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来宾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论坛节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呢，日前研究提出，近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五大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增长的政策推动为主转向了政策与市场共同推动这样一个新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通货紧缩的势头有所抬头，另外呢，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个趋势也比较明显的显现，那么经济生活中的这些新趋势，新问题，新情况可以说是大家所关心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并且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今天我们的论坛就邀请到了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著名的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他主讲的题目就是“当前的经济势点评析与发展趋势的展望”，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论坛主讲邱晓华先生登上讲坛。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到美丽的城市——大连，有这个难得机会来与大家，就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作讨论。

今天，我想先用一段时间，给大家谈一谈我对当前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很乐意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个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发国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当前，大家很关心特别国债这样一个政策。第二，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的特征，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第三，就当前大家关心的农民问题做一个讨论。第四，就当前大家关心失业、下岗的问题，也发表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如果有时间，再就收入分配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的影响问题，谈一些看法。如果还有时间，就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那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特别国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大家知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一般是与市场的作用相互配合，当市场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利用自己对经济资源的掌握，对政策制定的操作来影响，来弥补市场的不足，或者是提高或充实市场的功能。同样当市场作用发挥的过分的时候，政府也会用一些手段，来限制市场的一些作用。我们回顾一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长期以来更多是依赖于计划经济的体制，更多的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说了算，1978年以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主要是由政府在起主导作用。那个时候，政府掌握着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支配这个资源的权力，而企业、百姓对资源的掌握，对资源的支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阶段，政府更多的是起经济的发动机的作用，它决定企业的生产，决定企业的销售，决定企业的投资，也决定着每个中国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比如说粮票、布票、购物券。就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的一切的生活，同样一纸工作分配的调令，就决定了人的一生在哪个岗位里。这个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低下，社会经济关系，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下，这种体制比较好的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动员了全社会的资源，来建立和发展国民经济。但这个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微观的活力，也就是企业不用为自己的生产经营去操心，个人也不用为自己的未来和现在去有什么打算。在那个阶段里，可以说微观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跟它的收入分配没有关系，还有这种体制的弊端使经济缺乏活力，缺乏效率，长期造成生产的发展缓慢，效率比较低下，这种体制缺点暴露出来以后，我们就要改革，所以78年以后的改革，更多的就是要让微观有活力，让宏观有效率。更多的就是政策向生产者来倾斜。1978年以前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生产不足，长期以来东西供不应求，所有东西都是短缺的，政府希望发挥企业作为一个生产者的积极的作用，从农村的改革到城市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把政府原来掌握的一部分资源，把政府原来控制的一部分权力向生产者来转移。在这个阶段应该说，我们的农民获得了最基本的生产的权力，拥有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要素，直接结合这样一种机会和权力，带来的是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84年开始转向城市的改革，我们回顾一下，是企业扩权让利，让企业有了更多的发展生产，有支配自己的生产成果的一些权力。在这个阶段，城市经济也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这个体制的转变克服了过去单纯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主导作用的一种缺陷，使微观的活力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加强。进入9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这种改革，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新的结果，就是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到90年代的中期，中国第一次告别了短缺。就是社会商品供应的短缺，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所有的商品包括农产品，工业产品，和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品，它的供应能力都大大的提高，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在经济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在短时间里变得多起来。这个时候，大家发现需求的问题成为影响经济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矛盾，生产者的地位开始让位于消费者，因为需求问题，说到底就是消费者的能力问题。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发现原来经济生活中间，并不是什么东西只要生产出来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还必须把它销售出去，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阶段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需要激活市场的活力，需要发挥消费者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经济生活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就是由政府说了算到生产者与政府共同说了算，到消费者也要展示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作用的这样一种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恰好我们又遇上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么亚洲金融风暴它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部需求的急剧的回落。需求问题变得更加的突出，因为我们一方面是需要靠内需，一方面也需要靠外需，但是恰恰在这个阶段里，外需受到了影响，政府作为扩大需求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采取进一步刺激内部需求，以弥补外部需求不足的这样一种作法。从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了扩大内需，中间更多的是靠发行特别的国债这样的作法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是第一个背景。也就是经济运行转到需要靠需求，需要靠市场来决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更多的靠生产就生产论生产。第二个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长期的时间，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饱，穿好和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在日夜奋斗。这个阶段经过改革二十多年的努力，在90年代初期，就基本上解决了一个温饱问题。从90年代开始，我们转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温饱有余，基本达到小康这样一个新的目标。在整个经济运行里，消费者对市场、对生产的要求也是发生新的变化，不是再关心东西有没有的问题，更多的关心东西好与不好的问题。这个阶段，更多的关心，这个商品我什么时候买更合算，什么时候消费效益最大，这样一种选择性的消费的新阶段。因此消费者有一个怎么积累相应的货币，提升自己的消费能力，进而满足更多的消费的需要。用句形象话来说，就是我们在解决了百元级的商品消费，千元级的商品消费，要向万元级，向十万元级，这样一个更高消费档次来转变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里，必然会出现个体消费不再是温饱时期排浪式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的消费，大家经历过十年二十年市场的考验熏陶，自身的适应市场能力，自身消费的能力的差别已经逐步的拉大，他对整个自己的消费的选择也必然会拉开差距。