长路径非常灵活，是一个鼓励终身学习的开放教育体系。这有效减少了“一考定终生”带来的焦虑，并抑制竞争的不断前移。学生有多次争取进入优质大学的机会，高中辍学后仍可以通过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考试进入大学，或从几乎没有录取门槛的社区学院（两年制）通过努力学习转到优质的四年制大学。进入优质大学的路径灵活多样。不同路径之间的切换，不同学校之间的转学非常常见，学校之间还有学分转移体系。德国则以其早期分流著称，同时它的院校间开放性远不及美国，但是它同样支持终身学习，学生可以在高中甚至大学阶段多次选择赛道，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衔接路径畅通。
虽然有不少研究显示美国大学教育的不公平性明显加剧，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越来越难进入优质大学（Chetty et al.，2020），但是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梦”的信任和对社会公平性的评价依然很高，甚至高于大部分不平等水平更低的欧洲国家（Alesina et al.，2018）。大学录取的多元化体系和开放的终身学习体系是这种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条条大路通向优质大学的预期激励着很多弱势家庭的学生持续努力奋斗。
5.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的政策建议
多样化优质教育供给的增加需要改革现有体系以激励新的不同类型的优质供给。令人欣喜的是，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教育强国规划》）以及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显示党和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强调要解决优质教育供给问题。高等教育方面，《教育强国规划》明确提出要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2024年“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已扩招1.6万人。学前教育方面，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教育评价体系方面，2020年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顽瘴痼疾，要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发展素质教育。人才选拔上，29个省份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国家也开始探索针对“拔尖人才”的特殊通道，但取消了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同时也有为促进教育公平出台的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的“高校专项计划”。
然而，当前的主要改革措施和高质量供给短缺底层原因之间的针对性还不明晰，没有充分体现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建立鼓励多样化、个性化教育生态环境的必要性。比如，当前的方案过于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计划管控，忽视了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和适应时代需求的能力。优质高校扩容过于关注顶部的“双一流”高校，对大部分学生需要的本科院校供给重视不足。而幼儿教育，对针对民办托幼机构的供给侧改革强调不多。同时方案过于强调基础学科创新拔尖人才的选拔，不够重视倡导百花齐放，鼓励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虽然强调中小学加入素质教育考核，但没有动摇以高考为核心的强调应试和标准化的体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5.1发挥有效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增加学校自主权、减少限制、放宽准入
中国优质教育供给短缺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不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不仅可以减少短缺，还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想要发挥市场力量，就需要减少计划管制，给予地方和学校自主权和灵活性，放宽市场准入，激励新的供给。
具体实施上最好区分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因为它们的办学资金来源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有很大差异。公立学校方面，给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需要建立在学校履行基本社会责任以及录取规则公正透明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可以给予公立学校录取学生、专业及学科设置以及学生评价的自主权，用报备制替代审批制，允许学校根据市场和科技发展以及自身特点及时调整。同时，需要区分学校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和学校自主选择，只有前者与财政资金有对应关系，鼓励学校量力而行，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鼓励民间资本入资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方面，除了明确并放宽准入、减少限制，还应给予更多财政扶持来吸引资本和人才来增加供给，包括给予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土地、金融等方面的优惠。优先鼓励民办学校弥补市场供给缺口，鼓励模式创新，培育服务新业态，鼓励多元化办学，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多样、特色、优质教育的需求。
重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比如质量要求、学生补助上的一视同仁。允许资源流动、教师流动以及学生在一定范围内的流动以鼓励竞争进而提升学校质量。鼓励优胜劣汰，允许优质机构扩张，开展集团化运作，发挥辐射引领作用。鼓励公办机构引入民间资本，鼓励开放，鼓励公办民营、民办公助、中外合资办学等多种形式。
