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中国金融业改革

 

    电视论坛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长安（大连）论坛。今天我们论坛邀请来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先生，他主讲的题目是“加入WTO与中国金融业改革”。

    非常感谢，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大连和大连的朋友一起讨论加入WTO与中国金融改革。

    加入WTO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在加入WTO以前，我们的情况和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有人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了几乎所有的东南亚的国家，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的冲击，所以认为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但是，我说当时中国没有受到冲击，是因为我们的资本项没有开放，中国资本市场是相对封闭的。中国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发生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参加比赛。如果你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没受到冲击，没有输球，是值得庆幸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不值得庆幸。为什么呢？那次比赛你没有参加，你没有参加游戏，而现在不同了，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虽然加入WTO并不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开放自己的项目，因为WTO并没有管辖资本项下。但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金融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开放，要承诺开放的时间表。而且中国将来必然会融入到全世界的经济中，中国的金融也必然开放，也就是说将来的中国一定要参加这个游戏。将来的中国，如果还能够顶住冲击，还能够在冲击中抓住机遇，才是真正可以庆幸的。

    今天，我大概花一个小时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形势和对策。

    首先是讲一下中国的形势有什么变化。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将逐渐的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和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步伐是逐步加快的。那么什么叫做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金融一体化呢？这个金融一体化是个比较窄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银行、证券、保险都连接在一起了，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金融一体化的一个定义。金融一体化的一个精确的定义，可以认为就是全世界的金融业成为一个市场了。它以什么为代表呢？最敏感的一个市场就是外汇市场。那么全世界的金融一体化以什么为标志呢？是以全世界的外汇市场没有套利机会为标志。

    大家知道，我们的香港、然后是东京、伦敦、纽约、悉尼等，全球有这么多个大城市，这么多个金融中心，这些金融市场，比如早上九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它要覆盖一个时间。那么全世界呢，刚才我说的从香港一直到纽约这么多的大城市，它可以把全世界的时间基本上覆盖掉。就是说24小时总有人开门，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套利机会就没有了。

    所谓“套利机会没有”是指什么呢？指的是过去，在七年，在八年我们可以发现在东京市场上，或者在纽约市场上有一个套利机会，在八十年代，甚至在九十年代初，这个套利的机会（我指的是在外汇市场的套利机会），可能出现，而且还可能出现长达比如说一分钟，十分钟。它可以出现一个套利圈，你会发现两边的价格不一样，只要在一边买进或者卖出，再在另外一边做相反的操作，便可以马上索定你的利润，这就是所谓“套利”。因为那个时候计算机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便可能出现区域间的价格的不同。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了，基本上不可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在外汇市场上，做买入和卖出的交易而锁定利润。也就是说，全球变成一个市场了，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儿，在几秒钟，甚至一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迅速的扩展到全世界，这个信息的扩散速度非常快。那么由于这个价格的变化就是要对信息而调整，当一个信息出现以后，这个价格随之而调整。在外汇市场上，价格调整是瞬间的。所以就由于信息扩散的速度之快，由于现代互联网的运用，使得套利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这在数学上就是套利出现的时间趋于零了。

    我们就是把这个定义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全球是金融的一个市场的。那么在这个全球金融一体化、经济一体的情况下，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我们会看到，最近的变化就是全世界的贸易量增长得非常快、全世界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非常快、全世界的信息流动的非常快。

    另一个特点就是，全球的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金融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在世界的范围内来配置的。你去任何一个金融中心，如香港、东京、纽约，看看金融这个圈子，它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最优秀的交易员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你到香港随时可以见到从美国来的，从日本来的，从欧洲来的交易员，我们中国现在就是上海和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和世界接轨的人才。但我们还处在人民币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中国还不是一个金融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些金融人才，还不是真正和世界接轨的人才。还有他们的工资,他们的激励制度,还和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想必须看到这个人才跨国的流动和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趋势。在各个金融中心,东京也好,法兰克福也好,纽约也好,伦敦也好,香港也好,这个趋势都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有本事,只要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市场上有个记录,不管你的国籍在哪儿,不管你的宗教背景如何,你在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说的这个金融业,主要指的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今天在座的听众，想必有很多是从事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的，我泛指金融业来的朋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业怎么样来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这样一个形势。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要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你看这张表）中国的ＧＤＰ已经占到全世界的１２％了；如果你要看中国的人口呢，现在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的１／５，中国的贸易占全世界的３.５。如果要是按汇率评价，中国现在是１０万亿人民币的ＧＤＰ国民生产总值，按照汇率计算，除以８.28,也就是１万多亿美元的ＧＤＰ，那么这１万多亿美元的ＧＤＰ只占全世界的３.5左右。但我说的这１２％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也就是说中国的１０万亿的人民币能够买多少东西，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已经占全世界经济的１２％。这是很大的经济体，所以现在的世界金融业也好，投资业也好，都特别关注中国。

    中国的对外的开放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大家再看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是在２３％，２４％，２５％左右了，这是非常高的。那么进口呢，占ＧＤＰ是２１％。直接投资，占ＧＤＰ比重大概是４％，这几个指标都相当的高，我们的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高的。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超级大国。但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是多少呢，只有２０左右。日本这样一个贸易的超级大国，靠贸易立国的一个国家，进出口总额比重只有２０％。中国呢，现在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比重４５％左右，远比日本高得多。

    但这里有个计算的问题，我们的进出口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是可靠的，我们的出口就是人家的进口。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世界银行也好，它统计中国的进出口量和中国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量，在基本数据上是吻合的。有人说中国的数字有问题,但在进出口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各国际组织也好,WTO也好,都统计各国的进出口,这个数字是没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这么高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中国的这个GDP分母是有争议的。现在这个分母是按照汇率折去的,我们十万亿的GDP要是换成美元的话就是1万多亿美元,那么我们进出口总额大概是5千亿美元，5千亿除以1万多亿,那么进出口总额就占GDP的45%了。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分母GDP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这个数字是否需要专门讨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确实是相当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那么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另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的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力的最主要的部门，中国的非公经济所创造的新增的就业超过新增就业的100%。也就是说我们的国有部门正在减员,国有企业的职工正在下岗,我们社会所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是由非公经济提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非公经济却不是最大的投资者,它对GDP的增长的贡献和对就业创造的贡献都是最大的，但它不是最大的投资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中国金融的结构有问题。大家看一个资料，这个是中国的私有部门对经济的贡献，这是GDP，我们的国有企业呢，这是1999年，国有企业大概是占GDP的百分之三十多，然后私营企业加上集体企业大概占GDP的六十多。也就是说2/3的GDP是由非公企业创造的，这是对城市就业的贡献。就存量而言，城市就业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的贡献，在1999年的时候只有41%，私营企业的贡献是51%，集团企业是8%。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变化，就是现在国有企业还在下岗，还在裁员，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靠私营经济创造。再看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上大家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占到投资的53%，私营企业只占到投资的32%，然后集团企业占到15%。这几个数字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非公部门它已经对经济的贡献是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对创造就业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它的投资不是最大的，它的投资无非是靠自由资本。无论是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我们金融业（无论是银行货款间接融资，还是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对非公部门的支持都是不够的。就是因为我们金融体制正在转轨中、正在改革中，它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私营部门得到的金融业支持是不够的。

