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以及“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摘要]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及高速增长。但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分析农业、农村及农民收入低增长的原因，首先应该看在过去的年代其实现高增长的原因，然后再看过去的因素有了什么变化和出现了什么新因素。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及高速增长。但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分析农业、农村及农民收入低增长的原因，首先应该看在过去的年代其实现高增长的原因，然后在看过去的因素有了什么变化，和出现了什么新因素。
　　中国农村经济在改革初至九十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具有两个极其显著的特征，第一是产出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如果以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参照尺度，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前半期，前者的年增长率为30％，后者的年增长率为15％，两者相差刚好一倍；第二是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产值增长速度。以乡镇企业产值与乡镇企业出口收购值相比较，从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前半期，前者的年增长率为30％，后者的年增长率为60％，相差也是一倍。
　　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慢于乡镇企业产出增长，是由于在中国经济在改革前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政策，使农村内部的过剩劳动力积聚太多，相对于初步发展的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因此压低了工资水平。但工资水平低，相应提高了农村非农产业的积累能力，是农村非农经济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在此期间内推动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以前，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投资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贸易渠道带进中国。进入中国的外资，有相当大的数额为中国农村经济所吸收，因为中国农村具有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力的成本极低。以乡镇企业出口增长与农民收入相比，两者相差四倍，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中国消费品可以在过去的年代迅速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的主要原因。而出口增长强劲，不仅是拉动中国农村非农产业高速增长的需求来源，也是农村与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来说，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变化，一个在农业内部，一个在农村经济外部，还有一个在中国外部。
　　首先，发生在中国外部的重大变化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一向以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依靠处在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供应，或者说是跨过大洋与亚洲国家建立垂直分工体系。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把墨西哥包括进来，或者说是在北美地区建立了新的垂直分工体系，就对亚洲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产生了替代效应。有资料显示，1994年包括中、港、台在内的“大中华圈”在北美纺织品市场的份额还高达49％，占第一位，而到1996年第一位的位子就被墨西哥占据，到1998年，“大中华圈”的份额猛降到28％。这个变化对中国农村经济外向型的发展是急剧的“刹车”效应，以至于影响到1994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变化，长期以来轻纺产品为第一大创汇产品的位置，在当年被机电产品所取代，在此之后，乡镇企业产值与出口的增长，都再难见到过去十多年的势头。而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村非农产业增长的停滞、劳动力转移的停滞，及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都与这一变化不无关系。
　　1999年末，欧盟在英国的尼斯开会，决定从2004年开始，将陆续接纳10个以上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由于这些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因此欧盟“东括”后也将在欧洲大陆形成垂直分工体系，所以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还会继续加大。
　　九十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内部、农村外部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式转变。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虽然直到今天也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城乡分割的格局，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即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三倍，所以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却占到了64％，这就决定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中国产业结构的总体性变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5％上下，进入九十年代呈迅速下降趋势，1994年降到50％以下，六年后又降到40％以下，2001年已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村的农业与非农业产生了双重重大影响。
　　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下来，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91～1995年这5年，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增长了1·5倍，但1996～2000年这5年只增长了不到11％。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1996～2000年虽然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高达7％，但按现价计算的产值增长率只有4％。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增长不能同步，在1996年以后的有些年份，甚至生产增长了收入却反而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左右，所以中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巨大的下降空间，虽然这是个长时间内的变化，但由于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就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还有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影响也会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业抑制，影响有多大还需要观察，总之也是负面效应。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使住房、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家庭，而这些产品都需要重工业支撑，由此使中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由轻转重”的变化。1990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大约是轻、重工业各占一半，而到2001年重工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随着美、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转移，电子通信类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99年第一次成为工业产值中第一大门类，2002年上半年，由于国内对汽车的需求强劲，交通设备制造业又再次夺回了第一大产业的地位。同时，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增长迅速，2002年钢产量将超过1·8亿吨，并已连续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
　　重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增长成为主导，就意味着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事实也的确是如此，1996～2001年这六年中，中国工业增加值虽然增加了1·75万亿元以上，但工业部门的就业却减少了2000万人还多，其间虽有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分流的因素，但也与工业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这样就对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产生了直接的阻力。问题还不止如此，由于一向以来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工业为主，而重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进入到重工业主导增长阶段，也意味着市场向城市经济转移，而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有机构成，即提高自身的资金密度，就发生了所谓的“资金增密”问题。乡镇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八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8％，九十年代猛升到24％，其中1997～2000年竟高达30％。对比国有工业八十年代的13％，和九十年代的20％，虽然也有人均资本上升趋势，但显然是乡镇企业要猛烈得多。由于这个原因，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强烈势头，就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停滞及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增长。近年来，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虽然也有增加，但已越来越多地转向出外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了。
