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率先提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在我看来，这应该是2003年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亮点。但是，个人认为要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恐怕首先就要大胆放弃以公共资源维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做法。因为一切产权的所有者，无论他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会有维持其产权利益的本能、都不可能同时担当竞争主体与裁判的双重职责。只要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扶助国有企业的做法不纠正，只要“公有制主体地位”作为一项原则不予废除，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政府也就不可能改变其与民争利的性质、真正放弃“经济建设型政府”而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所以，“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一原则就是政府转型的最大包袱。唯有让国企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政府才能正确到位，成为“为市场主体和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成为“能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迟福林先生曾指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应当再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不应当再垄断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不应当拥有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①我们不难发现，沿着这一逻辑走下去，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终将不复存在。这必然触及我国意识形态的深层领域——我们是否还要公有制的理想？

    所以要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妥善处理好公有制理想与政府转型的矛盾。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思路：就象邓小平勇于承认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首先承认中国还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已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是实质上的官有制。然后放弃官有制走向民有制，最后走向更高形态的真正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有制。

    多年前，我曾作《物质的意志》一文（由于思想不够成熟一直束之于阁），文中探讨了物质的“聚合”与“融合”这一概念。这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聚合态指的是物质无机聚合在一起的结构状态，而融合态是指具有不同个性的物质融合成新的物质结构的状态。例如，当自由活泼的氢气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变成固体时，氢家族就实现了高度“团结统一”的“聚合态”。而当氢与氧自由地相遇后，一起在火热的情爱中融合成水，水的存在就是氢和氧的“融合态”。我们可以低温或高压的方法把氢气压缩成固体，这一过程可称作聚合作用，而当我们让氢和氧燃烧生成水则可称之为融合作用。 “同性相聚、异性相融”便是聚合与融合的基本原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随着各种物质结构的演化，不断融合出新的物质结构，物质世界中的聚合因素与融合因素便日趋复杂，而且融合态结构的出现也并不是完全不要聚合力，关键是一个适度的问题——生命不能在地心出现，也没有在引力极小的宇宙真空中诞生。所以为方便理解，我们还必须建立另一组相对的概念——物质结构的聚合度和融合度。有了这些基本概念，当我们再来考察宇宙万物时，就会发现，越是无机的物质结构、聚合度越高，越是有机的物质结构，融合度越高。越是低级的结构，聚合度越高；越是高级的结构，融合度越高。无机物的聚合度相对为高，而有机物的融合度相对更高；在所有自然界物质结构中，人体的融合度最高，金银铜铁等单质聚合度最高。

    生命之所以不在地心而是在地表出现，原因就在于，生命是一种融合态物质结构，它难以适应聚合力太强的环境。在我看来，物质不断克服聚合态向融合态发展的内在趋势就是宇宙万物进化的终极因，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阴阳和生万物”吧。看起来，似乎这一原则不光通行于无机物和有机物构成的化学世界，同时也是生物进化甚至社会进化的共同原则之一，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这里将要描述的产权或所有制发展。

    考察不同所有制（同样适用于微观产权结构）聚合度与融合度的差异，必须从形成的原因、维持制度的因素和制度的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凡是聚合态的或聚合度较高的所有制或产权结构，其形成的原因和维护因素中一般暴力、权力、压力的因素较大；凡是融合态的或融合度较高的所有制，其自愿、自由的成份越高；就结构而言，凡是聚合态的或聚合度较高的所有制中，劳动力要素的个性化程度越高，反之越低；凡是聚合态的所有制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互补性越低，反之越高。当然，从聚合态所有制向融合态所有制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其它要素需要考量，如系统的组织性、无组织力量、信息通讯机制，为简化起见，不一一列入。

    根据以上几个基本要素，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制。

    聚合态公有制——原始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是原始公社制度。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劳动仅够维持生存条件。没有剩余产品，没有交换，没有剥削。原始公社只能实行产品的平均分配，劳动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都是共有的。③原始公有制的形成是以自愿、自然为主。原始生产要素的个性化不高，所以原始公有制的融合度也非常低。维持原始公有制的聚合力主要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存压力。由于狼虫虎豹四处游走、生产力极为低下，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是非常强大的，这从原始人对猛兽的图腾崇拜可见一斑。原始社会中的个体几乎不可能离开集体而生存，人们的自愿也是在自然的强力下不容反抗的无奈，这种强大的生存压力使原始公有制实质上表现为一种高聚合态的公有制。一切聚合力下形成的物质结构在聚合力相对下降后就会渐趋解体，一如浓缩在容器中的液态氢一旦解除压力就会迅速变为气态一样。因此，自然的压力在人的生存力提高，非集体的生产成为可能后就会相对下降并最终导致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在人类已有的两种聚合态公有制中，原始公有制是在人类生存力提高导致自然聚合力相对下降而瓦解的，而苏联、东欧的聚合态公有制则是在人为的政治聚合力难以为继以后瓦解的。