    如果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来检查这件事儿的话，就存在这么个问题：什么是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什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我看，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就集中的体现在就业方面，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那么既然非公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它所创造的就业是最大，那它就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如果我们用这个思想来指导的话，就可以检查出金融业对非公部门的金融服务是不够的。所以中国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要改善对非公部门的金融服务，要使金融业对非公部门的支持与非公经济在创造就业方面的贡献相匹配。我们总不能说，给你那么少的投资，给你那么少的融资，却要求你创造那么大的经济增长和提供了那么多的就业机会，这种不相匹配的局面应该尽快得到改善，这是我们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总之，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变化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我们的金融要开放，我们将面临国际竞争，将面临国际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所以这是一个来自外部的一个挑战。第二点，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对于非公部的贡献，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来加快金融改革，使我们金融业对非公经济的支持，与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和非公部门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匹配，以实现就业的最大化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这才是从根本上代表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银行业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目前,在中国有很多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有很多的分行,它们也可以做人民币业务。做人民币业务，我们先是从深圳、上海开始的，最近也批准了大连。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方面，正在按部就班的履行中国对ＷＴＯ的承诺。到2001年末，获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的数量已经到31家。它的业务范围内包括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比如说人民币业务的存货款结算担保等一些业务。所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速度和对中国提供服务的范围都在逐步的扩大。

    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发生了几件事，金融业的朋友都很清楚。一件事呢，就是南京的爱立信，它还了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贷款，同时从发行银行汇丰银行借钱，这就是所谓客户倒向外资银行。另外一件呢，就是发行银行汇丰银行，在对我们居民提供外币业务的时候，对账户或者是对集中服务实行收费，特别是对存款金额小的5000块钱以下的，5000美元以下的存款，要收服务费。这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金融界、银行业，它在面临着外资银行的挑战和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上和经营方法上和在管理上的一些冲击。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业内人士觉得外资的作法是无可厚非的，外资银行的作法是与国际接轨的，而且也代表了很多中资金融机构，想说，不敢说，想做，不能做的事。比如，有一些大银行的同志就跟我说，我们银行账户的浪费很大，一百块钱以下，一年以上不动的死户、小户，占据了银行计算机存储的一个很大的比例，有几千万。我们就说一个银行，一家银行，就有几千万的一百块以下帐户，而且是一年以上，没有任何交易的，这种死户，这种睡眠户。对此，银行就说，如果我歧视小户，对小户要收费，大户我不收费，这看来老百姓是不接受的；如果我不是歧视小户，而是每个账户一年收5块钱人民币，这不算多吧。因为你占了我计算机的存储，我天天要给你服务，而且要管理你的这个帐户、记息等，都要银行付出成本。我一年就收你5块钱，不管你大户小户，你十万我也收你5块钱，你一百块钱我也收你5块钱，这总是合理的吧。假设这个政策出了台，那么就针对这一家银行而言，它有四千多万这种睡眠户，这些老百姓就会对自己的账户管理进行优化。我们每个人问问自己，在座的有多少个账户，你在工商银行有多少个账户，你在中国银行有多少个账户。如果我们允许银行改善服务，允许它按照国际的通行做法，来自主的决定，就是说银行根据各自的服务种类的不同，服务的性质不同，我的服务给你提供的增加值不同，决定我这种服务的价格。如果给银行这个权力的话，那么我想无论是从银行方，还是从消费者方，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优化。我们就不会在家里放七、八个折子，然后弄得我们自己都乱了，到银行以后总也想不起来密码，整天为这些事烦恼，就是说双方现在的行为都不够优化。这种不够优化，不是由于观念上造成的，我们可能不太适应这种现代金融管理，这种账户管理。另外，也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我们的制度使得很多人不去计算成本，他可以随便开户，然后随便开完户。其实对这些睡眠户，不是说收费就是害老百姓，如果让银行收一定费的话，实际上它是帮着老百姓管理账户。如果你要是永远都不提醒这些老百姓，永远让那些户睡眠下去，那这个户很可能丢了，吃亏的是消费者。所以，这些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

    这是从业内来看问题的，但从老百姓来看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对银行收费是不支持的。上海有就人跟发行银行打官司，状子已经递到法院了，法院已经受理了。告发行银行违法收费，因为按照中国的储蓄条例等等政策法规，收费是违法的。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事件，但这个个体事件决不仅仅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从媒体对经过的报道、炒作，就看出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舆论，也就是说老百姓对这个银行收费是不满的，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这是个很难的问题，需要社会互动，需要宣传，需要引导，而且需要双方都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那么银行呢，有的外资银行也跟我诉苦，他说我这个收费是等于在告诉储户，告诉潜在的储户和潜在的客人：这里清清楚楚的写着，你要是来我这儿存款，我是怎么样的收费方法，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没请你来呀，你看到我这个服务，你觉得我这个服务好，你就到我这儿来存款；你觉得我这个服务不好，你就到另外一家存款。我没有强迫你在我这儿存款，你为什么说我非法呢？他还很苦恼地说，我还怎么在你这儿开展业务，我要是强拉着你，那是我的不对了，但这是愿者上钩啊，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到另外一家去，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为什么说我非法呢。他说的也挺有点道理，他考虑的是，我怎么在你这儿经营啊，我这个也非法，那个也非法，可我这都是国际惯例啊。但后来我在一个重要报纸上又看到一篇短文《论国际惯例》，文章认为，现在说什么都是压我们，“国际惯例”也压我们老百姓。一说什么国际惯例，中国老百姓就没得说了。这个短文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老拿国际惯例来压我，什么叫国际惯例啊？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国际惯例，国际惯例就是所谓国际通行做法，谁也说不清楚，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对吧。从这里你就可能看出双啊，这个新的事物对银行方，对消费者方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双方的思想的差距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是一个转轨时期，大家的理念，大家的传统的做法、生活方式，都会受到一些冲击。我们都要反思，都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来理性的对待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保险业开放的速度也很快，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内的保费收入是接近1600亿人民币，其中外资的份额占到1. 6%,2001年外资的份额大概到1.8%，保险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我想今后保险业的发展一定非常的快，外资在中国多事业各个领域来看，他们对保险业看得是非常的重的。在WTO的谈判中，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的谈判，讨价还价最厉害的谈判，就是在保险业和农业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WTO的其他成员国、发达国家中，对保险业是非常看重的。

