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热要从治冷入手,才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答新华社记者问
4月30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就如何面对当然经济过热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汤敏认为,目前中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避免经济过热已是无庸质疑的,但如何走出过去20多年经济循环中“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如何防止经济大幅滑坡,通缩卷土重来,出现硬着陆的现象, 需要有新思路和机制上的突破。他认为,当前既要实现一部分过热行业的软着陆,同时更要大力促使一些急需发展的行业起飞,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角度看,治理社会急需发展的重要领域过冷的问题, 与防热问题同样重要, 甚至更为重要。防热要从治“冷”入手, 才能保持长期均衡的发展。
“冷”在哪里?
汤敏说,在一些领域已经过热的同时,农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就业, 减贫等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一直偏“冷”。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这些该热的领域热起来,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他说,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40%以上,而在拥有9亿农民的广大农村,对农林牧渔等领域的投入增幅仅为0.4%。事实上, 今年头两个月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负增长, 去年也才增长了3.7%。尽管一季度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达到9%, 但这可能只是去年底粮食价格上涨和消减农业税的一次性效果, 农民收入增长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与此同时,根据他整理的对与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的数据,包括信息软件业,零售批发业, 住宿餐饮业, 商务服务业, 科研与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在内的 产业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27%左右,相当于制造业增长75.8% 的幅度的一半不到。
再看全社会都非常关心的就业问题, 去年 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1%,但城镇就业仅增长3.5%, 城乡就业人数更才增加了不到1%。在宏观经济已经明显过热的情况下, 就业问题并没有很大起色。预计今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可能还会略有上升。最近的数据显示, 2003年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的农村人口不减反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现象。
冷热兼治, 才能平衡发展
汤敏认为,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内的多次治理经济过热的经验表明, 矫枉往往要过正. 行政措施与经济措施双管齐下, 过热的经济,过热的行业增长是降下来了, 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不该降的的行业也往往跟着受损. 大量资金沉积于银行系统,就业低迷, 经济走向低谷,甚至会出现通缩。汤敏认为, 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 在防热的同时, 花大力气治“冷”. 采取行政与市场, 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把民间投资的热情与资源从过热领域引导、转移到急需发展的领域。应该看到, 只有这些与人民收入和生活 息息相关的领域发动起来了, 只有就业在提高,消费在启动,我们才能放开手脚治理投资领域的过热现象. 治理过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个目的, 单单防热是不行的. 当前, 我们要切忌单边治理的模式, 重蹈治热以后若干年的萧条的覆辙,使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何使 “冷”的领域”热”起来?
汤敏指出,这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把这些偏冷领域带动起来的现象暴露出我们的投融资机制, 经济体制的问题. 应当抓住当前治理整顿某些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机遇,把着力点放在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力求打破体制上束缚,使那些急需发展而又长期偏“冷”的领域热起来。.
汤敏认为,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而粮食种植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这是造成种粮回报不高的根本原因。因此,对农业的投资要根据中国的特点,重点放在劳力密集型产业上。汤敏说, 他最近到四川、贵州、甘肃、宁夏、河南等省贫困地区的考察发现,即使是在这些较贫困的地区, 投资的潜力, 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都是很大的。如果能有较灵活的机制,较特殊的政策,农民是能用好钱, 投好资的. 这几年亚洲开发银行在福建、河南投资的两个农业项目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农民借3000到5000元的小额贷款买几头小奶牛,肉牛,3到5年内就可发展到10来头牛. 农民借钱投资的蔬菜大棚, 种的果树, 年投资回报率都很高. 收入得到了保障, 很多借了亚行钱的农民都不愿到城里打工。
汤敏说, 这些方式并不是亚行的发明. 对农民的小额贷款在全世界范围实行都比较成功. 在孟加拉,有40%的农民没有土地,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3,小额贷款利率高达20%。但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够用好贷款, 还清贷款,改善了他们生产生活条件。原因就是实行了一套与商业银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小额贷款体系,强调农户的参与和自主发展。这一点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国际经验还证明, 只要农民有充分的自主权, 配合多样性的技能培训, 一般不会出现大面积的产品卖不出去的现象。 失败的项目往往都是地方政府或执行机构过于热情,强制性的推广单一产品, 在经营方面缺乏多样化的指导而造成的。
汤敏认为, 中国对农业投入不足是体制问题造成的. 中国应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他说,首先要建立使农民的资金大体上留在农村的机制。目前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每年从总共才创造出15,000亿GDP的农村抽走3000亿到4000亿元现金。要有一个如何将这笔资金返回到农村金融系统中, 再转贷到农户中的机制。 这就要加快农信社改革, 完善与扩大对农户的小额贷款规模。国际经验还证明, 农村金融也要有竞争。 应逐渐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投融资领域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小型民营金融机构的成立,包括允许非政府组织向农户提供贷款。
在城市, 汤敏建议,要切实建立起激励中小企业, 服务业发展机制,拓宽中小企业的投资渠道。目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4%,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阶段的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服务业还可增加1万多亿元产值和 1个亿到1.5个亿的就业机会,潜力十分巨大。但是,体制问题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服务业仍有50%的投资来自国营部门,比重相当于制造业的两倍。
加快中小企业, 特别是中小服务业的发展是解决多就业, 少用能源, 保护环境, 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这里的核心是建立适合于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体制. 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中国特别缺的是大量面向中小企业的专业投资公司。它能把老百姓手中的钱集聚起来,以专业的方式寻找好的中小企业,并把赚到的钱拿回来与投资者分享。国际经验证明,大力发展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能较快、较大规模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金融改革的重点,要从盯着银行的思路中跳出来,优先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问题. 对解决这一问题, 亚行提出了一个由政府支持但由民间来投资和管理的中小企业股权投资机制的建议. 政府与民间分别出一部分资金建立投资基金,由基金对中小企业直接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基金由民营企业组成的机构进行管理,五年后政府资金可以以本金加利息或别的方式退出。愿意做投资的民营企业都可以参与,国家进行资格考核。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都有政府支持的这类资金。各国的实践证明,这类政府支持、向民间让利的方式能吸引到大量的民间资本来参与对中小企业的股权投资,社会与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汤敏指出, 中小企业融资还要打开从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当前要尽快推出深圳中小企业板市场。同时, 也要发展民间担保机构,完全靠商业化的操作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还要建立一套再担保体系,来分散担保公司的风险。
汤敏还指出,加快开放民营中小银行试点也不失为使 “冷”的领域”热”起来的好途径 。民营银行的发展趋势是很明显的。全世界成功的银行90%以上是民营银行。出现风险的总是少数。目前对于民营银行争论的焦点已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 而是要加速发展还是要缓行的问题。 加快民营银行试点, 是解决民间资本出路, 中小企业融资的的好办法。 要试点就要多样性,有突破性. 要有配套机制;如利率问题,存款保险问题,试点监管等等。民营银行要大胆试点,谨慎推广。
最后, 汤敏表示,要防热治冷, 各级政府就要从”增长优先” 思路中跳出来, 真正树立 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要把防热与治冷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建立一个治冷有功的激励机制。 他认为, 只要中央以坚定的决心推进体制改革,使经济增量更多地来自于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近期就能够在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同时还能够避免通缩和萧条, 达到均衡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