    聚合态私有制——奴隶社会。再看奴隶社会，我们知道，在西方，奴隶多数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因此暴力是西方奴隶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奴隶制社会，土地和生产工具属于奴隶主，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尽管出现了分工，生产要素的个性化有所发展，但由于奴隶劳动力是在非自愿、缺自由的强制条件下被聚合起来的，这种所有制因暴力而形成，又在暴力的压制下维系运作，特权者的自由是建立在广大劳动者的个性压抑与权利剥夺上，因此奴隶社会的所有制仍然是一种高聚合度的所有制。和原始社会的聚合态所有制不同的是，奴隶社会的聚合力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聚合力。木星上氢在自然条件下就以固态存在，而在地球上却是在人造的钢瓶中存在，奴隶社会就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钢瓶”。钢瓶是一种额外的成本，一切聚合态所有制都需要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以获得这种成本。

    不管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没有一种所有制会在人造的聚合态下永远存在，原始公有制在自然压力下可以存在几百万年，而奴隶制在人造压力下却只能存在一两千年，因为人造压力是一种高成本的压力、因为钢瓶是会生锈老化的。聚合力必然导致被聚合体的反作用力，对奴隶的压迫必然酝酿反抗的浪潮。奴隶社会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聚合态所有制只有不断降低其聚合度，提高融合度才能继续发展。

    分散态私有制——封建社会。如果说原始公有制与奴隶社会私有制同为聚合态所有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话（前者为聚合态公有制，后者为聚合态私有制），封建社会则是一种分散态的私有制，这其实犹如高压低温下的液体一减压就成为气体一样，分散态正是强聚合力降低的结果。说封建社会是一种分散态的结构，马克思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②。要融合首先就要有聚合态结构的分解，其实，分散态的封建社会私有制实质上是介于聚合态所有制与融合态制所有制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正是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一种准备。没有细胞就没有组织，正是在分散态的封建社会，一些微细的融合态产权结构开始悄悄成形，家庭便是基于最自然的两性互补的微观融合态产权结构，它完全符合融合态结构“同性相聚、异性相融”的基本原理与一般条件，资本主义之所以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其源头就在基督教为每一个家庭提供的那一纸契约上。没有氢和氧融合成水这一最细小的融合态结构，就不会有其后丰富的有机物质结构和蛋白质大分子的出现，更没有生命的形成和人类这些高度复杂的融合态大结构的诞生；同理，没有家庭这一最基本的融合态结构，就不会有类似的建立在契约和自愿基础上的其它更复杂的融合态产权结构、不会有作坊、也不会有其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公司、集团。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保护了家庭这一最基本的融合态产权结构。公与私是相对的，封建社会是私有制，但家庭却是融合态公有制的细胞，共产主义的真正源头不在原始社会而在封建社会。