    中国证券业，在香港发行H股，在国内有B股，都成功的筹了很多外资。由于现在中国资本还不可开放，国外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目前还只能通过B股，这是现在的起点。但中国证券市场将来对外开放，也会逐步增加，这一点从资金管理公司，从证券公司和我们对证券市场的总体趋势来看，都会按照对WTO的承诺使开放程度逐步的提高。

    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五个方面。我们首先看对银行业的挑战，我们的银行系列是由国有商业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工、农、中、建，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这样的一个体系组成的中国的银行的市场。我们的银行在过去20年的进步应当说也很快，中国在84年成立中央银行，然后有工、农、中、建四个专业银行。一直到97年这个阶段，中国的银行业的竞争，主要是靠增加网点这种粗放的形式来进行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竞争，主要是集中在存款上，因为那个时候，对贷款还没有很多的风险意识，贷款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我有了存款就可以按照计划放贷款。反正都是国有企业，放了贷款以后呢，没有考虑到贷款的风险。所以那个时候的竞争，是靠网点竞争，并且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在存款上。

    但在97年以后，中国的银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银行业以金融创新或者说是以金融模仿为主（我现在还不太喜欢说中国创新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工序其实是模仿的）。就是以新的工具的推出和服务的改善为标志，进行了第二轮的竞争。97年以后竞争的特点，不再是网点的扩张，尽管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想扩张网点，而国有商业银行却已经在收缩网点了。竞争主要表现在新的金融工具的推出和服务的改善上。比如像类似招商银行一卡通，类似于这种卡的服务，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然后是银行对这些黄金客户的竞争，服务的改善，转账，结算，代理，中间业务。这时的银行已经意识到，靠竞争存款已经不行了，银行的意识逐步的从存款利行转为贷款利行，逐步的从主要增加存款这种意识转为怎么样更多地给客户提供增加值服务，怎么样吸引黄金客户，怎么样降低风险，怎么样推出新的金融工具来争夺优质客户。所以这时你就看到很多的新的产品的出现，一卡通，一证通等等，都是97年以后出现的。现在商业银行的竞争已经到了比较激烈的程度，加入WTO以后，这种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并且逐步向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着不能贷款的比率过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还有外资银行的挑战，这些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的问题。说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不能够不讲工、农、中、建的改革，因为四大国有银行到现在为止还是占着整个银行业的2/3的资源，这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或者说是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它的不良资产很高。目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还有1.7亿不良资产。我们在99年到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划出了1. 4万亿的不良资产，在划出了这个一万四千亿不良资产以后，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1.7万不良资产。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呢，只有6千亿人民币左右。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就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和潜在的亏损是十分严重的。当然了，这种亏损和风险究竟有多么严重，还要依赖于对这1.7万亿不良有资产的损失率来定，看它到底损失多少。它是不良资产，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损失。我们知道这个不良资产按照过去的“一预两呆”为不良资产，就是预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为不良资产和现在的五级划分。那么这个不良资产概念，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要看这个不良贷款的损失率。但是我看，不管这个贷款的损失率是什么样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都是相当的严峻的。

    由于我们的银行体制是四家国有银行占了整个银行业资源的2/3，那么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宏观微观连接的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形势，就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宏观的层面已经非常松了。非常松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这几年，广义货币M2增长在14%左右，我们的银行准备金的利率是1.89，现在，我们银行间市场的回购利率是1.95。这个1.95回购利率又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银行利用国债做抵押，从货币市场上拆借所负的这个利息，也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向银行提供流动性用回购的方式提供流动性所引导的这个利率，这个利率是受中央银行公开社也有操作引导的。那么这个利率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1.95了，这个1.95是非常低的利率了。因为这个利率说明，商业银行用国债做抵押，从中央银行借钱，他负的利率呢，就是1.95，当他借了钱以后，这个钱呢马上就由中央银行转到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上，而这个钱一转到存款准备金账户上呢，他马上就挣1.89，这是我对这个存款准备金的复习，那么他负的是1.95，挣得是1.89，对商业银行来讲，他借钱的实际成本，只有百分之点零六，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六个基本点。一个百分之一等于一百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借钱的实际成本是六个基本点。六个基本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日本实行的是零利率，我们六个基本点的利率在量级上，基本上和日本的零利率差不多。日本现在的伦巴特代款是十个基本点，日本的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的一些其它的通过公开省也有操作的一些代款，大概是两个基本点、三个基本点，但它的伦巴特是十个基本点。而我们是六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在量级上，中国的利率实际上对金融机构而言，跟的日本的零利率的政策利率水平对商业银行是差不多的。当然我们的存贷款利率都比日本要高的多，但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是不负利率的，我们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是负1. 89利率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宏观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已经宽松到差不多和日本零利率一样宽松的水平了。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强，商业银行的投诉空前的充裕，商业银行的贷款的周转率也开始快了。充裕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债的利率一降再降。国债的利率现在是固定的利率，如十年期国债，付固定利率，而不是浮动利率，它的利率是2.9，这个比美国要低多了，2.9这个利率商业银行还抢着拿，而且是锁定十年的固定利率，这就说明我们的宏观层面是非常的松的。

    但是，微观层面却是非常紧。商业银行对贷款收得还是比较紧，主要反应在中小企业贷款难，主要反应在限域经济贷款难，很多商业银行由于风险管理，把限支行基层的贷款权收得很紧了。我们现在的格局就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加的比较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也增加，但是从比率上呢，没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快。

    总之，是宏观上非常的松，微观上体现的比较的紧。这几点，大家对货币政策、银行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都是对的，但我们目前改变这种情况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直接涉及中国的银行体制。我们的中资银行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什么叫边缘化呢？就是在市场竞争中，那个最好的业务被外国人拿去了。有这种危险，我不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确实有这种危险。