在这个阶段必然有一个消费能力进一步的培育，消费领域进一步的拓宽，消费权益进一步的保护的新要求，经济生活中，必然会出现一个过渡的消费平淡阶段。大家知道，从千元级到万元级，再从万元级到十万元级转变中间，有一个实质就是需要货币积累。表现在市场，大家发现原来市场尽管潜在能力很大，现实能力开始不像是过去两位数以上那种快速的成长，而是转到了比较平淡平稳，这就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第三，在我们国家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可以说国人长期习惯的依赖于政府，依赖于单位这样一种传统的生活模式，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方面个人可能离开政府，离开单位获得更大的发展的空间，但在获得这种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在面对市场风险的挑战，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的困扰，比如说下岗，失业，比如说个人要为自己的经济行为承担责任这一系列的问题。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们所遇到的改革或者是我们所从事的改革，更多的是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教育的改革，比如说住房的改革，比如说医疗的改革，比如说劳保，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养老等方面改革，表现在大家觉得未来自己花钱的领域在明显的扩大，而未来自己可能获得稳定的收入的空间，在明显的缩小。更多的是要迎接这种变化，这种挑战所带来的维护自己最佳利益的新的阶段。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预期，这预期就是对未来的不安的情绪在上升，对未来支出的压力加大。对前一时期，改革常常见到的奖金、工资、收入渠道的更多，增长的更快这种因素，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收入的不确定，这种支出的很确定，就使得大家重新的安排自己的消费。因此在整个生活中，大家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尽管东西越来越便宜，但是另一方面，存在银行的钱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前面讲的，一方面我们需要积累一定的货币，来满足更大更贵的商品消费的需要，即需要存钱。另一方面，是需要应对未来下岗、孩子的教育、买房、养老、更多远期支出需要的保障，需要节省，压缩当前的消费来预留未来的消费。这样一种心理变化，必然影响现实生活，这就是我们国家眼下阶段，为什么利率一降再降，可是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是一升再升，并没有向别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当利率下降以后，它就开始考虑储蓄的走向。这就给经济生活带来新的挑战，大家谨慎的花钱，必然会引发消费需求动力不足。这种情况需要有另外的力量来加以弥补，这就是我们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的背景。同样需要提到的是我们的企业，在经历了改革前期那种更多的是在短缺条件下面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后，它也遇到了更多市场竞争的挑战，遇到了来自国际的竞争的挑战，遇到了需要更多的考虑自身的投资回报的新的选择，因此在它的投资决策中间，在它的生产经营中间，也开始显得更加的谨慎，不是那么盲目，而是更加的理性。这就是眼下民间投资为什么不再像改革前期阶段那么活跃。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的前景给他感觉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这种钱来的不是那么容易，第三这种钱都是自己的钱，投下去以后要考虑有回报，这就使我们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同样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的银行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他一方面是受到政府对银行高度的约束，不许乱贷款。另一方面银行自身也要考虑所谓的金融的风险，这两重压力使得他在贷款的方面也变得更加的谨慎。因此就带来整个经济生活中金融作用在萎缩。大家这几年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似乎表现的不是那么显著。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国家之所要选择采取发债的办法的一些最基本的背景。 到2002年底已经累计发了6600亿元的特别国债，这些国债对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在这时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力度明显的加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而另一方面又使短期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有了一定的缓解。所以我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它的作用就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弥补了我刚才所分析的特定因素带来短期需求不足的压力。第二，缓解了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瓶径障碍，为长期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必要的基础。这一政策执行到目前为止效果还是好的，这几年经济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有人说，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我们新增的高速公路超过一万公里，到2001年底，我们已经有19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近四年新增15000公里，到2002年底，我们可能就将超过两万多公里，短短的这么四五年时间，使得中国的高速公路的长度在世界已经仅次于美国，美国现在是八万多公里。同时铁路建设和改造也取得明显成果，连续提速，加上新增10000公里的铁路，铁路运输更加快捷。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这几年邮电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大江大河的治理，农村电网的改造，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既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又为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当然大家关心的就是这种政策是不是带来了风险？我们可以按照国际的标准来衡量，国际上一般来说，衡量这样一个政策是否合适，第一，看它是不是在财政赤字方面超过了警戒线，第二是看它的债务的负担超过了承受能力没有。国际上一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不超过3%作为一个界线，那么到去年年底，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应该说没有超过3%，今年财政赤字3098亿元，占10万多亿GDP的比重可能接近3%，或者说刚刚在3%这样一个临界点范围内，还没有超出危险的状态；二是债务负担率即财政债务的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不超过100%作为可承受的界限，超过了100%就意味债务负担的压力过大，这一指标到去年我们是16.3%，到今年估计能到18%左右，相对而言，就显性的财政债务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处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没有超出这种安全的范围，应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现在社会上议论得比较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就觉得你政府算的这种债务不全，因为政府现在还有很多债务没有算在之内，比如说第一，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归根到底要由财政弥补，第二，社会保障的缺口，财政必须补上，这些理应考虑在内。但即使这些方面我们把它考虑在内，我想到目前为止，债务的负担也还没有超过100%。大家知道我们银行的债务，不良的贷款到目前为止也就是20000多亿元这样一个水平，再考虑社会保障的缺口，也可能有几万亿，加在一起也还没有超过10万多亿的GDP的水平，因此它还不是一个太大问题，但确实比目前的18%的水平要明显的提高，但提高也还没有超出，100%这样一个安全的范围，况且这种隐性债务算不算大家还有争议呢。当然把它算也没有什么太说不过去的问题，因为毕竟银行的不良债务问题，社会的保障系统最终都还是要由政府来承担，也可以把它算作债务，就是算在内，也还没有超出安全的范围，我看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发债的效应，是不是它的作用在降低。首先我们可以看实际生活中，这几年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变化，每年也就是1个百分点到2个百分点之间，有的年份1.5个点，有的年份1.9个点，有的年份1.7个点，有的年份2个点，就是说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我们GDP每年能够多增长1.5%-2%，这些年都在这样一个界限范围之内，没有太大的变化。其次大家说现在挤压了民间的需求。事实上，这几年民间需求也没有太大的挤压，因为政府所办的这些事情，大江大河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功能的增强，都是企业和个人力不从心的事情，或者是社会投资不愿意介入的一些领域。政府去投资也是应该的，不存在挤压的问题。至于说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政府的钱，或者公家的钱使起来，总不像个人的钱那么有效率，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还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政府钱的花费方面可能跟我们有的不同，就是程序相对比较严格，但是花起钱来也是像流水一样，不考虑效率，那么我们在这点上跟它们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有差别是我们的投向是合理的，如果有问题就是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上，确实还值得进一步的来完善，也就是我们政府的资源，能不能也借助一些市场的办法使得它配置的更有效，是我们应该总结的一个经验。当然，这是事后的话，在我们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时只能由政府的直接作用，来决定更多资源的配置。