    融合态私有制——资本主义。与两性互补的细胞级融合态产权结构相比，更大融合态产权结构必须建立在更多生产要素融合的基础上，不同的生产要拥有者，或者拥有土地、或者拥有劳力，或者拥有资本、或者拥有技术，在自由的市场上相遇，自愿地组合到一起成为作坊、企业、公司，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融合态产权结构（如股份制）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是融合态产权结构进一步扩大的结果。同性相聚、异性相融，融合态产权天然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自由主义、人的个性化相容，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产权结构从聚合态向融合态的重要转折，资本主义社会既高度竞争、又是一个高融合度的私有制社会。融合精神发展到哪一级组织，社会都会随之发生性质的变化，当融合态结构停滞在家庭一级细胞时，社会就体现为封建社会，当融合态结构扩展到企业一级时，就自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同理，当融合态结构扩大到全社会，就必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家庭——融合态经济细胞，资本主义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原因。资本主义竟然建立在西方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社会基础上，这似乎与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不相符合，因为古罗马、古希腊都曾经创造辉煌的文明，科学技术非常先进，生产力非常发达，但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奴隶制社会萌芽，却偏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富裕程度远低于奴隶时代的黑暗中世纪中萌芽？我推测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融合态结构只适于在社会聚合力较小，劳动者的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条件下形成。产权分散的私有制导致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贫困落后，却恰恰为资本主义培养了大量以家庭为单元的微观融合态产权结构，为资本主义组织发育提供了细胞基础。这些由底层劳动者组成的经济细胞恰恰是奴隶社会无法提供的，也证明资本主义不是要建立在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而是必须建立在以经济权利为主的更高的人权基础上，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刚诞生就随之发出了人权呼吁，美国甚至以《人权宣言》作为立国的起点。而中国之所以在封建社会领先于西方，也与中国农民享有比西方农奴更多的人权不无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异数。那么，同时期的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呢？在保护家庭这一最基本的融合态结构上，中国的封建制国家比世界同时期所有其它国家都做得更好，中国却没有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发祥地。我猜测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的封建王朝为克服封建社会分散态的本质特征做出了非凡的努力，通过由儒生系统构成的全国范围的行政架构有效地克服了分散态造成了大一统局面。很多物质结构如蛋白质大分子都是在大量随机无序的运动中偶然碰合出来的，融合态产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需要机率，分散态的西方封建割据恰恰为它提供了更多的机率或可能性。这里不行换那里——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于意大利，又在意大利消失，经过几次阵地转移才得以发展起来。而克服了分散态的大一统中国封建王朝即使创造了令西方艳羡的文明，却不能在其周期性崩溃时为萌芽的资本主义成份提供转移阵地的机会。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萌芽，而是象秧苗一样还没来得及移栽就被反复的革命浪潮淹灭了——而当它终于能有效控制内部革命时（宋朝），外部的军事威胁又成长起来了。

    其实，中国在封建社会阶段的发展成就令西方的封建社会望尘莫及，宋朝曾经创造了单一国家占全世界经济总量过半的奇迹，个别年份甚至达90%，远远高于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同时，它虽然没有领先世界发展资本主义，却曾为资本主义的传播与更大规模发展创造了最适宜的土壤，不能领先不等于不能跟进和学习，只可惜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抓住历史的机会。说宋朝曾是发展资本主义不错的土壤，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无法认同，然而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必要条件时，就会发现，我们的大宋王朝曾经令人惊讶地具备了某些至今值得我们朝之努力的资本主义条件：例如国民的道德诚信、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如禁杀奴婢，丞相的儿子杀奴要被判死刑，今天或许没什么奇怪，对照一下同时期西方反差就太大了），保护弱势群体的文化教育权利（皇室与官家子弟与平民在科举竞争中没有特权反而受压抑），对微观融合态产权结构——家庭为单位的民有制的有力保护、提高国民素质、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疏通商道、通信，有效的全国性行政管理、轮换的官制使地方保护主义降到较低，抑制豪强非法兼并土地（尽管做得不够成功但属于“执法不力”，要注意西方贵族特权却是“立法”问题不是“执法”问题），学者们已经以大量数据证明了宋朝经济的奇迹，同时却将之称之为一个谜，甚至有人简单地将之归为“疯狂敛财”⑤，其实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文化本位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⑥，二是微观融合态的家庭产权结构比西方发育更健全，三是宋朝的农民比西方的农奴享有更多的人权——甚至已经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地位。正是基于同样的三个理由，宋朝以后的王朝错误地吸取宋朝灭亡的教训，一是逐渐背离儒家文化本位社会的理想，二是对融合态经济细胞和私有制的保护不力，三是公民权利遭到越来越多的压抑--如明朝特务组织无所不在。