    首先，是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和产品主要由外资银行展现、提供。在中国的金融业，主要的利润实际上就来源于那么十来个城市。你就往下数，可能就是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深圳第三，然后就是广州，杭州，然后数，你数到大概十位左右，可能就是大连。这十二个城市金融方面的利润，一定超过全国利润的百分之一百。就是说，全国利润如果是一百的话，这十二个城市它的利润肯定超过这百分之一百。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其它地区是亏损的。这说明外资银行、外资的保险公司、外资的证券公司，它进入中国以后，不会对我们全面开战。你现在用农村包围城市都没有用，它在农村市场上，根本不跟你争，它的工作的重点和竞争的重点就在这十几个城市里。因为它知道中国的主要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这十几个城市，而在这些城市中又来源于那些黄金客户，主要是那些利润丰厚的产品和业务。所以在这十几个城市中，它也不和你全争，它主要跟你争夺那些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和产品。而这方面，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是有优势的。它在争夺优质客户，在金融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什么新产品都是它先推出的，什么新的管理手段、操作手段都是它先推出的。就拿保险而言，美帮AIG在上海，保险的营销手段、保险的理念和它的保单的推出，实际上都是在领先的。在通货澎胀的时候，中国卖的保单的百分之十二的保单，百分之十的保单。美帮AIG在上海卖的保单是多少，百分之六。咱们是百分之十二，它就卖百分之六。它的保险的推销员这种，它先实行的结果中资保险公司后来才知道，有个东西叫“利差所得”。我们过去卖那个保单，95年卖的保单，96年卖的保单12%，我要是一下子给它付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保单肯定是亏本了。现在的利润是2%，当时卖到12%，现在卖到12%，卖什么东西，投什么资能用12%的投保。大连的韩伟集团，养鸡、养鲤鱼，非常好的企业，你问问他的回报率是多少？他就是我们这次论坛的赞助者，哪找那么高的回报率。然后我们保险公司说了还有个什么东西叫利差所得，我就问他说，当时95年这个美帮AIG他在上海怎么没卖10%、12%的保单呢，他卖保单也是跟着利率长，但长得最高是6%左右。而他的推销手段，专门向中产阶级，向这些白领推销。在上海市场上，在广州市场上都做得不错。他的理念，他的保单，他的保险业务的品种，他的推销的方法，这些创新都是在先。中国的保险公司学得很快，现在像平安也很有竞争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是人家在先，对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处于劣势。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才方面的竞争。将来的金融竞争会主要体现为人才的竞争。最近我们的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有人认为，中国人多，不怕流失，这句话似乎是对的。但是在人才的竞争战中，我们却要好好的反思我们的体质和激励制度。中国在美国的研究生有20万，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你看看，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从77级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优秀的学生留在美国了，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要高，但清华大学的不少优秀的留学生也都留在美国了。虽然他们在国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比北京大学好，但是一样也会留在美国。我们流失了那么的人才，还能说中国人多没关系？尤其金融人才的流失，还和这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我举的这个案例，是来一个银行的部门副总，他被外资银行挖去了。这个人今年39岁，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参加银行工作。在职期间念的硕士，北京大学的本科，清华大学的硕士。他22岁大学毕业，到银行工作，干到39岁，干了17年。这17年中，在纽约分行工作过3年多，在伦敦分行工作过3年多，从一个一般的干部一直到部门副总。精通外语，和外国人谈叛没有问题。这个人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业务上是尖子，又红又专；出身贫苦，来自中国的农村，农民的儿子上的是名牌大学，又在国内银行的外国分行，海外分行工作这么多年。论交易员，他是最好的交易员，论客户他有一大群的客户关系。你哪儿找这样的人才去，你说你花多少钱能顾这样的人才？外资银行给他的钱是我们给他的50倍，结果这个人跳槽了。你如果说他，他也一样在为国家工作呀，他到外资银行一样为中国做事，一样为发展中国经济做贡献，在这个时候你讲什么都是苍白的。

    所以，我说人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吃大锅饭时，觉得我们人才多，流失点不要紧，但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们并不计算人的价值，我们的国有金融机构是按照平均成本或是平均贡献率来付工资的，而外资金融机构是按照边际成本或是边际贡献率来付工资的。这里我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只不过是把它简化了。我曾经计算过一些的人产出，简化后就是：一个10人的团队，其中有9个人，他们每天的产出就是10元钱，另有一个人，他一天的产出是110元钱，那么这十个人放在一起，每天的产出就是200元钱（以9个人的每人10元钱，计90元钱，加上这一个人的110元钱，等于200元钱）。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是按照平均成本和平均贡献率付工资的。其中有高一点的，比如，像我这个金融专家，比一般干部要高一点，高多少呢，可能高个200元钱。我挣2000元钱，一般干部挣1800元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代向龙他比我还要高一点，他也就比我高几百元钱。所以，我们的工资虽然有差距，但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是按照平均工资，平均成本，平均贡献率付工资的。再说这十个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每人每天20块钱，假定没有利润，由于他们创造了200块钱，在盈亏平衡点上，还可以不亏。但这10个人的结构呢，是有9个人一天只能创造10块钱，那一个人却是一天创造110块钱。现在我就告诉你的是，外资花了100元钱，就把这个能创造110块钱的人给挖走了。原来他在这儿只能挣20块钱，现在给他100块钱，5倍的！而且，外资银行还能挣钱，因为这个人能创造110块钱，外资银行只付给他100块钱，每天还能挣10块钱。但是，剩下的这个9人团队，它是必亏的。请问，对剩下这9个人，你能把他的工资能从20块减到10块钱吗？你减不了，他们都一个个跟大爷似的。他们并没有发现那个人能创造110块钱，自己只能创造10块钱。还以为你跟我一样，你有多大本事啊，凭什么你就那么棒啊。但现在那个人被挖走了，因为工资降不下来，还得付给每人20块钱，而每天的产出只有90块钱了，却要付出180块钱给这9个人，所以是必亏的。那么以前我们是靠什么来维持机制运转的呢？靠国家，靠中央银行。但如今，在外资银行的竞争下，我们的这种维持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市场经济最残酷的方面，就是对人才的竞争。刚才我讲的这故事，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北京，就发生在上海，发生在大连。如果我们不能加快银行体制改革的话，那么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就会不断被挖走。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我曾跟他说，你老师都从国外回来为国家做贡献了，每个月挣2000块钱，你现在一个副经理的位置，每月的工资至少是老师的一倍，你的本事难道还能比我大吗，你凭什么要跳槽呢？我的问题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渐进改革的最成功经验，就是在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长出了一块非公经济。这使得民营经济、非公经济占到GDP的70%左右和绝大部分新增的就业。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试想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没有非公经济，中国现在的CDP和就业是个什么局面。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却很难在金融业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说禁止对内资开放，但是实际上，银行也好，证券也好，保险也好，只是对外资开放的，民营资本进出中国的金融非常的困难。那么你永远也不让民营进来的话，民营经济是不可能做大的，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不可能重复的。因为中国改革在当时也对外开放，但是你看看中国国有经济以外的这块民营经济，你看看这块民营经济的所有制构成，外资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外资从百分比上，它只能占少数，真正这块做大的还是民营经济。我们身边在座的就有民营企业家。我们这是中国呀，你下个政策，最后有利于先进生产力，有利于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你再看看中国非公经济的所有制的构成，有多少是外资的，有多少是假外资的，有多少是包装以后的外资。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吧，他包装的是假外资的，咱们在座的心里都清楚，即使他告诉是合资，我从来都没信过，那都是他自己弄的，都是民族自己的，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但问题是你金融业，你对外开放，不对内开放，所以这个成功经验很难重复。但是应该讲，我们在法律上并没有禁止私人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然而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惨痛的教训，比如说像90年代初，开放城市信用社，就造成了大量的风险，这些城市信用社会大量是民营的，是私人资本控制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我在这儿也就不解释了。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给领导讲过一个故事，前提是说，如果一个学生是坏学生，是学生自身的问题，如果全班学生都不好，那可能就是老师的问题。我讲过一个故事，80年代改革初期，贵州梅潭地区包山的故事，当时是要把荒山包给农民，希望农民能在山上种树、种竹子，爱护土地。但是包了以后，农民上山后大多砍树、砍竹子，只有少数农民种树、种竹子。政府发现后，就要把荒山给收回来，说不包给农民了，事实上也收回来了一阵。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以后，就一起写了个建议给政府，说这时候绝对不能把山收回来，你把山包给农民以后，他砍树、砍竹子，说明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共产党会把这个山给他，他就采取了短期行为，捞一把是一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把山收回来了，那些砍树、砍竹子的人就占了便宜了，而种树、种竹子的人就吃了亏了。而且那些砍树的农民就会说，我早就知道共产党不会把这山给我们的，我砍树对了，你们种树是傻瓜。所以，一定要把山再还给农民，并且按照原来的价钱给他们，还要告诉他，这个山十五年、三十年都是你的，不会变。后来呢，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慢慢的农民就开始种树、种竹子了。我想，这个故事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有一定的启发。当然，金融要比种树、种竹子要复杂的多。但90年代初那一轮城市信用社的金融风险，大量的私人资本进入城市信用社，大量的换人，就有点像这个农民砍树、砍竹子。最后，我还要讲国内民营投资者成功的案例也有，上海银行、平安保险，这都是国内金融组织或者是高圣美凌进入，然后国内的民族资本也有进入金融业的这种先例。比如说新希望进入民生银行，比如说东方集团进入新华保险，进入证券公司等等。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国内的民营资本向金融投资进行融合这种趋势。

