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全面”的含义，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翻两番，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当发展目标确定以后，必须回答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并不是所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能够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有些技术在世界领先，但它们的工业化最终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受到严重扭曲，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一百多个，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并不占多数。我们说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但市场化并不必然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或出现重大波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很多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社会严重失衡，或者受到外部世界的过强冲击等。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以及本世纪中期实现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过程中，解决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与新的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1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 对工业化水平，既要看到产值结构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看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大多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留在农业中的就业者，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标准，应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也就是说，对工业化的理解上，一定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如果存在着较大比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无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说工业化取得了成功。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但我国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城乡隔离制度、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异常突出。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到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继续滞留在农业部门，农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仅为57.5%，相当于同期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隔离体制受到很大冲击，城乡之间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日趋扩大。经过20多年的时间，已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问题。农业发展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从1978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倍，年均递增7.2%。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个缩小时期后又重新扩大。1978－198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37:1缩小到1.7:1(以农民收入为1，下同)。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54：L，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据粗略测算，若只考虑货币收入，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因素，但在城乡之间人员有可能流动的情况下，差距拉大则表明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障碍。 近年来，人们逐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就“三农”谈“三农”，解决问题的余地不大。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把“三农”问题作为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城市人口的就业，更重要的是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到通过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其次，要在城乡之间建立通畅的要素流动渠道和平等竞争环境。我们讲“以人为本”，讲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首先应在城乡关系上体现出来。再次，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农民贫困化的加剧，使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而不是受到这个过程的伤害，把农民这一头“稳住”，始终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着力点之一。 2 缩小区域差距， 着眼点要放在缩小区域间人均生活水平的差距 国际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证明，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区域差距通常要经历先低－后高－再低的“倒U型”过程。区域差距一定程度上也是城乡差距的反映，因为发达地区是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比重高的地区，落后地区则是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正确处理区域发展关系，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对区域差距问题，要用动态的、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理解。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部分地区发展的更快一些，从而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会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从而提高那个地方的增长速度。限制资源流动，机械地追求各个地区平衡增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将降低经济全局的增长速度和效率，对发达地区不利，最终对落后地区也不利。改革开放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近些年来，中央强调东部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时期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大产业带、大城市圈的发展趋势明显，资源、人口更多地向这些地区集中。这些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差距还可能拉大。同时要注意到，地区之间的总量差距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是一回事。东部发展快了，日益增多的中西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到东部就业，增加了收入，其中多数人可能在东部定居，成为“东部人”，还可能寄钱给中西部家乡的人，形成民间的“转移支付”。中西部的人相对减少了，再发展一些有自己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上升。简而言之，通过“减人增收”，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这是现阶段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质所在。 在正确认识区域差距的同时，也要把这种差距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差距过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存在严重障碍。在我国，地区保护、封锁现象依然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任重而道远。这种状况与区域差距加大直接相关。由此可看出，不能把区域差距拉大简单地看成市场起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是市场不能充分起作用的结果。除了不利于经济发展外，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也会在政治统一、民族团结、国防建设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广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的国家，与一般的小国相比，或与发展较平衡的中等国家相比，区域协调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对待区域差距问题，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一是在差距扩大阶段，使之被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二是积极创造条件，使差距由升转降的拐点较早到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支持落后地区开发、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等方面，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3 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经济发展是最重要基础。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同样清楚的道理是，社会发展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特别是物质产品的增长。人的生存和发展除了物质产品的需求外，还要有对服务产品的，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对安全、稳定、社会公正的追求。没有后面这些东西，或者提供的不充分，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际上，也存在着“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这对我们是“前车之鉴”。 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直接有关。“非典”疫情蔓延，除了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外，也暴露了我们医疗卫生体系中的诸多问题。进一步看，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有着更为普遍、深刻的原因。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仍然起很大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大。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中，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发展指标，尤其是GDP指标。由此出现了“GDP政府”的说法。其实，在GDP指标中，也包含了对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属于第三产业部门的考核，只是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份额较大，看的比较清楚，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些方面，而容易忽视其他方面。政府要出政绩，就要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就要圈地搞开发区。社会发展方面比较“软”的、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做得就少一些。与此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能够做的、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发展比较快，而社会发展事业大多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来提供，而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容易出现缺位。所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的表现。还有一种情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人们的需求层次在提高，对社会发展较过去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人们比过去更加重视健康，重视生活品位，如此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社会发展搞不好，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就业压力过大，失业人数多，社会将难以稳定，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业不充分，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保障提供的安全感，不仅对就业者的稳定是重要的，同时也影响到未来的投资、消费决策。前几年内需不足，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拿钱储蓄而减少了消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都是人力资源培育中的基本要素，而人力资源的质量改进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良好的社会治安、市场秩序、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对投资和发展环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讲发展的环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4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增大， 矛盾解决不好很可能严重影响 甚至打断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总体上看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讲我国“地大物博”，但按人均水平计算，许多重要资源的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搞经济建设，我们在先天上并不占优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没有减轻，相反，我们甚至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判断：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在可预见的将来，压力还可能继续加大。 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的扩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主导的新一轮增长时期。我们原来对许多工业产品增长潜力，事实证明大大低估了。比如，钢材达到2.4亿吨时，有人认为太多了，而2003年国内钢材产量达到2.4亿吨。电力原来估计“十五”期间年均增长5%左右，就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但2003年电力增长已超过15%，还在闹“电荒”。汽车生产，原来国家有关部门计划“十五”末期总量达到320万辆，轿车达到110万辆，但这两个指标在2002年底都突破了，2003年汽车和轿车总量分别达到445万辆和200万辆。这些产品的大幅增长，已经使资源约束的瓶颈看得越来越清楚。据有关专家预测，今后一些年我国钢材的需求仍会上升，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铁矿石供应，多数要靠进口，要动员主要矿石出口国的资源来满足我国的需求。2003年进口铁矿石1.5亿吨，按品位计算已达到国内需求量的一半左右。汽车是今后一二十年对国民经济带动力最强的产业，同时也是石油需求增长最快的产业。据有关研究，到2020年，汽车用油将占到总油类消费的60%左右，而到2030年，将接近90%。石油总消费量到2020年将在4.5～6亿吨之间，国内产量的峰值约为2亿吨，其余50～60%以上要靠进口。如果石油供应安全方面出现大的问题，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直接影响。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政策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GDP翻两番，而能源生产只翻了一番。在新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能否重复这一“奇迹”？应当说难度很大，但并非没有希望。关键是要较大幅度地调整现有政策，切实贯彻“节能优先，环境友好”的原则。开源固然重要，节能的潜力更大，也更具现实性。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据估算，如果维持现有政策，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可能达到32亿吨标准煤；如果对现有政策做较大幅度调整，则有可能节约8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节能的潜力可达到1／4。 在环境方面，我们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我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1990年代中期酸雨区面积比1980年代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0%左右。一些排放物已经超过“环境小康”的最低要求，出现了环境“透支”。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潜力看，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明显减少环境污染，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是不可能，但面临的挑战已经十分严峻。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矛盾、大问题，用不同的发展观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结果和前景都会大不一样。我们讲五个统筹，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大的矛盾和问题有正确的理解，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点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找到一个能够面对问题、顺应潮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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