相比于高等教育，幼教阶段更需要财政补贴来减少家庭负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直接创办公立幼儿园，也不一定要采用补贴民办机构的方式。可以更多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即政府直接选择或补助家庭选择民办机构后付费购买服务。这一模式免除了补贴机构的复杂考量，价格干预少，鼓励竞争，有助于激活机构活力。教育券的方式将选择权给予家庭，可以避免家庭因为财政补贴而留在低质的公立园。另外，可以应用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实施一系列税费、金融、土地优惠政策来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进而减少家庭支付的费用。
5.2有为政府：加强质量监管和信息披露，完善监管和披露体系，设计退出机制
教育服务往往存在信息不透明、质量难衡量、外溢性强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离不开有为政府的积极干预。宏观上，政府需要引导和调控，减少潜在的“潮涌”或负面创新的扩散。微观上，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加强质量监管，因为教育的回报高度依赖机构的质量，但居民很难评估教育的质量。想要最大程度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力量，就需要政府基于系统和长期的数据给予科学专业的质量评估并向公众披露。
加强质量监管和信息披露，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质量监管体系，包括制定质量（最低）标准体系、健全行业准入条件、规范运营管理流程、建立全流程监管、评定从业人员资质、定期评估质量并向公众披露等。质量监管的成功依赖于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应该鼓励民间力量或第三方机构开展教育机构和教师的质量评价，作为政府评估的有益补充，供家庭参考。
其次，需要向民众公开学校的质量评估情况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加强服务意识，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及时提供信息资讯和培训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应该公开重要分项指标，包括学费、软硬件以及学生校友反馈，让家长根据分项指标来选择更加符合个性化需求的学校，进而鼓励学校展开多样化竞争。大数据管理让更多样化的质量评估成为可能。
再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也可能出现个别机构多次不达标。需要提前设计机制，包括潜在的转学机制，退款保证金机制，最小化对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的伤害。设置预警机制，在机构出现风险时适当限制包括招生在内的自主权。
在鼓励准入或扩容优质学校方面，可以设立动态的、区分类型、区分规模、本地化的软硬件及教学内容最低标准。需要权衡成本收益，在短缺时优先放宽准入激励增加供给，再逐步提升质量标准。
监管质量的提升依赖于有一个明确的管理责任主体。当前高校和幼儿园的管理主体比较明确，但是托育机构的管理主体依然不明确，卫健委和教育部都没有被明确赋予监管责任主体的职责。应该尽快明确托育机构的管理主体，尽量避免多头管理。为了更好更快地统筹利用0～6岁的幼教资源，建议托育机构的管理和幼儿园一体化，由各级教育部门整体负责，协同卫健委、建设部门做好卫生保健和硬件设施管理。同时，需要重视发挥学区和街道的积极性和力量，因为他们对本地需求供给信息最为了解。建议幼教的资源、监管和服务下沉到学区，让他们深度参与统筹规划、筹资建设并选择管理模式。
5.3加强大数据监控治理：建立完善四大数据库，助力质量监控和教育评价改革
在数字时代，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信息管理技术更好地监控质量并服务民众。数据库是评估学校质量和助力学生发展的基础设施。此外，政府还应该建设综合管理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以提高监管效率和一站式服务公众的能力。
具体而言，政府有必要建立完善四大数据库：（1）学生发展大数据，跟踪每个学生每阶段的发展，包括就读学校、教导老师、课程选择、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测评、老师评价，优势项目、个性特色、特长，五育（德智体美劳）表现等；（2）学校教育大数据，跟踪各个学校的软硬件情况、投入产出、教学管理和改革、录取机制、学生评价体系、资源利用情况，同时收集学生和家长以及雇主对学校的匿名反馈信息；（3）教师职业发展数据，跟踪每个老师的背景、教授课程、职业发展、学生关联、学校评价、学生及家长反馈等；（4）就业大数据，跟踪每个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包括起薪、就职企业、工作基本情况和后续劳动力市场表现。学生发展数据库和教师发展数据库可以为学生和教师在学校间的流动打下基础，因为学生和教师可以选择同第三方分享政府背书的非私密性信息。就业数据库可以从学生加总到学校或专业，用以评估各高校及专业的回报率，并评估中小学校、老师的教育质量（长期回报）。同时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就业形势和能力需求，帮助教育系统及时调整适应。
5.4教育评价体系：弱化统一性、标准化，鼓励多样化、个性化，鼓励创新
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必须考虑公平。我们支持以高考为基础来设计多元化评价体系，高考仍可以是最重要的考核维度，用来激励学生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知识，但应该弱化统一性、标准化，允许试点学校仿效艺术体育院校的录取，区别对待特色人才，在公开透明的录取规则下更加重视其他维度的成绩或表现，或者拓宽特殊人才渠道。同时，在具体管控方法上，我们建议少用数量管制和实施细则，多用财政激励引导学校和学生行为。同时可以更多使用负面清单管理。