    最后总结一下，面对着加入WTO和国内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中国的金融业，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因为必竟国有商业银行是我们的主力军。国有商业银行现在的表现，无论从机构数，还有回报率，比发行银行，比汇丰银行，比世界领先的银行还是有较大差距的。第二，要加快非国有银行体系的发展。这样有利于促进竞争，改变目前这种格局，而且也有利于给中小企业贷款，有利发展限域经济和区域经济。而且银行的分散化，也有利于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加快发展证券业，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中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我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银行的压力相当大；而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却很窄,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反应在宏观上,就是中国的存款非常高,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而中国企业通过直接融资,通过上市和直接发债,直接签发企业票据等直接融资的手段却非常的狭小,能够直接融资只是少数企业。我们上市公司一千多家,还有很多企业等着上市,申请上市, 但幸运儿却是很少一部分。企业债券根本上没有,企业签发的商业银行汇票非常的困难，它没有办法融资发展,只能靠银行的借贷。所以在这种格局下,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要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降低中国整个的金融风险。使得我们的金融业,从老百姓的角度而言,他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他有更多的分散化解风险的工具；从银行角度讲，降低银行风险，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提高企业的资本金，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这样使得中国的金融业也好，公司治理结构也好，能够有更健康的发展。同时，我们要完善货币政策，要推进有利于市场化的进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资本项下逐步走向开放，逐步实行人民币可兑换这样一个最终的目标。那么在这之外呢，对于货币当局，监管当局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的监管当局要实行三个方面的转变，要从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转变成依靠审计监管的这样一种监管机构，建立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系，要逐步的从着眼国内的监管转向与国际的接轨。另外，现在中国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有人民银行，政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将来呢，我们要加强三个监管当局的协调，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出现的问题。

    以上我讲到了国际形势，讲到了面临国内的新发展，讲到了中国金融业的问题和我们的改革方向。那么总结起来，就是我对中国金融业的前景持乐观的预期。我认为，只要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不犯重大的错误，中国就可能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获得金融改革的成功。金融改革成功的标志是，金融机构的产权明析，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银行的不良资产要降到10%以下，利率基本上市场化，人民币可兑换基本实现。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样，中国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会不贬值，没有很高的通货澎涨，而且人民币会逐步提高在全世界的威信，逐步的走向可兑换，使得我们的金融能够有力地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能够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到2020年，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将初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就GDP总量而言，到那个时候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人均计算，我们还会比较低。但是，整个中国金融会非常的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人民币的币值始终稳定，老百姓不遭受通货澎张或者是银行挤兑这样的风险。这就达到了金融改革的目的，也是我们日夜为此辛勤工作的一个目标。我相信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谢谢大家。

    电视论坛主持人：刚才，易纲先生就全球金融业一体化中的中国金融业现状与特点，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以及面对全球金融一体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想和易纲先生进行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可能大家还要思考一下啊，我这里到有一个问题：易纲先生，我听说这种一句话，说中国金融业改革重要的一步是要走向透明度，那请问这个透明度都包括哪些方面，怎样才能实现透明度，为什么过去和现在中国的金融业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易纲：透明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透明度这个概念已经被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它定义的非常的严格。我们所说的透明度，在国际上有两个标准，中国现在承诺是达到国际上透明度的第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内涵就是，对于银行他要求你多长时间要公布一次资产负债表，而且你的资产负债表要公布哪些内容，要经过什么样的会计公司的审计，等等，这些特别具体的技术性的指标，都规定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透明度比你现在的资产质量更重要。为什么呢？比如说一间银行也好，一家金融机构也好，透明度就是要求你向社会批露你的情况，你的资产情况、负债情况、资产质量、人员、机构，素质等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批露得正确的话，投资者，老百姓就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做出判断，来决定他是不是向这个金融机构投资，是不是要把他的钱存在这个金融机构里，是不是要把他的钱委托你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透明度和你批露信息的真实性，比你的资产质量本身更重要。因为你是在告诉大家，好的银行有好银行价钱，中等银行有中等银行的价钱。大家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出判断，市场会根据你的情况做出价格的判断，整个市场就非常有效了。所以，国际组织和我们中国的监管当局（包括人民银行政监会，保监会），最近根据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的承诺（我们承诺透明度的第一个标准），都非常重视这件事，都在推动各个金融机构对外批露信息这件事，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几个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的一些金融机构将带头做出这个承诺，并且从标准上，从整个批露的内容上，越来越同国际接轨，而且就会发生在未来的两三年。