    总之，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今后继续坚持的空间也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在使用的程序上更科学一些，投向上作一些适当的调整，发债的规模上作一定的修正。这种政策还可以继续实行若干年，来支持经济的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的特征。大家知道今年经济生活中，确实跟往年相比有些不同，一是原来预期今年可能更加困难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今年比原来预期更好。二是原来以为今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遇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严重的冲击，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感受到太多的WTO的因素的冲击，相反，似乎正面影响还大于负面。三是可能更多的期望今年经济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应该表现得更协调一些。其实，今年经济运行中，好像也还是亮点与不亮点，好的与不好的，同时存在，也不是一片大好。

我对当前经济形势总的看法是：经济继续保持发展，总体态势平稳，多数的指标比预期要好，但发展的前景还不很确定。之所以这样一种评价，我想主要就是：一方面，从眼下来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大起大落，第一季度增长了7.6%，第二季度增长了8%，上半年增长了7.8%，从发展态势来看没有出现大起，也没有出现大落，更多就在七上八下这样一个区间来平稳运行。为什么说多数指标比原来预期的要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期，比如说出口可能会明显的滑坡，投资可能会明显的降温，市场的销售，可能也是不很景气。从现在来看，第一，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达到7.8%；第二，出口，到上半年是增长了14.1%，就是说比去年全年6.8%的速度还是要快得多，比去年同期也要快，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坏；第三，市场销售确实表现不像原来预料的那么好，但是如果考虑一些特殊的收入，市场的销售也还是大致正常。比如说上半年，整个市场销售是增长8.6%，估计七月份也是这样一个速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八上九下这样一个区间，主要考虑，一是今年的物价水平比去年低，所以百姓实际购买的消费品数量并没有比去年降多少，这是一个因素。二是今年跟去年比较，去年有一个所谓的购物券的因素，就是政府通知，所有的购物券不能继续发行，已发的必须在二月底前使用完，购物券集中消费，带来了去年基数比较高的问题，这样一个高基数，到目前也还是在影响，400多亿的高基数影响比较大，扣除这因素，大致上今年市场销售的成长率跟去年的情况比差距不是很大，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距。第四投资，全社会投资增长了21.5%，比去年全年近13%的速度要明显高得多，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好的多，是比较强劲的一种增长，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第五城乡居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长了5.9%，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7.5%，分别比去年同期农民收入增长4.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8%，有明显提高的趋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城里的人来说，它的收入主要是因为去年调资的影响，去年增长工资，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并没有在去年体现，而在今年来体现，这样一个因素，大致拉动了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差不多2-3个百分点，除去这一因素，跟去年相比增速也还是没有太大的提高。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增长，工业生产，投资，市场销售，出口，居民收入，国家的外汇储备等多方面指标，比原来预期都要好，今年以来经济的积极变化如果说有新的因素的话，我想，第一，成长的动力有新的变化，前两年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今年外需终于也有一个正向的拉动，在上半年7. 8%当中，外需，也是正向拉动一个百分点，前两年基本都是靠内需增长，外需则是负拉动。第二，就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力量同时存在。这集中反映在投资上政府的投资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民间的投资也在加速增长，城乡集体、个体投资上半年增长了17.5%，应该说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这说明市场的力量也在加强。第三，就是财政政策的作用和货币政策之间，搭配的更加的协调。货币政策在今年经济生活中间，它的支持作用进一步加大，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在提高，货币的流动性在加强，这是今年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又一个重要的表现。当然，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觉得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估计今年7%以上是基本成形，但是要实现所预期的，经济从此走向加速成长的新周期，不再重复过去的前高后低，或前低后高周期性波动的局面，危险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尽管下半年经济还要继续保持增长，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说下半年的速度，一定会比上半年的速度高，很可能还要略低一些。今年有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会改变这种预期，但是按照目前来看，两大因素决定了下半年经济还有隐忧。第一，是整个世界经济，外部环境，上半年确实是在恢复，表现良好，但从目前来看，外部的事件又增长了新的不确定的因素，突出就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到目前复苏的前景，不是那么明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再一次把原来预期比较好的经济，做了适当的下调。美国经济不像它一季度表现那么强劲，现在企业投资在继续下降，股市持续的低迷，美元持续的疲软。尽管最近一两个礼拜重新趋于稳定，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它跟主要货币，曾经一度贬值10%以上，恢复也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再一次的走低，这使得它经济增长中，很重要的消费的力量在减弱。美国投资对它的影响，大致是30%左右，消费的影响是2/3，另外的影响就是外部需求的影响，而眼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流动资产投资有所回升，上半年它的经济增长更多是靠库存的增长来刺激，真正靠企业固定资本的投资并没有带来新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警觉的一个因素。而另一方面，就国内经济来看，仔细观察也看到微观生活中活力的问题，需求的问题，也还在不同程度的再现出来的，尤其是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失业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得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宏观层面问题还要更突出，这也会影响经济内在活力的发挥。从发展前景来看，尽管我们认为，完成7%的预期目标没有问题，但要从此走向一个不再回调的不归之路可能还需要继续努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城里人不是很关心，但它确实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之所以要对着城里人谈农民问题，就是因为农民问题已经影响到城里人的生活。农民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的利益问题。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产品的生产问题，也不是农民缺吃少穿，温饱解决不了的问题。过去我们说，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中国之所以在人均GDP1000美元还不到这样一个低水平的阶段，就出现了“买方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需求不足带来的一个结果。农民人均收入去年是2366元，城里的人均收入是6860元，表面的差距是1：2. 9多，将近1：3。但实际上，农民2366元中间，还有40%是实物性的收入，就是种的粮食，种的水果，养的牲畜等方面，虽然他还没有卖出去，按照国际标准，也要算他的收入。但这收入跟市场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他真正的货币收入只有1800多块钱。这1800跟6860相比较的差距，就要比这表面差距扩大了许多。在这1800多元的收入里，又含有20%的收入要用来第二年购买农药、化肥、种子、柴油等这些生产性的开支，这些对于城里人来说并不需要，把这20%再扣除，每个农民一年的货币性的，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跟城里人的6860元来比较，这种差距就要更明显的扩大了，就将超过1：4。我们如果再考虑城里人，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的福利，医疗的福利，教育的福利，甚至是同样的消费每一度电，城里人比农村的居民还要便宜许多，等等因素的话，中国城乡的差距将超过1：5，达到1：6左右。这种差距显然是很不合理的。根据国际的标准，一般在一个国家1千美元左右，不到2千美元的情况下面，城乡差距不超过1：2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我们国家1：5，1：6这种悬殊的差距，带来了整个国家大多数人，生活在低购买力的区间，造成了整个市场发展不均衡，大家可能会说过去城乡差距不是也是很悬殊么，确实过去城乡差距也是很悬殊，过去城乡悬殊是建立在短缺的阶段，而现在我们是建立在相对宽裕的这样一种状态，当我们发现不仅有能力来满足城里人的需求，而且也有能力要满足农村居民需要的时候，发展这个社会再生产链条，这个国民经济纽带好像是连接不起来，中断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所谓的市场的阻隔问题，其实就是阻断在农村，整个经济运行中，市场断在农村，这就造成了农民的问题。所以我说，农民买不起，城里人就得下岗。为什么我要告诉我们城里人，目前面临的困难不完全是城里人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农村人买不起，造成城里工厂大量的限产压库，关停并转，其结果就是城里职工的下岗失业。讲到这里自然就想起，社会再生产中是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过去常常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很残忍，说他宁肯把牛奶倒到海里去，也不愿意把牛奶送给贫困的人喝，好像是这种制度造成的，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牛奶要倒到海里去，如浙江、广东就出现这样的现象。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我们也要破坏生产能力，来协调经济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过去完全从剥削的角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是不对的。在社会再生产中，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者的权益和消费者的权益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资本家把牛奶倒到海里去是为了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我们把这些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厂给关掉，我们把竞争能力比较差的企业都关掉，把那些落后的纺锭都给他砸掉，那也是为了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而不至于损害到生产能力。如果我们把彩电、冰箱都送给那些买不起的人，那么这些商品价格就要继续的走低，可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生产者无利可图，生产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同样会出现另外一个危机。之所以插上这样一个小故事，就是想说明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简单用过去那种单纯意识形态的观点来分析它，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去观察它，可能会得到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结论，因为这种东西是不可违背的。这就是既要考虑生产者的利益，也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当然，在我们国家考虑生产者的利益，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要更多一些。农民收入上不去，并不完全是农民自身的问题。有农民的问题，有的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们农村人口中间达到小学以上，就是中学以上文化人口只有6%，而小学及以下人口比重94%，如此低的文化当然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的政策问题，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实施的是城乡分隔的发展战略，实施的是一种歧视农村的政策，更多的是在体制上，并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的经济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村改革探索在先，深化严重滞后。我们知道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最早在农村的改革。但是今天，我们农村，生产关系也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好，整个经济管理的体制也好，几乎没有发生更多的本质性的变化。农民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农村经济组织还没有成为一个自主性的组织，政府对农村的管理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约束。用一句话，农村居民利益的保护机制，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支持的体系并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农民连基础义务教育也要自己掏钱，一方面农村政权的维护和支撑还要农民自身掏钱来支持，农村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要靠农民自己，我们的城市就绝对不是这种状况，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我们农民尽管收入水平那么低，每个月也就不到150块钱的现金收入，但按规定他每年还必须在收入里面交5%的所谓合理负担。我们城里人绝对没有这种额外的开支，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元以上。农民既除了要交农业生产的税以外，还得承受各种各样的负担，这负担政府规定5%为合理，实际上多少农村超过这样一个限额，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问题。如何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如何使农民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还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我想不能小看农民问题，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我们来看一看失业问题，下岗问题。