    中国农村，重新培养融合态经济细胞的必要性。当我们在认识宋朝经济奇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封建社会分散态的产权结构其内在逻辑是不利于统一王国出现的，因此西方封建时代企图建立强大的统一王朝的努力几乎清一色地失败了，唯一的例外查理曼帝国也只存在短短的几十年。反观我国的封建王朝，不仅动辄几百年的寿命，而且几乎都能在立国短短几十年内在废墟上重建经济，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经济修复能力。如汉、唐、宋、明、清。唯一的例外倒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建国后，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最终面临全盘崩溃的危险。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破坏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融合态产权结构建立的高聚合度计划经济是一种扭曲的所有制。因为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聚合态产权到融合态产权，是所有制进化的两个方面，我们表面上在一个方面实现了大跃进，却在另一方面严重退化了。高聚合度的公有制正是“大跃进”运动中无数农民饿死的根本原因。家庭是最基本的融合态产权结构，改革开放仅仅是部分地释放了这些经济细胞的活力，就不仅迅速解决了粮食问题，还令人“意想不到”地实现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而今天我们又面临三农问题的巨大危机，我相信，把更加清晰的土地产权交给农民，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可能担心出现土地兼并，出现“地主”，然而事实上我们正是需要土地集中，需要“地主”来承担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企业建设的使命，在法律规束下的自由市场中靠自由竞争和效率优势产生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残酷的剥削者”，而且将成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市场“英雄”，他们将比土地集权条件下以权力寻租方式兼并土地者更具理想色彩，更能担当责任。 “英雄”永远只是表率，其主要作用是把普通农民无法感受到的国际竞争压力直接摆到农民眼前，土地向“地主”集中的趋势在“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无限发展，因为更多的农民为了应对“地主”们集约化生产的竞争压力，将选择以民主、自愿的方式将土地作为股份合并，土地的股份制将自然而然成为农村的主流。或许有人会说土地不要民有化，让政府来帮他们建立股份制。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政府的作用往往只会增加聚合因素，降低结构的融合度。只有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不同生产要素互补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最稳定和最有活力的融合态结构。包办婚姻之所以酿成悲剧就是因为聚合度太高，融合度太低，强行的拉郎配只会造成新的弊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已经换了很多药方，其中也少不了股份制，但见效甚微，关键原因就在于政府力量仍是一种聚合力、不是融合力，政府主导下的国企股份制改革残存了太多聚合因素。政府可以为农民提供教育、咨询、法律等各种公共服务来引导农村股份制，但不应该直接主导，这是融合态产权结构发展的内在要求。一首爱情歌谣唱得好，泥人儿没捏好，就要打碎了重捏过。要想追求未来有机的、富于活力的融合态公有制，就必须先保证微观的融合态结构的发展，没有氢原子和氧原子融合成微小的水分子，就不会有生命的大分子，没有家庭、民企、集团公司这些一级级扩大的融合态产权结构，就不会有未来的融合态共产主义公有制。今天的分散正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集中，公有制必须从微观实践开始，我和你，你和他，只有我们凭着各自不同的特长、个性、凭各人拥有的不同资源，通过不断培养合作意识、不断地增加信任、不断地提高道德诚信、不断地扩大互补、不断的交流与磨合、甚至不断的讨价还价与分分合合、吵吵闹闹实现了富于活力的微观形态的“公有制”——企业、公司乃至集团，才会有未来宏观形态的共产主义。
    赋予每户农民清晰的土地产权，加速国企产权重组与私有化进程，提高各种产权结构的融合度，降低聚合度，把经济服务的核心从扶持国企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转移到大规模培养民营企业、实现土地民有化，这样做可以让政府从国企这个大包袱下彻底解放，腾出大量资金发展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种先分后合的战略才是实现未来融合态共产主义的合理选择。
    关于土地产权民有化，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曾顾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予以反对，其实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能创收反而要为之掏钱出义工的土地的保障功能实际是一个负数，是负担而不是保障。土地的保障功能只有在你不付出劳动和投资也能带来收入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否则起保障作用的就不是土地而是农民自己的劳动及其投资，凭着同样的资源，失地的农民也可以在更有效率的别人的土地或企业里获得回报和“保障”。赋予农民土地产权也许会造成部分失地农民，但其严重程度不会超过土地集权下权力对农民权利的伤害，即使有一定困难，村集体也可以划出部分土地作调节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徐小青曾谈到，所谓集体所有，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就是村干部所有。村干部说了算，什么法律，什么土地管理制度，他可以不管不顾。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则提出：农村由土地引起的经济纠纷、社会纠纷，包括农民同基层政权组织的矛盾，都与土地关系直接地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紧迫性，比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严峻，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这些学者的发言说明，赋予农民清晰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是从“官有制”到“民有制”。解决土地产权问题，培养农村微观融合态产权结构，将是农村改革的根本出路。从官有制到民有制，需要政府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
    融合态公有制——共产主义。
    融合态私有制——资本主义会不会是人类最后的选择呢？
    我相信不会，这一点马克思已经作了深刻揭示，社会化的生产与私人占有这对矛盾的最终解决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解体，   社会化的 生产只能与社会化的占有相适应。产权的融合，本身就是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因此，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朝着社会化占有前进，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股份制大量涌现，更把这种社会化推向了高潮。我们可以把占有形式分为三种，私人占有，联合占有，公共占有。股份制就是一种联合占有，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从私人占有向联合占有大踏步前进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它不会进一步走向公共占有呢？面对这样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最终胜利呢？