    电视论坛主持人：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这位女士请讲。

    问：易纲秘书长，你好，我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和您面对面的交流，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问题，大连市是中国金融率先开放的城市，请您讲一下，外资银行进入大连以后，对中国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外资银行进驻后，对大连的市民和企业会带来什么利弊？第二个问题，请您分析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汇价有什么发展趋势，谢谢。

    易纲：第一个问题，外资银行进入大连以后，我们会感到的不同是，首先，就是根据对WTO的承诺，中国在加入WTO之时，就对外资银行开放对本国居民做外币业务的业务，外资银行在大连开业以后，可以对中国老百姓吸收外币存款，这是一个特别直接的影响。那么两年以后呢，外资银行（就人民币业务而言），就可以做中国企业人民币业务。五年以后呢，外资银行就可以做中国老百姓的人民币业务，这就是时间表。最明显的冲击，就是在做外币业务方面，中国的老百姓会发现外资银行的服务和中国银行的服务就是不同，表现在它的服务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有一张美元存款要存，要办托收，我们中资银行，我不知道，你们工商银行是多少，中国的一家主要银行办托收大概要45天，这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外资银行进入以后，这个情况会有所变化。

    问：那时间会缩短到……

    易纲：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张支票这种托收一般的来说应当是10天到半个月，我们45天可能有点太长。我举的是一个小例子，对吧，人家还可能提供一些其它的增值服务，都能对我们带来冲击。但同时又会像上海发生的情况一样，外资银行要对这种服务收费。那么也可能在舆论上，老百姓有一些有不能够接受，有一些争论，但这种冲击是直接的。不过中国人，有的时候怕露富，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存款要有更好的保密性，也有的人会考虑到，我这个存款将来转帐到海外的方便性。由于外资银行海外的网络是很多的，同时外资银行的保密性、遵纪守法和对客户隐私权的保障来讲也较好，他们可能更倾向外资银行。所以我想外资银行进入大连以后，在居民服务上，在外币业务上，两年以后对我们中资企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也不是个坏事，可以促进我们的银行改进服务，提高竞争力。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元和人民币的汇价，中国在过去七年，基本上盯着美元没有动，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的危机，但最终将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是我预测，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对美元会保持稳定。

    电视论坛主持人：：那将来，中国老百姓是否更适于存美元呢？

    易纲：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实际上很少有像在中国存外币这么方便的。比如在美国，你很难在一个小银行中，说我要存马克，我要存日元，小银行会说不行，你要有马克，有日元，你可以兑换成美元，对吧。他的兑换是自由的，但是，你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存外币，（纽约和旧金山有可能稍微方便点），比如说五千个马克，两百万日元，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要给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对银行来说是很昂贵的。你想想，如果一个中资的银行，整天兑付的是人民币，你这个时候要存马克，你要存欧元，你要存日元，那我就得把欧元和日元的现金准备好了，然后，你随时提，我随时给你，实际上提供这种服务是很昂贵的。所以在国外你会发现，到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兑换是特别方便的，但是你要想随便存我本币以外的外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由于改革开放，叫做双轨制，中国历来鼓励吸收侨汇券，吸收华侨往回的汇款呀，我们从来都是给外币存款提供方便的。为什么呢？原来我们的外币市场是努力吸收华侨汇款回来，我们要为国内的这些侨属提供方便，所以我们可以有美元存款，也可以有日元存款，也可以有欧元存款。，中国就外币存款而言，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方便。

    关于我们今后的方向，我想会逐步的与国际接轨。存外币的银行方面，它体现的成本要逐步的从收费中体现出来。最后的这个成本不能够都是由国家背，或者都是由中央银行背。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坚信从长期来讲，中国是一个发展前景很好的国家，人民币会逐渐走向可兑换，所以我希望大家加强对人民币的信心。你持有人民币，从经济上对你有好处，在交易上也为你提供方便。当然还可以判断，要存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自己，对人民币是非常有信心的。

    主持：看来大家对你刚才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刚才接到一个条子，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根据购买力评价，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例应为1：1.5，请问您怎么看人民币的升值问题？

    易纲：我自己就是算这个购买力评价的。我在93年、95年都在世界银行专门同世界银行交换我对中国购买力评价的观点，在世界银行曾专门讲过我的论文。

    我在95年算的购买力评价，基本上是4.2人民币等于1美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算的购买力评价，基本上是2.6元人民币等于一美元。也有1.5：1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这是属于高估人民币的一种观点。我自己算的4.2元，有人批评我是稍微低估了一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在2.6元、2.7元、2.8元这个水平。那么这个购买力评价是个什么概念呢？我解释一下，购买力评价就是说，一篮子商品比一篮子商品，一篮商品和服务比一篮商品和服务。比如说，我穿的这身衣裳，这个鞋，住的希尔顿饭店，吃的是麦当劳和比萨饼，我在大连享受的是这些服务。需要计算的是，我享受的这些同等的服务，如果在美国要花多少钱？这是可以算出来的。但你在计算中要扣除质量的不同。为什么说有人算四块二，有人算一块五呢，就是对这个质量打折给的权重不同。比如，我对这个打折打得比较大，因为中国的环境、中国的卫生条件要比美国差；比如说，一碗面条，在中国吃是一碗面条，而在美国吃，也是一碗面条，虽然都是一碗面条，但是你这个空气里的含细菌量，你这个面条的卫生标准，肉的卫生标准，汤的卫生标准，水的卫生标准，就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就要看对这个质量打多少折，要计算出这个差别。也正是因为在质量打折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一块五是高估人民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二块六、二块七也高估了，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四块二这个比例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通过打折，通过真正比较，我买这么多商品在中国和美国各要多少钱。当时我是抽样中国一百种商品服务的，然后抽样美国的一百种商品服务，最后算出来的是四块二。要回答人民币将来的升值的可能性问题，人民币将来的升值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我们人民币存在着升值的可能性，也存在着贬值的可能性。我首先说升值的可能性，升值的可能性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将来可能发展前景很好，我们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很快，这样的都是我们升值的可能性。人民币也有贬值的可能性，贬值的可能性是因为我刚才说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么高，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国家的货币负债，我们的银行体系不建全，银行有这么多的不良资产，社保有这么大的一个窟窿，按照咱们在辽宁的这个试点，社保在辽宁进行试点，但是社保实际上国家也有一个潜在的负债。如果这些潜在的负债和人民币这些不良资产，最终都要靠国家来弥补，国家告什么来弥补，一个是财政，一个就是货币化。化币化就是印钞票，那么面对就是金融风险，这些是贬值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又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人民币现在是外汇管制的，如果我们放开外汇管制的，美元的需求会增加，这时候是贬值的压力；如果我们继续外汇管制，那么就是管制下外汇好像是供过求，人民币有一个升值的压力，这种升值压力也是不真实的。所以，把各个因素都考虑到了，就既有升值压力，也有贬值压力。我认为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是升值的，如果我们看十五年二十年，人民币肯定是升值的。这一点，从日本的经验，韩国的经验，台湾省的经验都可以看出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劳动生产力提高，将来中国发展好了，经济稳定了，金融改革成功了，人民币肯定会升值。那么从短期看，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外汇管制放开的速度。假如说外汇管制放开的速度非常快，企业可以随便兑换美元对海外投资，老百姓想拿人民币换美元就换美元，你试一试，人民币会是什么价钱，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我们金融改革的财政情况，包括比如说社保的情况，看出了中国的政府的这种隐形的负债，对中国的负担到底有多大，要把这个不确定性都考虑进去。所以从长期看肯定是升值，近期是有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看，我是看好人民币的。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情况来看，你现在到北约，人民币是很值钱的，你到老挝、缅甸，人民币是很值钱的，北边到蒙古，那人民币是非常值钱的，在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在香港已经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了，在香港你可以随时拿人民币换，所以从长期来看，我对人民币是非常有信心。如果说短期人民币一定升值，或者一定贬值，可能都有偏坡，你要把情况分析得很全面以后，就会看到短期，人民币还是维持稳定比较好。