　　我国城镇人口虽然只占全体居民的少数，但总量也有4亿人口以上，因此由城市人口消费结构升级引发的重工业主导型增长才是刚刚开始。2000年，国有工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近9万元，仍是乡镇企业的4倍，所以由城乡经济竞争所引发的乡镇企业“资金增密”现象也远没有结束，并将继续成为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大阻碍。
　　九十年代以来，发生在农业内部的重大变化，是农业生产也开始趋向于资金密集，从而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并使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剩余情况更加严重。中国农业的特点，是以极少的土地养活众多人口，因此土地的产出率一向很高。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业生产中再次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九十年代初期，农业再次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然是靠化肥、良种、农药、农膜等物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愈演愈烈。从农业物耗的年均增长率看，八十年代为1·4％，而九十年代则上升到1·8％。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整个九十年代，农民家庭经营费用的现金支出增长幅度为334·2％，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328·3％。1999～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7％，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竟增长了24％。在现阶段，虽然农业物耗率的增长还慢于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的农户仍有一半左右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即并不出售或很少出售土地的产出品，物耗率的上升就使这些农户的纯收入出现了并非增长率缓慢，而是绝对额减少的情况，这种情况，表现为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低收入农户持续扩大的现象。
　　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良种、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都会减少农民为积肥、除草、灭虫和其他田间管理方面所使用的劳动，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的机械总动力与能源的使用也显著增长了，这些都使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为减少。2000年与1988年相比，生产每吨粮、棉、油料、烤烟、甘蔗、苹果、柑橘和生猪所耗用的劳动投入，普遍减少了三分之一，例如粮食减少了40·6％，棉花减少了47·1％，油料减少了43·3％，生猪减少了34·6％。大致推算一下，在整个九十年代，农业内部由于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或者说，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总劳动力为2·33亿人，相对当时的3·3亿农业劳动力来说，富裕程度为33％，而按照今天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农业只需要1·3亿劳动力就够了，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两亿人。
　　农业物耗率上升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一方面导致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两种情况都是导源于中国众多人口对有限土地的巨大压力。中国“入世”后虽然可以进一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部分对农产品的需求，但是从长远看，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最终还是要靠国内生产解决。此外还有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也会要求中国在持续缩减的耕地面积上保持一定水平的农业总产出，因此，农业物耗率的上升将是长期趋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化，由此而伴随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率上升的现象就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以上分析说明，在农业内部、农业外部以及中国外部发生的多种因素变化，是导致目前“三农”问题趋于严重的原因。由于这三大因素从未来长期看都不是缓解的趋势，说明在未来时期“三农”问题不是趋向于缓解，而是趋向于加剧，因此仅仅想依靠一些小的或临时性的措施来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大的战略举措。“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中国“二元”结构的表现，即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从收入的主体看，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典型城乡人口结构特征，这样就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鸿沟。在“二元”结构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可以在改革初期至九十年代前半期保持繁荣，是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采用了明显的外向型道路，即用国外需求来补国内需求之不足，而一旦国外需求萎缩，“二元”结构的矛盾就立即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中国农村经济在改革初至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繁荣，主要是依靠两大因素支撑，即农村经济的产出增长大大高于其工资增长，以及出口增长大大高于产出增长。农村经济工资水平低的原因其实也源于“二元”结构，并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没有丰富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工资水平，哪有中国生产的消费品风靡全球的今天？但优势都是对一定的条件而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外部需求萎缩，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发生逆转，中国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立即结束，低工资的优势在“二元”结构条件下就转变成了劣势，成为国内需求扩张的阻碍。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没有空间，已持续十几年的过程突然中断，农民收入增长随之停滞，在八十年代下半期已经出现的农业边际报酬递减问题，也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而无法消化。
　　中国经济再现高速增长的辉煌，并非只能等待外部需求的再次膨胀，因为中国“二元”结构矛盾的核心，是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这也反过来说明城市化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动力，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因为城市化的最重要结果，就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使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从而逐步使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与总需求水平相适应。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向以来被城市化进展缓慢而压抑的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空间与就业空间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城市化当然不是简单地让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把社会富裕或闲置的生产能力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建设的推进中结合起来，这里不仅会涉及到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来源与建设规划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好大量农村非农产业向城市搬迁集中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如何与城市经济中的富裕生产能力重组、融合等的资金、产权和法律制度等复杂问题，还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中国的“二元”结构自建国初至今已维系了五十年以上，打破“二元”结构自也非朝夕之功，但解决问题总有开始，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头等战略的位置，就可以把中国的内需真正释放出来，从而拉动中国经济走上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长期道路。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