到去年年底，全国下岗的没有就业的人大概是740万左右，其中国有企业是515万下岗后还没有就业，其它所有制的下岗人员还有2百多万，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到去年底，到了劳动的年龄又有劳动的需要，到政府的劳动部门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还有680万，这两个数加在一起，城里面下岗失业的人超过1400万，而另一方面我们每年还要新成长劳动力1200万到1400万，这又是一个数，第三我们再看农村，按照目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按照目前农业的资源，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至少还有1亿5千万到2亿是富裕的。尽管按照国际的标准这些人还不能算为失业，因为国际上有这样一条：凡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的人都不能叫失业。我们农民尽管没有完全占有生产资源，但是他有一块责任田，这个责任田就是他的生产的资源，因此不能把他算为失业，但是它是一个潜在的失业大军。中国眼下需要就业的人口，城里面是还没有就业的有1400万，新成长的还有几百万，加在一起有2千万左右，当然，城里的失业下岗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隐性就业问题；再考虑农村有上亿人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这是需求情况。另外看我们的供应情况，就是能够满足的情况，能够创造劳动岗位的情况，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每年至多能解决800到900万，这样供需之间缺口非常的悬殊，劳动就业的压力非常大。下岗失业问题的产生，尽管有它历史的原因，比如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好多的企业早就应该淘汰的没有淘汰，矛盾积累到今天，它就引出这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个劳动观念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到其它所有制单位去就业，不愿意到更辛苦的岗位去就业，不愿意到收入低的岗位去就业，也影响一部分人的就业。当然，也有政府对劳动就业重视不够，开辟的渠道不够宽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劳动就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眼下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从人数来看，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劳动就业压力最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意见，说中国劳动就业压力大是客观存在的，要用中国只拥有世界9%的资源去解决20%左右世界的劳动力，好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样来理解，因为有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资源，照样能解决好就业，打破了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中国劳动就业的矛盾要引起我们重视，主要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来考虑。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失业往往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人们对失业的承受时限一般是1年左右，在1年之内他没有工作，他心里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尽管他不高兴但压力不会很大。一旦一个人的失业年限超过一年，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躁动，就会寻找各种各样发泄的途径。恰恰在今天城里1000多万的失业大军中，或者就业不充分大军中，超过一年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这样一个比例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比例，就需要有关部门来重视。另一方面下岗失业跟整个社会的稳定也是密切的相关，最近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产生，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据调查参与这种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都是下岗失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在岗的人不多。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信号。第三下岗失业人数这么高，也会影响到市场的发展。这些人由于收入缺乏保证，必然会影响到市场需求的扩大。今天中国发展除农民问题以外，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失业群体造成它的支付能力不足，也使得市场的需求难以实现。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的下岗、失业问题，直至今天尽管下岗的人数在减少，到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人数已经减到460万，这个比年初515万减了50万多一点，但与此同时，登记失业的人员超过700万，到6月末是733万，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所以加到一起它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1400万左右，因为非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里面还有那么200来万加起来还是比较悬殊的一个数，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第五，谈谈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眼下收入分配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趋向突出。改革之初，中国的这种收入差距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吃大锅饭的体制，搞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衡量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指标，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这个基尼系数是在0到1之间来变化，0是表示绝对公平，1是表示财富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其中又有四个层次，0.2以下是绝对的公平，0.2到0.4相对的公平，0.4到0.6是比较不公平，0.6以上是很不公平。我们国家情况，1978年的时候，城乡的基尼系数都在0.2以内，农民是0.19，城市是0.16，应该说都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指标，到去年城市0.33，农村0.39，已经明显的扩大了，如果我们把城乡加在一起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到2000年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415，已经越过0.4这样一个需要警戒的区间。所以有人说，收入分配问题到了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时候，更多的是从这个指标来得到这个结论。有人说中国进入一个收入分配很不稳定的一个阶段，可能也是指这个指标来说的。对这样的一个指标，对这样的一种差距，应当重视是对的，但我们的认识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必要呼吁全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也来提高认识。第一，就是对富起来的人怎么看，需要深化认识，一方面贫富差距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消除的，选择了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法做到根本消除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富人的多少往往是一个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大小的关键因素。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需要有众多的富人。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鼓励富有的人，进一步的投资，进一步的创业，进一步从事各种各样慈善事业的一种机制，同时要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透明的调节收入的机制，我们国家恰恰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对富裕起来的人缺乏鼓励、保护、调节这样一些机制，因此富起来的人心里也是不满意、不安全、不放心。特别是我们对待外资内资政策不一样，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我们每年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来吸引外资，这几年，我们都是四、五百亿美元的引进外资，千辛万苦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让出各种各样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年来，每年也有数百亿的美元，悄悄的流出国外，这种民间资本外逃的现象很突出，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这里面固然与外资有优惠，内资没有优惠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对内资缺乏有效的保护、支持、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因此资本的外逃就成为必然，现实生活里就有这样一些人，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另一手就拿着不知道是哪一国家的投资移民的护照，对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想还是要高度的重视，要认真的来反思。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留住这些我们非常短缺的资本，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外资和内资一视同仁，而非要采取歧视性的不平等政策。我常想中国多一点有创造财富的人，多一点富起来，继续创业的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坏事，多几个李嘉诚这样的民族实业家，只会对提升我们自身实力有好处的，并不会削弱中国发展的力量，因此多几个李嘉诚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过来让这些宝贵的资本，都流到国外去，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情，我们不仅要关注贫富差距，还需要要建立一个鼓励保护富有的人再创业再投资的法律和制度。第二，高度重视陷入贫困人的社会救护救济的问题。社会应该有一个对困难群体基本生存托底的机制，我们国家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尤其是近些年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工作力度还是不够。我们在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这样变革时期，应当高度重视陷入贫困群体的社会救济的问题，应当有一个社会托底的机制，而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健全。那些陷入贫困的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对他们孩子的上学，对他们生病的医治，对他们基本的生存，国家应当有一个托底的机制。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角度，还是从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来说，都是应当尽快的建立社会最基本的托底的机制。至于说生活贫困的人要像富有的人那样，过得更好的生活，也不是完全靠国家去包，政府应当创造环境，加大教育等人力资本开发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要靠鼓励他们自身如何再创业，再发展去解决问题。但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主要是国家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当把它分清楚，恰恰我们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最基本生存政府关心不够，反过来老想去追求最高的目标，我想应当作一些调整。第三，我们应当对介于贫困富有的中间的阶层，怎么把它做大做强，给予高度的重视。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现象，正如前面所说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你选择了贫富差距，为什么，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优胜劣汰，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里，必然产生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贫富差距，如果你要消除贫富差距，你只能回到原有的旧体制上面去。如果你要选择市场经济，很难选择完全没有差距的社会。大家知道，每个人适应市场的能力先天有差别，后天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是不可能消灭的，你要消灭它那只能是回到旧体制。这种体制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缺乏活力缺乏效率，大家都躺在政府身上，躺在单位身上，没有创造力，没有积极性。我们要注意除了两头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有在中间阶层做大做强的问题，我们国家恰恰在这个问题也有相当的不足。一方面这中间层与贫困人群的差距不够大，跟富有人群的差距又足够大，随时可能掉入贫困，却怎么也赶不上富有，这是对国家目前处于中间阶层的现状的描述。我们来看美国，50年前美国的贫富差距是20倍，5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贫富差距是70倍，扩大到如此悬殊，但美国社会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至少还没有感觉到，它完全是由于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为什么？我想除了它两头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好以外，可能与它中间这个群体，在过去的50年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50年中间，介于两万美元到十万美元的年收入的中间群体明显扩大，迅速的成长起来，而且更多是偏向5万美元年收入这个中间界线来集中，在美国家庭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下就算低收入，十万美元以上算高收入，在这中间就算中等收入，美国中间群体的大起来，是美国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美国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美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那些小的国家，像新加坡对我们国家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借鉴意义，但他对上海，对大连可能有借鉴意义，因为他是一个城市国家，3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美国经济对一个大国来说，有借鉴意义，这个借鉴意义就是既要眼睛盯着贫富差距，不要让它无限的扩大，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这种贫富差距，不完全是自然的扩大，是有一种不正常因素扩大，如果只是自然因素扩大的话，也不需要太多的关注，不自然的扩大，就是政策的不平等，还有是体制的这种不健全，法律的不健全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我觉得就应当关注。就目前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应当关注我刚才讲的三方面的认识，如果全社会都能在这三个方面形成共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就可以走向一个理性的解决的轨道。反之我们国家如果只是想要消除贫富差距，不去正确理解这样一个差距的话，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应该引起注意。

