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增收难要有清醒认识

陈锡文

　　（50人论坛·北京）目前究竟如何看待农村的经济形势？如何寻求有效的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怎样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如何评价一些农村基层政权干群关系紧张的情况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日前就读者关注的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农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和农民收入面临的极大困难
　　在农贸市场上，或超市的货架中，农产品供应充分、物美价廉，已经有些时日了。这使得一些人淡忘了过去的记忆，认为农村形势好，很好；但有些人是警醒的：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其中一些粮棉主产区及纯农户，收入是负增长！
　　2001年农民收入似有好转，但情况特殊，根基不牢；鉴于今年粮食可能出现净进口的局面、畜牧业不见得能保持去年的势头、外出就业能否维持8000万的规模等问题，2002年能否保持增长势头，还悬而未决。
　　如果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负增长，生产和生活陷入困境，心态产生极度不平衡，那么我们苦苦追求多年才得到的局面，是否能维持得住呢？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关注农民收入，已经是一个影响全局的现实需求了。”
　　
　　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已经到来的独特发展阶段，农民增收面临一些刚性制约：
　　其一是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大：小康基本实现了，大城市甚至越过小康，进入相对富裕的阶段，生活费中恩格尔系数2000年已经下降到40％以下。另外食品本身的弹性系数很小，城市人均收入从1996年的1419元，提高到2000年的6280元，但用在食品上的只增53.60元，也就是说，收入一块钱，只有4分钱用于食品，其中2分钱还是外出就餐!
　　第二个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这从“九五”后半期就凸显出来了：改革开放前，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不到3000万，1996年增加到13500万人，1997年之后就开始减少了，到2001年是12800万人。大量的民工潮形成了，但遇到了信息化浪潮的阻碍：资金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资金已经不能创造同等的就业机会了。
　　有鉴于此，陈锡文认为对农民增收的艰巨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决不是一朝一夕、一二项具体政策就能见到效果、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减负的三条途径
　　既然增收上有难度，那么在减负上下功夫就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陈锡文认为途径有三：
　　增加对乡村道路、电网、人畜饮水、草场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甚至一举多得。一方面可以直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使增加消费；另一方面，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可以吸纳农民投入劳务、增加收入。
　　第二个是扩大税费改革试点。陈锡文介绍了安徽、江苏等地试点的情况，人均可以减负30元左右，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可以提高1.5个百分点；
　　第三是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现在说是义务教育，但实际上钱还是由农民出；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还压根儿涉及不到农村，广大农民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很多人小病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万一不幸得了大病，只好听天由命。
　　现在正处于转轨时期，农民增收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可以为供给宽松的良性循环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反，如果处理得不好，出现八十年代末、1993——1994年那样粮价大涨的情况，发生对国民经济不利的逆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干群关系：
　　
　　体制因素和干部素质
　　乡干部简单、粗暴、违法收钱乃至逼死人命的事情，经常见诸报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陈锡文认为有干部素质的问题，有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但也有体制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水平低、水平差。
　　“凡是没有新的增长点、没有新的税源的地方，农民负担往往过重，易于激化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说，县乡经济的繁荣，是根本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减不下来。”陈锡文说：“目前的财税体制，大的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但在某些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运转起来难度很大。基层政权的财权和事权不相配，有些乡70－80％的收入用于教育，尚且不够，遑论其他？”
　　管理体制上也有问题。陈锡文认为关键有两个，一个是村民直选，一个是村级财务。现在正推行的村委会主任海选，即便出现一些问题，也要咬牙挺过去。如果乡里的人心术不正，总想找听话的代理人，事情就不好搞。村级财务公开能否制度化，而不仅仅是走过场，也是一个难题。
　　解决三农问题，县级政府的态度非常关键。“主要精力是不是在农村？能不能扑下身子搞调查研究？”陈锡文说：“这在很多人那里都是一个问号。一些嵌入式、镀金式、走读式的干部，对农村农民农业不了解、不熟悉、不深入，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记者：王南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