    电视论坛主持人：刚才我还收到一位武汉大学的学生给我写来的条子，他现在正在大连实习，让我们认识一下……

    问：我想问一下，中国的好多银行可能都存在一些死账，烂账，而中国的一些企业可能要进入金融业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否由于如果把这些企业资本都融入金融业的话，这些死账、烂账问题就会显得很明显，可能这就是企业想进入金融业改革一个很大的难题。请问，这个问题您能怎么看？

    易纲：欠账要还钱，我是非常反对所谓豁免，或者给予特殊政策的，因为这会造成道德风险，就是说让这种不还钱的人占了便宜。我觉得从政策制定上，就不能让不还钱的人占便宜。但社保是社保，低保是低保，该社保的社保，该低保的低保，国家要对这个三条保障线坚持的执行，做到应保尽保。但是对一个法人和自然人他所欠的债必须要还。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在改革中进行处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防范道德风险，就是不能够让不还钱的人占了便宜，不能随便豁免债务，这样会造成其他按时还本付息的好企业、好个人感到自己没占着什么便宜，这样会影响今后的预期的稳定。

    主持：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易纲：刚才他还提了一个问题，是说如何提高信息化的程度，因为目前对我国金融业改革来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提高信息化的程度，他说国外银行在这一点上就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在国内金融业信息化的程度有限，信息化步伐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弥补这个真空，或者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办法。信息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化来解决，但是信息化比起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它还是比较浅的问题，更深的问题是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信息化实际上属于一个管理的方面，它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比如说商业银行进行联网，比如说商业银行二级分行每笔的柜台交易都进入计算机的集中处理。

    电视论坛主持人：还是属于一种形式。

    易纲：还是属于一种监控和管理的形式，你比如说商业银行二级分行的每笔的业务都到了中心处理，那么北京的总行可能看到商业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的每笔的交易，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我要问的就是，比信息化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什么在推动着信息化，是什么在向着非常节约，非常有效的信息化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它只能是产权明晰，真正有人对资产负责，他才会提出这个管理的要求，只有这个管理的要求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约机制的完善，才会在这种要求下，实行非常有效的信息化。如果大家要是看中共中央5号文件，2002中共中央5号文件，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讲到商业银行的时候，讲了一段，就是商业银行要大力的推行信息化，让计算机网络的建设，整个数字中心的集中处理，这些要求都提出了，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基于信息化的重要，但是真正能够持续的推动信息化，不断的更新你的信息化的水平，这就要求你有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治理结构。

    主持：下面这还有几个问题是关于保险业的，咱们先谈第一个问题，中国入世后对保险业明显的冲击是什么，国企的保险业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易纲：对保险业的冲击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去年人均保费是大概是15美元，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8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比全世界平均水平要低的多。那么就是保费占GDP的比重，中国的是1.8，全世界的保费占GDP大概是7%左右，发达国家是超过10%，也就是保费在GDP中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外资保险公司在WTO谈判过程中，都盯着保险业，就是说保险在中国最朝阳，最有发展力，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是比证券、银行都快的多的一个产业。这从我刚才说的保险的密度和保险的深度都可以看出来。那么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保险现在管理的水平比较差，和外资银行比起来差距是比较大的。这个挑战首先是管理上，理念上的挑战。然后你会感到品种差距也会比较大，如外资保险公司，特别是合资保险公司。我们对WTO承诺了以后，寿险我们也做了承诺，产险我们也做了承诺，将来我们都会严格的覆行这个承诺。但是你会发现外资保险公司，还有独资的外资保险公司,比如像美邦,像AIG这样的公司,它们对我们的这种市场,客户还有产品的争夺,都会走在我们的前头。车企的这个保险呢,会有机会,目前外资进来以后,找到的这个伙伴,因为我们保险不够,它要合资必须找伙伴,它找的伙伴有很多是国企,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我希望,有识之士,有投资意识的人,能意识到保险是一座金山,今后的投资会有很好的回报和很高的增长率。

    电视论坛主持人：易纲先生,我个人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更多的听到说国外的保险业进入到中国以后,给我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要向人家学习什么,那么目前来说,我国的保险业自身来说,跟国外的保险业相比,我们有什么优势呢？

