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说，中国经济从2003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资源短线愈来愈难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过大的投资规模。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了过热现象的某些症相。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长，虽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影响，但是全年仍然增长了9.1％。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广义货币增长了19.6％。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界就发生了一场争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势判断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过热，不但不需要踩动刹车和采取任何紧缩性的宏观（总量）经济政策措施，相反应该用更充分的货币供应来支持更高的增长。

　第二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货币过量供应，应该采取紧缩的政策。但持这种意见的人，多数并不主张采取非常强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是主张用一种谨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货币供应逐渐地放慢，增长速度逐渐放慢，保证经济逐步降温，实现所谓软着陆。

　第三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没有全面过热，只是在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业、冶金、建筑等出现了局部过热，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动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总量调控，而是运用加强项目审批制度等行政干预措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

去年第一季度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但那时第一种意见占有绝对优势；到了第三季度，提出第二种意见的经济学家开始多起来了，但是直到年底，多数决策部门还是倾向于第三种意见。这种情况到今年第一季度才发生了变化。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宣布把去年的GDP增长数字由8.5%修改为9.1%。第一季度GDP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的增长是43％，广义货币的增长保持了19.1％的高水平。这给人十分明确的印象：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

　在此情况之下，决策部门和经济界就比较多地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在2月份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危险，他说今年的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关口，而且这次挑战可能比去年SARS时期所遇到的挑战还要严峻。随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较之去年更加坚定的货币政策措施，如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中央银行对银行贴现利率也采取了浮动的利率，这样就力求使得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实现软着陆。

　从中国人民银行（PBOC）领导人的公开演讲看，中国的中央银行似乎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进行小步地微调，如果效果不明显就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说，现在看来还不需要动用利率的手段，但是并不排除今后运用利率的手段来调整货币供应。

　对今年货币供应的形势和宏观经济是不是能够软着陆，应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现在有的中国经济分析家，比如说第一波士顿的首席分析员陶东先生认为中国已经错过了软着陆的机会，很可能硬着陆。吴教授则较他乐观一些，因为在今年从2月开始，中国政府以更大地力度支持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整宏观经济。在党政领导的支持之下，有希望实现软着陆。但结果并不是完全确定的。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以中央银行为代表的意见，认为既然是宏观经济过热，就应当要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来调整需求总量。另外一种意见，即去年占优势的第三种意见，还是认为不是总量过热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即一些产业的局部过热，只需要对这些产业加强控制，比如说加强项目的审批制，派出督察组加以检查等办法就可以解决。

　不是采取宏观经济总量的手段，而是就一些部门采取手段来遏制这些部门的投资过热，由于会遇到一些地区和企业的抵抗和反对，效果不明显。即使可能使得经济降温，但是“一刀切”的办法会使成本太高，效率损失会太大。他认为主要应当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使之与可能的供给总量相适应。至于结构问题，即有限的资源如何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主要是由市场去决定。这样做可能效果更好。

　而从长期来看，出现过热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效率太低。吴教授使用了“增量资本产出率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的指标来反映中国当前的投资效率。经济学界公认，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投资效率太差。1997年危机发生以前，投资率很高，但是投资效率很差。发达的国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家只有1至2倍。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ICOR达到5倍之高，即要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增加5块钱的资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 ICOR在5倍以上。改革开放以后有所改善，到了1992年降到最低的水平，约在2倍左右，1996年以后持续地上升，最近几年的水平是5倍到7倍，用大量的产出来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前年中国的全部投资占了GDP的42％，去年大概占45％左右；而美国一般是10％，印度近年来达到了跟中国相当的增长率，但是去年只用了24%左右的GDP来投资。 印度的ICOR只是2倍到3倍。中国这样一个高投入、靠拼资源维持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增长质量很差，而且很难长期持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更不可能长期支撑这样低效率的增长。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最根本的措施则是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重点是银行系统的改革。中国政府从前年开始逐步加速了银行系统的改革，在最近贷款增加失控的情况之下，政府更加紧锣密鼓地部署银行系统的改革。另一个重点是政府改革。去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会和今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强调了改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要求在十年的时间内建立法治政府。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有多种迹象表明，最近期间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加剧。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努力在WTO的框架内解决贸易摩擦，与贸易伙伴采取协商、讨论的办法, 采取了一种求实、合作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是能够取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解决的。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由外汇供求情况来决定，但是有管理的，当波动幅度过大的时候，中央银行要介入。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根据各方面的要求，为了保持整个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帮助东亚邻国克服困难，中国政府确定了不贬值的方针。自那以后，人民币汇率变成了盯住美元基本不动的汇率制度。

从1993年日本提出人民币汇率人为的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后，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界对于汇率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人民币绝不能重估和升值；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币是低估了，主张用比较短的时间进行人民币的重估和升值；第三种意见反对用行政的办法，进行升值是不合适的，但是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要加以调整，变得更为灵活。

　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币汇率没有浮动，会造成价格信号的失真，不利于经济有效率地发展。第二，人民币如果处于低估的状态，不利于鼓励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进行产品创新和提高附加价值。第三，人民币的低估会造成低成本的假象，比如说扭曲了出口产品的真实成本，包括对于社会环境造成的损害这一类成本。第四，为了保持人民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不得不用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去收购美元，这样就创造了过多的流动性。过多的流动性和经济软着陆、降温是矛盾的，这就压缩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从这方面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应当改善汇率形成机制。如果说允许人民币浮动，在当前的情况下它是会缓慢升值的。中国政府一再表明无意用行政性的升值，因为这样做会给投机资本可乘之机，不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会扰乱整个世界经济。但是承诺要改善汇率形成机制。从格林斯潘先生和美国政府其他官员最近的言论看，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当然，改善汇率形成机制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中国将在各方面专家的技术帮助上，积极地做好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