    时间关系，最后我想讲讲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对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影响问题我就不谈了。 

    第六，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这是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来研究，一起来探讨的问题。回顾我们走过的路，中国经济如果说有成功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抓住发展主题，毫不放松。这是我们20年多走过的路，最成功的一条，牢牢把住发展这样一个方向，把解决发展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来考虑，时刻不放松。二是通过改革来寻求发展，不断突破旧体制的障碍，不断通过制度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在开放中来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不断突破封闭，按国际规则办事，与世界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四是在稳定中来寻求改革发展开放，不断消除影响稳定的隐患，及时解决各种利益矛盾。我们走过的20多年中，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我们总结的，实践过程我就不想再去解释。看看我们未来，就短期来说，今年我前面讲过，就是完成7%的预期目标问题不大。主要是：第一，上半年增长7.8%已经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第二，政府的这种政策作用还将进一步的显现；第三，经济内在活力在进一步的恢复；第四世界经济总体上比去年要好。这就决定了，我们今年整个经济的发展格局，不会出现太坏的局面，但由于美国经济复苏还不确定，我们国内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寄希望于再次重复过去那种，比较繁荣的两位数的增长，也是不现实的。未来的更长时期，我们的发展还能不能持久？这是我们应该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展望我们的未来，至少我们有四个方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第一，国际化。中国经济的日益国际化，会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注入不竭的动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特征已经进一步的表现出来了。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个中心，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已经居于世界制造业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是一个世界制造大国，今后要成为前三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现在跨国公司、跨国集团到中国投资的热情不减，把制造业的中心转向中国的趋势正在进一步的加速，所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我们有数量巨大，素质又相对比较高，劳动成本相对说比较低的优势，这就在吸引外资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二是，本土市场的优势。中国是一个本土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跨国公司要实现它的新世纪的新发展，它瞄准了这样一个市场，它也会被这个市场所吸引，这是我们国家优势的又一个方面。三是，我们已经有了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本的物质基础。产业的配套链条齐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基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更加国际化，这些方面相对其它一些国家来说，我们也是有相当的优势。换句话说，中国可以用比较低的劳动成本，比较大的本土市场和比较好的基础设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必然为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际化趋势，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一方面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趋势，第二，就是区域化的趋势。区域化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大中华的角度看，港、澳、台、大陆以及新加坡这种“大中华经济圈”相互融合的趋势，可能推动未来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将不断成长。另一方面就是指东部、中部、西部这种地区间相互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尤其是开发中西部将使其经济潜能逐步的转变为现实的能量，进而推动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因素，有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够出现新的增长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力量。当然，区域化还表现在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经济自由化的趋势，或者区域经济共同体趋势，也将增添新的发展活力。经济区域化的形成，既为别的国家发展提供支持，也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新的趋势。第三，就是市场化的趋势。市场化的趋势决定了，我们许多资源的使用效率将更加高效，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要素市场方面中国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市场化，将为我们提供资源更加高效的配置，从而带来新的发展。市场作用进一步的发挥，就意味着要素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我们预期，这样一种趋势必将带来更大的发展。眼下中国在要素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第四，就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融合趋势。信息化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中国目前的工业化，还处于中期阶段，完成工业化，还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可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就工业化论工业化，眼下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新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也有可能，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把它与工业化紧密的结合起来，在实现工业化中，也实现信息化，在实现信息化中推进工业化，这可能是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在信息化方面，并不比别的国家落后多少，我们完全有条件，来把这两者结合得更好，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新趋势、新任务。第五，就是经济的民主化趋势。到2001年底，中国民众的金融资产达到11万多亿元，超过国有企业资产的总额，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政府由直接的经济建设者角色转向间接的服务者，政府将更多提供经济服务，创造建设环境，政府对民众创业的限制将进一步减弱，必将激发广大民众的创业热情，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第六，就是城市化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到2001年城市化程度才有37.7%，与国际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相比，偏低近10个百分点。这既是问题，也是希望。可以预期，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使潜在的国内市场优势变为现实的力量，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遇到的挑战。当一个国家进入人均  GDP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不完全是经济决定一切。换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发展应该赋予新的含义，这个新的含义就是要充分的考虑，人民不仅仅对物质方面有新的需要，对精神方面也有新的需要，而且是更多的需要。如何来营造一个基本的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大家知道，从理论上来说，进入1000美元阶段里是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急剧变革的一个新阶段，在新阶段里，社会矛盾往往快速积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大动荡，这是别的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种现象。在越过1000美元，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时候，人们对自身的民主追求，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将更强烈，人们需要更高的文化教育法律的素质和相应的制度约束，这将比以往更加迫切。要没有相应的手段来适应，我们可能因为经济问题，而变成社会问题。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稳定的新阶段。我们要高度重视人的发展，满足人的全面的需求，建立起一个社会的民主，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法律相协调的国民经济发展新的体系，才能够保证国家在未来的时间，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同样我们还要注意，在走向新的阶段，我们的外部环境，并不像过去若干年中那么安稳，许多新的因素，会对我们造成新的挑战，就我们国家来说，台湾问题，民族问题是一个挑战。面对国际变化来说，发达国家，甚至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挑战，也将会变得更加突出。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未来我们会在外部的不断挤压中来求生存、求发展。所以，我们需要面对不仅是来自内部的，人们对经济以外的更高的追求的挑战，我们也要继续面对农民、下岗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挑战，我们还将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每一个中国人肩上的任务是很沉重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振作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我就向大家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二、问答部分