    问题倒不在最后会不会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而在于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公有制和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

在产权结构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聚合度不断降低、融合度不断提高的现实趋势下，如果我们还想用暴力去剥夺，用行政力去维持一种聚合态的所有制的话，那无疑是一种还原反应。我们知道，氧化反应可以释放能量，而还原反应却要吸收能量，所以我们能看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氧化反应”中都出现了生产力的飞跃，而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却不尽人意。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在暴力下聚合形成、在行政力下依靠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来维持的，同时人的个性泯灭、自由、自愿程度、多元化程度极低、由此导致产权结构聚合度过高，融合度极低，最终走向板结化而失去有机活力。

    聚合态所有制研究告诉我们，维持聚合态所有制消耗的公共资源就是对大多数国民进行剥夺。

    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人为聚合力下形成的聚合态公有制，它既有别原始社会在自然压力下的聚合态公有制又有别于未来的真正共产主义。如果说奴隶社会是一个人造钢瓶中的私有制，那么计划经济则是一个人造钢瓶中的公有制。冰可以以寒冷的冬天自然存在，到了温暖的夏天，就需要冰箱等人造条件来保护其存在。制造公有制的“冰箱”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只能来自本应属于全民的公共资源，因此，这种公有制是非人道的伪公有制，是侵犯全民权利的公有制，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完成的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这种伪公有制违背了人道，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近日，我隔壁的一位老工人从天津回来，告诉我，他感冒上了医院，开了八千块多块钱的补药回来，老人是一个性格耿直、心直口快甚至有点嫉恶如仇的人。但他居然说：反正是共产党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我想问那些恋恋不忘这种“冰箱公有制”的人们，当你们说到美国的工人过得像贵族而放弃斗争时，会说是狡猾的资本主义把矛盾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当你们享受聚合态公有制中虚假的公平时，是否会想到这是把矛盾转移到社会其它群体——例如九亿农民的结果，你们口口声声反对双重标准，这时候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未来的公有制不应该是聚合态的公有制，而应该是一个融合态的公有制。当前我国尚存的公有制被人定位为“虚位所有制”，而从其受惠和实际控权者来看，实质就是“官有制”，如果我们是真心的追求公有制或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是喊着这个口号谋取私利，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取消这种实质上的“官有制”，把产权还归于民，实现“民有制”，然后再在民有制的基础上培养新的融合态产权结构，最终实现融合态的公有制。还富于民，是共产主义的必经之道。一切反对还富于民者，都是虚假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狡猾的权力寻租者，就是愚蠢的大臣在对着“皇帝新衣”唱颂歌。

    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主义实践，曾经以改造人性来适应社会理想，企图令“六亿神州尽尧舜”、个个都“大公无私”、人人都一样的思想政治意识，这种牺牲个性以适应社会理想的做法只能出现在聚合态的公有制社会，绝不可能出现在融合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融合态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人的个性最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融合态的共产主义将围绕“人”的理想不断改良社会机制，绝不会为了“社会”的理想而扭曲人。融合态共产主义更不会把社会人格化甚至神圣化使之凌驾于人权之上，而会把社会视为一台服务于人的机器，不断改进它，完善它，使之能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融合态的共产主义还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和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拥有大量比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更为成熟的融合态产权结构，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日益完善，其融合态产权结构会从私人占有到联合占有不断扩大最后自然而然走向公共占有。建立在资本主义融合态产权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将是一种更加有机的、能够合理解决公私矛盾、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富于活力的共产主义。总之，资本主义将成为融合态公有制不自觉的实践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暴力革命也能走到共产主义。融合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矛盾将有化解的可能——与此同时，我国的和平崛起也将因此获得新的理论依据。实现后的融合态共产主义绝不会是按需分配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均富的社会，它将继续保护私有财产并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所有基本特征，其具体机制我将另行撰文探讨。

    同性相聚，异性相融，没有最充分的个性发展就没有最完美的融合，融和态共产主义呼唤最充分的个性与最自由的思想，不要独尊、要共荣！不要“六亿神州尽尧舜”，而要“十亿神州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