    易纲：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是本土的保险业,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比如说像中国人寿,人保,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保险将来发展的模式很可能是这种推销员、代理商的模式，不会是一个营业部的模式。你看我们证券公司，走的是一个营业部的模式，保险公司它主要是保险公司设计保单，承保，而它是雇用大量的推销员，不是用营业部这种形势来推销他的产品。所以这个中资保险公司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和它已争得的一个保险份额，和它的商用，这些都是它的优势。但是，你想保险最后靠的是代理人推销保险，我们这种优势也不是很大。因为它不靠你这种网络，它就靠代理人的这种方式就能够推销。同时如果你仔细的观察平安保险这家公司，最近也变成更成合资，平安保险的发展是很快的，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中国人学东西很快，而且学完了以后，运作成本非常低，和外资的保险公司竞争是有优势的。首先，你外资保险公司比我先进我承认，你推出一个产品，我一个月以后就能学会，跟你还差不多。另外，你推出一个产品，用的人是靠几十万美金，上百万美金，我用的人可能只是十万人民币，那么咱俩的竞争成本就差的很远。你虽然占有这些，我一个是依靠我本土的优势，第二依靠我学东西很快，学完了以后，成本很低的优势跟你竞争。所以这就使平安保险最近在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比如说现在上海、北京、平安保险它的增长率都是最快的。在和外资保险公司竞争的过程中，平安保险公司并没有表现得弱势非常的大。所以我想，将来这个优势还会体现出来，这就是我对金融业有信心的一个观察，一个依据。我想在今后的竞争中，中国的金融业，不仅仅是保险业，还会体现出这个优势，就是我的成本低，我有网络，并且我学东西很快。这个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是我们要加快中国的金融改革，使得我们金融机构的产权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都能够到位。只要这两样到位了，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什么东西都是可能竞争的，而你这个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不到位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希望。

    问：易纲先生您好，从简历上看，你是1980年离开北京大学到美国去学习的，恰巧在80年我也是北京大学读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校友，在大连见到校友也很不容易，很高兴利用既是大连人又是校友的双重身份，与您交流。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在刚才的报告当中讲到了，就是我们在ＷＴＯ中承诺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尽管法律上没有说不允许，但对内资民营资本准入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基本是不可能的，您提了两个民营机构，一个是新希望和东方集团，他们有他们的特殊背景，所以在这时情况下进入了。但对一般机构来说，金融银行业进入还是很难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外方要求的是国民待遇，实际上我们中国政府给予对方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所以我也感觉到对我们民营资本或者是国人很不公证。那么这种状况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改变？第二个问题，你作为央行国际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也请您谈一下，中国这个资本市场最近的一些表现和您的看法，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政策很明显，是希望中国政策活跃，但资本市场的表现有点失常，有点背力，在跌，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第三个就是轻松一点的话题，如果不方便可以不回答，在报告结束的时候，你谈到对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应该是一个乐观的态度，那么你本人对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有投资，比如购买股票，或者是基金，如果不方便可以不方便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易纲：国民待遇这个事、对内资开放这个事，我一直在奔走呼号，在各个方面呼吁做工作，从立法，一直到货币政策的制定，我都在竭立的推动，同时在很多个案的处理上，我也做出基本是国民待遇的判断，尽量做到不对内资歧视。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跌过一跤，就是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城市信用社，大多数是民营的，大多数现在看来是短期行为造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正是由于这个记忆，所以有关部门就非常的小心，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感到很悲衰。为什么呢？就是你制定政策的本意是要代表国民，代国中国的民族业，然后向我们的民族业开放一件事，允许他们做一件事，或者是市场化一件事。但是这可能就是你失败，政策根本就没有法推出。还有可能，就是政策推出了，但我们的国民，就是你代表的金融投资者也好，民营企业家也好，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行为不规范，然后他们把这件事给搞坏，搞坏以后，把这个市场给灭掉。我们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在资本市场也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那时你会感到非常的痛心疾首，你为这些人请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来制定一个政策，结果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被很多的人滥用，仅仅是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然后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把整个市场关掉，使那些好的投资人也没有机会了。现在这个事儿说不清楚，因为我自己就深刻的体会到了这种无奈。我很理解你，我非常深刻的懂得什么叫国民待遇，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竞争力将来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祖国繁荣富强意味着什么，我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很难推进，而这种很难推进中，有认识上的因素，有历史上的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差得太远，这里鱼龙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当你一个政策出来了以后，马上就有人跳进来滥用这个政策，然后把它搞坏，违规违法，为已谋利，然后有关部门不得不把它关了。改革开放２０年，市场经济这么多年，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银行发展了这么多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太多了。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本市场，我刚才说中国的经济要健康，将来直接融资的比例要提高，资本市场要发展，股票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要大发展，而且我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也是看好的，我们从货币政策制定方面，也对这个进行配合。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官员，我很少投资，因为我如果投资可能有一些利益冲突，所以我的大部分金融资产是以存款的形式存在的。

    问：易纲先生您好，我是大连韩伟集团的员工，有这样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就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诸如花旗，汇丰等等都是历史优久，资金雄厚的大银行，而与国外的这些外资银行相比，中国银行具有规模少，分散经营，而且资金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特点，那么在未来我国的金融市场注定要开放的情况下，我们的金融业是继续打这种分散的游击战更好呢，还是应该通过重组兼并，形成一些大规模的银行，能和国外银行业面对面的短兵相接更好呢，我想听听您的观点，谢谢。

    易纲：如果要是做大的话，一定是以市场的方式兼并重组，而不是以行政的方式拉郎配。我们现在有一种观点要做大，因为全世界的银行都做大了。中国银行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种就是把大银行给拆小，太大了管理不了，五级，神仙也管不了。五级管理，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营业所，没人能管得了。包括内控，全国几万个网点，什么都管不了。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就主张银行一定要拆小，把它变成城市银行，下面变成区域形银行，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不能拆小，不但不能拆小还要变大。从资产上看，在全世界的银行中，工商银行已经排到第六第七了，中国银行排到第十左右。我们还要把它变大，变成更大，重组，要迎接ＷＴＯ，这也是一种思路。我认为绑在一起的舢板不会变成航空母舰，行政命令的合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在大小方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你有这个，会有竞争力，如果没有这个，你是大也不行，小也不行。对中国的银行，我们曾经研究过，是产权约束还是规模约束，中国的银行绝对不是规模约束，因为我们的这个工、农、中、建已经很大了，在全世界都数得上；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家，占了这个银行业的三分之二，这个集中度和这个大银行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他们在规模上一定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不主张用形式的，或者是表面上看是市场的，实际上还是行政的方式把我们金融机构继续做大，而要以市场的方式竞争，如果发生兼并的话，一定是真正的市场行为，这样的兼并和重组做大才有可能。

 

    电视论坛主持人：现场的观众的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和易纲先生的交流不得不至此为止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易纲先生大家跟您怎么联系呢，可以用Ｅ－mail.好吧，节目结束，易纲先生会告诉大家易纲先生的Ｅ－mail.地址，在此，我建议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易纲先生不辞辛劳到大连来和我们交流，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嘉宾中国经济５０人长安大连（电视）论坛今天完成即定的节目，诚至的邀请您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