主：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下半场的交流与提问，在上半场的主题演讲当中，邱晓华先生讲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6600亿的国债为何出笼，并且如何刺激了经济增长以及它所引发的这种财政风险，另外分析了今年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新成长因素以及一些存在的两大隐忧。第三点他谈到了农民问题，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它实际上根本上说是政策问题，是战略的问题，同时更是体制的问题。同时评析了下岗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并且展望了中国经济以中国制造业为第一亮点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下面我们就进行提问与交流，观众朋友们可以用举手来示意，好吧，我们现在开始，那边的学生戴眼镜的。

观众：

    邱老师你好，我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请教。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财政保险行业，出现了一种比较低水平的行业竞争，那就是在价格上打的一个低水平的价格战，使我们的经营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我想跟您提的问题就是，第一就是民族保险尤其是财产保险行业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临今后这种挑战？第二，就是我们都知道外国的保险公司，他们都将保费收入，进行了第二次的经营，并以这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我们国内的状况主要是保费的来源作为我们利润的来源。请问邱晓华老师我们保险资金使用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第三，就是我刚才听您的报告里面谈到农民收入的问题，给我一个非常明显的印象，是解决农民收入比较低的问题，成为我们目前工作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面临赤字，还有负债的这种水平都不是非常乐观的前提下，大幅度的提高农民和城乡人民的收入，是否会拉动比较严重的需要型的通货膨胀？

主：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族保险业的。

邱：保险业的发展，确实在我们起步阶段里，出现竞争的局面，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一个保险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我觉得最重要的还在于它自身的服务的水平的高低，和它自身的信誉的高低。从经济家来看，只要谁的服务水平高，谁的信用水平高，他的客户就会多。所以如何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如何来提高自己的信用能力，我想是每个保险机构应当关注的两大问题，而不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过多的无谓的竞争，这可能是一个方面。至于说保险业的这种利润或者说保费的收入，怎么一个投向问题，各国都有不同的做法。眼下我们国家都在鼓励保险资金怎么进入债券市场，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这个政策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我们一方面，需要有保费的这种利润的来源，一方面也需要保费收入以后，怎么增值保值的问题。眼下来看可以考虑就是既可以买国家的债券，也可以用来进入资本市场，应该说都是符合政策的，我们应当来鼓励。就每个保险机构来说应该不一样，它有的时候可能判断不一样，决策也不一样，还是要因地制宜吧，因企业自己单位的自身的这种综合素质来决定。第三，农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我想眼下来看在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我们制度性的通货膨胀应属于越来越剥弱，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会存在一些偶发因素引发的一些通货膨胀，从眼下来看的话，需求不足依然是经济生活中间的主要的矛盾，所以在需求不足情况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对此，我们不用过多的当心，倒是我们应当关心更多的无效的政府的投资或者投资领域的一些浪费，这一问题，目前可能比较注意了，消费方面的投入我想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

