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学者与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00年的0.94亿（占总人口的7.3%）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占总人口的22.6%）；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右，即每9.1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一个老年人。然而,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7，比2000年增长54.5%；而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37，即平均每2.7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一个老年人。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等于2000年的3.4倍！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150万迅猛增加到2020年的2700万及2050年的一亿以上！本世纪上半叶我国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3%，相当于65岁及以上所有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2倍，相当于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6倍。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65岁及以上所有老年人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13%增加到2020年的19%，2050年达到35%。我国本世纪高龄老人数量增加如此迅猛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30—2040年前后陆续进入高龄年龄段。另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速度将加快。正如老龄研究专家所称之为“我国人口老龄化伴随着老龄人口高龄化”。

    据联合国最新预测，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的年份为：中国20年（2017-2037年）；日本23年（1984-2007年）；德国61年（1951-2012年）；美国57年（1971-2028年）。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增长率为2.6%，分别等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2.6﹑1.5﹑2.2﹑ 2.6 与2.2倍；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4%，分别等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2.6﹑1.8﹑2.0﹑ 1.8 与1.7倍 (见图1)。21世纪中叶，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等于美国老人数的4.4倍，且几乎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尽管2050年我国总人口数位居世界第二位，比印度少5.1千万，但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人数将比印度多1.03亿，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老年人口国家。

    调查数据表明，我国2002年65-69，80-84，与90-94岁老人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分别为5%，20%与40%;  65-69，80-84，与90-94岁老人认知功能障碍比例分别为6%, 26%与52% (见图2与图3)。根据调查数据的估计，平均每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日常照料与医疗成本开支等于65—79岁老人的14倍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因体弱多病需要经常性特别照料的比例等于65—79岁老人的5倍左右。显然，高龄老人最需要照料，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且在以比任何其他年龄组快得多的速度迅猛地增长。图2与图3表明我国女性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显著差于男性, 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同时, 高龄老人中女性占多数: 我国80-89岁及90+岁女性高龄老人分别占同年龄组高龄老人总数的61%与71% (2000年普查数据)。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高龄老人，尤其是女性高龄老人是老龄工作的重点难点之一。

 

    党的十六大提出今后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 其中也包括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达到小康水平, 使他们在寿命延长的同时，体质与心理更健康，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在较低收入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 且白发浪潮来势迅猛，使得我们面临的挑战的艰巨性远高于发达国家。

    无论是今天的老年人，还是今天的年青人、中年人，他们就是未来的老年人，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涉及所有人的切身利益，需要我们从国家的整体角度与人民的长远利益各个方面精心筹谋利国利民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对策。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是极其复杂而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早有研究，早有妥善对策，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并不可怕，挑战可以变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机遇。相反，如果对来势迅猛的白发浪潮的冲击重视不够，研究不力，决策不妥，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对此, 政府负有极其重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责任，在领导全社会应对白发浪潮方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随着人类寿命的大大延长，生育率迅速下降，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庞大人群步入老年与高龄，所有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与高龄老人大幅度增加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的重要性, 很多国家投入十分可观的人力物力研究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与对策。例如，除国家科学基金与众多私人基金会投入巨资外，美国卫生部下属的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2004年已批准的经费预祘中直接用于资助老龄健康（高龄老人健康长寿是重点领域）的科研经费高达 21亿美元, 比2003年增加5%。如包括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心脏病研究所, 肺病研究所与血液研究所等经费,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2004年与老龄健康有关的科研经费近100 亿美元,占其总经费35.4%。又例如，美国于1995年曾专门召开白宫老龄会议, 以政府正式文件形式发布了“白宫老龄会议决议”，确定增加政府用于研究老龄健康机制，老年病，长期照料服务体系，以及高龄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科研经费。美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住养老院的老人们每人平均推迟一个月入院，则每年为美国节约10亿美元开支。如果患老年痴呆症﹑心血管病与耳聋的美国老人的犯病起始时间分别平均推迟5年，则每年将分别为美国节约500亿﹑690亿，与150亿美元的开支。这表明，关于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的科学研究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对全社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此投入具有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我国政府对老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自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十分强大的老龄工作网络，尽管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然而，至今还没有提出与实现全面建立小康社会总目标相适应的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有关老龄问题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列入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和投入的重点领域，研究经费投入极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薄弱。例如，我国97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关于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的项目一个也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与老龄有关的项目极少。经卫生部推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批准，由国家社科基金于2001年立项资助了一个关于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的国家重点委托项目。由于社科基金资金十分有限，重要的国家重点委托项目四年经费只有10万元（2001年社科基金项目的最高资助额）。

为此，我们建议:

    1. 将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及时列入正在拟订的国家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重大项目之中, 由多个部门 (例如, 科技部, 卫生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集中力量多学科联合攻关。

    2. 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鼓励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老龄健康应用研究。

    3. 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科研队伍。

    4. 实行开放式研究，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应该也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老龄健康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与实践的领先示范国。

    5.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以及变挑战为机遇的目的，我们建议考虑以下研究课题：

        - 为什么有的老人健康长寿无疾病直至逝世，而有的老人长期体弱多病，给自己、家人、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经济负担？哪些个人、家庭、社会与遗传因素利于或不利于健康长寿？如何达到不断提高晚年生活质量,既长寿又健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 通过研究老年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家庭代际关系，公共卫生与社区服务来减少照料老人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

        - 通过研究老龄健康来推动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

        - 通过研究老龄健康来扩大迅猛增加的巨大老年人群健康消费内需与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 农村养老保障的模式与选择。

    以上建议的研究课题只是抛砖引玉, 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发动科学家们集思广议，充分论证老龄健康研究优先领域。我们坚信，深入开展老龄健康尤其是高龄老人弱势群体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将对政府老龄工作科学决策与管理，应对人口老龄化，尤其是高龄老人迅猛增加的严峻挑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以上建议，请供参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       曾毅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鞍钢        

 

2003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