我们需要制定政策鼓励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包括更大范围（更多高校、专业、方式）试点个性化人才选拔机制，允许更多高校和中小学通过公开透明、公正规范的程序给特色人才开辟绿色通道，鼓励多维度评价、多渠道发现机制，为打破唯分数的高考录取机制迈开重要一步。需要强调的是，创新通常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产生，也难以分批逐步推进。创新需要依靠众多分散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结合实践智慧的不断探索尝试。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不仅需要给他们自主权，还需要在程序合规的基础上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责保护。不过，创新可能危及学生安全和发展，因此质量安全监控很重要，也需要设计退出机制保障学生权益。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必然需要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生态环境。而家庭和就业市场对多样性、个性化有着强烈需求。因此，为了有效促进多样性、个性化生态环境建设，应该重视在学校质量评估体系中融入市场反馈信息，包括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毕业生起薪情况、雇主评价、毕业生发展等。
就中小学的教育评价而言，在现有改革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增加对多样化、个性化的培育和特色特长的奖励，降低分数、升学结果在评估中的权重。同时强调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增加值，减少学校掐尖的激励。最后，还需要跟踪学生发展，增加长期评估，减少学校短视行为。
5.5弹性分流，构建终身学习和开放教育体系，摒弃“一考定终身”
《教育强国规划》已经明确要实施职普融通，弹性分流，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这有助于减少教育焦虑的前移。但是如果“一考定终身”的核心特征没有变化，那么职普融通并不能真正缓解教育焦虑，更可能只是把内卷战线拉长。
相比之下，开放的终身学习体系是缓解教育焦虑的更优方案，还可以让学生在希望的激励下持续努力。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值得我们学习的重要特征。因为有多次机会，优质大学的可及性会随之提升。
5.6资金来源：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公平均衡，鼓励社会资本多渠道投入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和保障，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有待提升，特别是大学和学前阶段。在高等教育上，财政支出的增加主要是结构性调整，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优质学校，用于本科（相对专科），用于质量提升。而幼儿教育方面，财政支出更多的是通过补贴降低居民实际的支付价格，减少家庭的负担。我们前面的测算已经显示，这两项的财政支出金额都不是很高，加起来每年提高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近0.4个百分点。
虽然财政支持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激励社会资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国民办学校比例明显偏低，2020年，私立学校学生入学人数占比仅为8.9%，低于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0.5%和13.5%）。应该鼓励社会资本创建更多民办学校，也鼓励他们入资或捐赠，并鼓励他们开放新兴教育市场。
5.7公平性和均衡发展：大学录取优惠政策，基础教育的地区均衡和城乡一体化
市场可以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是不考虑公平，因此公平性的实现依赖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调节保障生均教育投入的公平，也可以通过大学招生录取上的优惠政策保证录取结果的公平。
在大学招生录取上，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的国家或高校专项计划是典型的优惠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建议在此基础上将高校的公平性多样性列为高校质量评价维度之一，用城市农村、少数民族、男女、各地区等各个维度的人群占比的平衡性来衡量。同时对于优质公立学校，可以设置不同人群占比的最低要求，来保证最低限度的平衡性。
在财政支出方面，我们已经有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地区间的转移支付，也有面向学生家庭的资助体系。中央应该承担平衡地区教育资源的责任，保障每一个适龄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受地域限制，让受教育权与户籍脱钩，与居住地挂钩，中央的财政资金跟着孩子走。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担需要动态变化。因为当前地方财政非常困难，应该以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为主来推动增加优质学校的供给和多样化。在居民消费信心恢复、经济企稳之后，再让地方政府更多地分担幼教相应的财政支出。当前中国学前教育中中央政府承担的比例只有20%，远低于2019年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48%）。
在幼儿教育方面，地区差异很大，中央一方面需要尊重地区差异，鼓励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另一方面需要保障幼教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需要向落后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进一步倾斜。另外，大部分省份未将托育服务列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教育支出统计和预决算中未单独列出，这不利于托育服务的发展，亟待完善。