主：

    这三个问题邱老师以很简短的而且很到位的这个分析给大家回答了，下面大家再准备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条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政府，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定在7%，实际上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很大程度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运用的一个宏观政策，就是扩大内需。朱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也指出要注重旅游、住房、电信这方面的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今年上半年整个的国民经济使GDP实现了7.8%这个增速，那么在上半年当中这个消费的拉动作用，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三方面的需求中消费拉动作用是否已经显现出来，拉动了多少，今年下半年，还会出现哪些新的消费热点。

邱：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关注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因为只有消费的持久的增长，投资的增长才会有保障。眼下来看我们应该，积极的培育消费热点，从你刚刚提的问题来看，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消费的贡献，在整个经济7.8%的增长中大致接近40%多，即有3个多百分点的贡献，通讯、汽车、住房、旅游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应该说越来越明显，那么根据目前资料来换算的话，大致在整个消费中间20%左右的拉动力是来自于这新的消费热点推动。

主：

    那么下半年呢？

邱：下半年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房地产市场这方面还是有潜力可挖的，汽车的消费也仍然是有潜力可挖的，旅游还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但眼下多的还是要怎么来扩大农村的消费，农村的消费，是我们整个国家目前消费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农村市场的消费的能量，是进一步扩大消费的重要的一个途径。

主：

    好的，下面我们还是交给现场的观众，有问题请举手。

观众：请教邱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97年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GDP发展速度始终是八下七上，请教邱先生，未来的经济周期，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对中国的经济周期走向是怎样看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提出国有经济退出部分竞争行业，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现在就全国看，民营经济在整个GDP当中的贡献，当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非国有这一块，整个的贡献是多少？未来的走向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合适，谢谢。

主：

    都是宏观经济。

邱：这个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我记得我在若干年前曾经评论过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格局，是一个长周期，高平台，强调控，低波幅这样四个特点的周期。眼下来看，这个特征也还没有完全改变，尽管经济有起有落，但是还不能说它就到了一个低点，也不是它到了一个高点。现在七上八下在世界各个国家中都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至于说整个经济目前存在一个什么阶段的话，我想用一句股市上的话，现在进入一种盘整阶段。在一种相对高位上面来集蓄力量，怎么来进一步的，保持持久的发展阶段。就是能不能够跳跃七，达到八以上，甚至是达到10%，我想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眼下还是在这个八左右，七以上增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第二个问题。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们国家确实进入到新的阶段。这阶段就是要进一步来深化，对我们的这个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一个新阶段。大家知道十五大通过了决议，就是我们实行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过去提出了很多看法，不是那么有效，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按照公平、公正、无歧视，按照世贸组织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来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拿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我个人是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既需要国有经济，但是我们更需要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之所以需要，因为我们在一些重大的领域里，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需要国有经济来做支撑主导做保证，但就整个经济生活来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需要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民营经济，如果能够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也许中国经济，就真正进入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发展的轨道。今天的中国经济，前面在演说中我讲到，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者将起重要作用的阶段，那么消费者肯定是一个双重身份，第一他既是一个消费的力量，同时他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力量，就是建设者，创业者，投资也是一种消费。他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消费，也是一种消费。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年，民众所拥有的资源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到去年年底，全社会民间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11万亿人民币，到今年上半年，又新成长了一万多亿，所以加在一起，中国目前民间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变成高效的产出，可能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按照中央已经定的一些方针，进一步的开放市场，进一步降低市场的门槛，进一步的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健全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体系，以此来促进民营资本的进一步的发展，是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关键是贯彻好这样一个政策。

主：

    是的，大连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鼓励各地县经济发展的32条政策，应该说现在从上到下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的态势，相信民营经济今后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邱：从全国来看，哪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活跃，哪一个地区的社会问题、矛盾、压力比较小。基本上是这三股经济力量起重要作用，第一是外资经济，第二是以上市公司为主的股份制经济，第三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这三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好坏，快慢，大小，决定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哪些地区发展的好，哪些地区发展的快，这个地区的整个经济就持续的、活跃的、快速的发展，反之，这三股经济力量薄弱，这个地方的经济肯定是问题比较多，发展比较慢。今天我们看沿海地区，之所以蓬蓬勃勃，无论广东，无论是福建，无论是浙江，无论是江苏，无论是上海，还是天津、北京，甚至我们内陆的一些中心城市，包括我们东北的主要城市，是吧，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的一些地方，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一种比较大的发展。因此支撑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国有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他可能也能发展，但是就全国来说我们应该一方面是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公司制这种构想，建成现代的企业制度，同时放手放胆的发展各种其它经济类型的经济，以此来完善整个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促进经济的发展。

主：

    好的，实际上在整个发展的态势下，也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比较明显，今年以来的重特大的安全事故，比如说煤矿，交通运输，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事故，您认为这种事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与我们当前这种经济生活深层次问题的暴露有关。

邱：

这个问题，如果从统计角度来考虑的话，如果我们历史的看，今年以来的经济、生产安全这方面的事故数量和死伤的人数实际上，不是增加的趋势，而是一种减少的趋势。之所以大家感受比较深刻，或者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发生的时间比较集中，或者是说现在社会监督的力量加强，尤其是媒体监督的作用进一步的发挥。过去同样发生了很多这种安全事故，只是没有把它揭露出来，没有把它暴光，现在集中暴光，所以大家感觉多了，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当然眼下确实安全事故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觉得安全问题，关系人民的财产，关系人民的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予重视，影响安全的问题，不是某个偶然的因素，有一个社会的发展中，怎么建立起全社会的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这样一种负责任的体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个人，我认为现阶段，都要强化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行为勇于承担责任，安全问题绝对是政府的问题，但也是全社会每个经济主体的成员共同责任的问题，应该让全社会一起来重视，而绝不是说政府发发号召，政府官员做个检查就能够解决的。应该让大家有自觉的意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法制，就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通过经济的办法，对那些不注意安全或者违背安全规则，造成问题的人受到必要的惩罚，以此来带动全社会形成重视安全这样一个风尚。

主：

    实际上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关注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离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远了，下面我们还继续把时间留给观众。

观众：

邱局长你好，我想请教你的问题是，对于当前，扩大内需这个总的战略方针来说，许多人认为农民消费是关键之所在，面对农业这个弱势，面对农村这个穷的状况，咱们如何启动这一消费领域，谢谢。

主：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农民的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减负运动是中国农民的减负。

邱：确实农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环节。农民收入低与其负担重有关系。目前农民合理负担是上年纯收入的5%，这个5%如果财政不收的话，中国的整体经济会影响多少？5%每年也就1000多亿，1000多亿是一个很大的数量，确实有助于帮助农民扩大消费和投资。但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仅仅在于这个方面。解决农民负担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农村税费体制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改革也正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完善。我认为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关键是要继续大力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可能是最终一个唯一的出路，只有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因为大家知道，在一个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它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45%左右，而我们国家只有37.7%，比正常的合理的水平偏低近10个百分点。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发展战略失误导致了今天中国多了1亿多农民没有跳离农村成为市民，值得我们反醒一下。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来解放思想，采取各种措施，各种各样办法加快实现农民变成市民这样一个进程，我想加快这样的进程可能是最终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个根本的途径。当然，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不可能一夜之间都让农民变为市民。我们还得另寻其它途径，这另寻其它途径，就是除了我们前面讲一方面要减轻负担以外，应该把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的进程，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继续抓好。我理解的农业产业化，就是中国农业要按工业来办，就是要把它组织起来，用市场的力量，用利益的纽带，用政府的保护，支持多种的办法把农民和市场，农民和经济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是今后我们在发展农业中间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化农村的改革，只有给农民以更大的自主权，比如说，让农民有决定自己经济活动的完全的权利，比如说农民对土地资源更长久的拥有权，我想都是可以考虑的思路，不管怎么说，眼下还要关注的就是，要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的水平，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要不然的话，中国要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中心，中国要进一步来实现一个更快、更好的发展都可能落空。

主：

    谢谢邱老师，再给观众一个机会。

观众：邱先生，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今年初，我国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用数据公布系统，这件事情进展情况怎么样？这件事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另外，社会各界怎样运用这样的系统，那么大连市应该怎样做？谢谢邱老师。

主：

    这实际上是您的本行，这是统计方面的一个问题。

邱：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银长戴相龙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数据公布通用系统，英文简称GDDS，这个体系基本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在它基本的经济数据和人口社会数据方面，应当定期的规范的向社会提供，它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指数，包括物价的变化，包括财政金融，包括失业、就业这些指标，都要求国家的统计部门把生产这些数据的方法、什么时间向社会来发布、以及由谁来负责这些数据，如实的各社会成员来公布，来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是这个体系的基本要求。那么今年的4月15号，我们已经正式成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我本人就作为中国政府的协调人，履行协调职责，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统计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要求，比如说发布的时间我们都预先向社会来公布，在什么时间，我们来发布工业，什么时间发布农业，什么时间发布物价，都有预告。我们的发布时间，在世界上来说都是最早的，世界各国不理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统计数据的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因为国际贯例，通常做法，GDP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季后的60天才能够有这样一个数据，而中国GDP是季后的15天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数据，外国人常问，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情况你能这么快？实际上中国有一个遍布全国的统计调查网络，所以它能够在同一时间里面迅速的采集国民核算所需要的有关数据，所以它能够比较快的组装起来，国外不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在数据发布时间和基本的指标方面达到了这个要求。当然，中国在许多方面也还有不适应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用户的意识还不强，更多的是我有什么给你什么，而不是根据用户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对用户的平等的待遇还做的不够，我们更多是满足政府的需要，对社会科研部门、学校、公众的需要可能还重视的不够，这是我们要注意来解决的。不管怎么说，加入这样一个体系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统计来说是一个督促，也是中国统计国际化的一个标志，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因为我们把家底都亮给全社会，让大家知道中国就这么一回事，没什么好保密的，过去我们老以保密的原则，把它锁在自己的保密柜里面，现在看让全社会都知道，中国究竟了发生了什么，透明度显著提高。

主：

    那我们了解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主要是靠工业拉动，前不久有一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分析，就是说上半年当中，11点几的工业增长导致了GDP百分之七点几的这个拉动。大连也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城市型的经济。从上半年来看，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和分类，它的运行的质量怎么样？在入的大背景下，大连这样的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您觉得怎么样再提高它的工业经济的成效？

邱：

今年以来，工业的发展比原来预计的快得多，前7个月，整个国家工业增长11.8%，比上半年的速度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原来上半年是11.7%，现在11.8%了，工业之所以加速增长我想可能是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方面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好转，使外向型经济这块发展比较快。去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外需的拉力减弱，工业的速度也下来一点。今年这块明显加快。第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整个投资品的生产增长比较稳定，比较快，第三，是产业结构做了调整所带来这种活力，使得许多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发展比较快，比如说汽车、通信设备、性能比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的消费品，都发展比较快。第四，就是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国有企业改制明显加快以后，带来的企业的活力有所恢复，从整体上来看，速度不错，效益一度是不好，尤其是第一季度，整个工业的利润是下降的，但从四月份以后，工业利润逐步恢复正常。这主要是因为受价格因素的影响，一度石油、石化的利润大幅度的减少，导致工业利润第一季度下降9.1%，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到上半年的时候，企业利润已转为正的增长，是增长2.8%，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形势，但发展不平衡的，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影响比较大的，我们一些传统的产业，一些新兴的产业，在竞争能力方面与世界比较，还处于弱势，怎么提高这种竞争能力，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大连，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我的观点是，作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把眼光盯住国际市场，要以向国际标准看齐来组织自己的生产，这是沿海地区，经济实现再辉煌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至于说怎么来实现这个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这是必须注意的，就是你们对自己的产品要负全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营销体系，你必须把市场的网络建立起来。第三个，还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金融体系来做支持。第四个，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交通的体系，来提升供货的传递速度。就目前来看，要选准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按国际的标准来组织生产。要把我们的市场网络推向全球。要把我们不足的金融组织体系健全起来。把商品的传递速度搞的更方便一些。我想这样可能提升我们大连的竞争能力，当然，从更高的角度来说，需要进一步的激活企业的活力，使企业它自身感到它需要国际化，需要走出去。我前面没时间讲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好处就是走向国际市场，如果我们不走向国际市场，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关起门来迎接国际的竞争，得到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弊端。反之，我们主动走出国门，第一赢得了我们需要的经济发展资源，第二赢得了必要的市场，这两个是中华民族未来成长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总之，一个是市场的国际化，一个是资源的国际化是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加入世贸组织，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回到大连来说，就是发挥企业的最大作用，大胆的走向国际市场，是我们工业城市今后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主：

    特别谢谢邱先生给我们的具体建议，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邱老师跟我们的面对面。

主：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来宾，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论坛，希望你们下一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