优质高校资源的公平性依赖于基础教育的公平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公平。幼教方面，相比于补贴幼教机构去农村服务，我们更建议鼓励农村孩子进城，幼教的财政补贴不分户籍，一视同仁依据居住地发放。这不仅可以减少幼教负担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牵制，鼓励带孩子进城享受补贴，还有助于提高城镇幼教机构的规模效率，降低生均成本。城镇化是大趋势，因此不建议大规模投资农村幼教的硬件设施，但是也不能放弃留守农村的孩子，可以通过发展家庭托育点，家庭或村互助协作等模式，推广小规模、硬件门槛低的幼教服务。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也建议继续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鼓励农民进城，加大城镇教育供给，让农村学生能到最近的城镇就读，提升农村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
5.8循序渐进，调整现有资源结构，存量和增量并进
复杂问题的改革很难一步到位，需要循序渐进。幼儿教育方面，相比于学前教育，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其回报对机构质量更为敏感。为稳妥起见，我们建议分两步走，从免费学前教育开始，在积累实践经验，特别是机构监管经验后，再进一步扩大普惠托育。同时，需要尽快推动统筹0～6岁的幼教服务资源，鼓励幼儿园根据市场及时调整，适应人口结构和供需关系的快速变化。
优质高校方面，可以优先扩容存量优质学校，然后增加新的优质学校供给。扩容现有的优质学校是提高平均质量的最快捷方式，但是因为数量有限，很难有大规模的供给增加。更根本更长久的解决之道是提升现有普通学校的质量或设立新的高质量学校。这往往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放松管制、放宽准入、改变评价体系等。原则上，放松管制、赋予自主权可以快速实施，但是我们也同样建议循序渐进，先给优质学校更多招生和办学自主权，对低质量学校的招生扩张冲动保持谨慎管控，但可以给予更多提质增效的自主权。同时拓宽学校质量级别提升通道，加大升级至双一流或一本院校的比例，或轮动公布普通学校中的优质或特色院校
5.9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质量的核心，优质教育首先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教师编制不足、优质教师供给不足以及幼教教师待遇不高的问题。三个困难都需要财政支持来解决，不过后两者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
师资队伍建设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财政补贴加快人才培养，包括补贴技能培训等；（2）放松管制，提升人才培养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允许相关院校及时调整专业和培养方案；（3）排除人才流动和竞争障碍，利用市场力量促进教师质量提升。比如，逐步取消编制与职称评定和福利的关联，完善跨机构的专业人才评价机制。
6. 结语
教育的今天是经济的明天。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为技术革新、强国建设做好准备，就需要在今天开始投资教育，培育人才。而优秀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关键性的高等教育和奠基性的幼儿教育。
我国目前优质高校供给数量短缺、样式单一、分布不均衡。增加优质高校的供给非常必要，这可以从源头上缓解短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打破自我强化的循环，减少家庭教育竞赛焦虑和低效内卷。同时，优质高校的扩容和多元化有助于增加拔尖创新人才的数量和多元化，并连带优质中学的扩容和多元化。虽然增加高质量学校供给也有难度，但仍有较强的可行性，比其他手段更值得去做。
幼儿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同时幼儿教育的家庭支出负担比较重，是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如果政府能够将义务教育提前到3～5岁，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始普惠托育服务，可以有效减轻家庭负担，提升人们的获得感，而且，这一政策覆盖超过亿计的家庭，能在短期有效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长期有效减轻养育成本，鼓励生育，应对人口挑战，同时有助于阻断贫富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免费学前教育很有必要，同时财政成本不高，可行性强。
教育的质量评估体系是指引学校高质量供给的指挥棒，而大学录取的评价体系最具引领性，从大学录取的多元化开始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战略核心任务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评价体系中统一性、标准化倾向，抛弃“求同思维”，鼓励创新，鼓励多样化、个性化。实现这些需要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可以保留高考作为重要的考核维度，同时拓宽特殊人才绿色通道，允许学校在公正透明的录取规则下重视其他维度的成绩或表现。同时，需要尽快改变“一考定终身”，构建开放的终身学习体系。
有为政府在教育上的最重要职责之一是加强质量监管和信息披露。需要尽快完善监管和信息披露体系，设计机构的退出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管理技术更好地监控质量并服务民众。政府还需要通过财政补贴、财政支出调节和录取优惠政策等多种手段来保障教育公平性和均衡发展。
综合来看，以多渠道扩容多样化的优质高等教育和幼儿教育为抓手、以改革教育质量评估为牵引，是当下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最优路径。需要区分两个教育阶段供给矛盾的不同，高等教育需要重视减少供给限制、赋权学校，幼儿教育则需要财政补贴以减少家庭负担。通过赋予微观主体自主权和能动性，充分尊重并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鼓励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培养，同时政府着力于质量监管和信息披露，并保障公平性和均衡发展，我们一定可以高效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提升，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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