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建议

上 篇
关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心理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部分商品如粮、油等基本农产品和钢材、水泥、铝、煤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近几年少见的较大涨幅。于是对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恐慌又立即取代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一些分析家举出房地产、交通、钢材、水泥、电力等领域投资增长的数字，以支持“投资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央行也提出要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指出：目前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让我们做一下具体分析：

一. 对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的分析
1. 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农产品价格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上涨？是需求的拉动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粮、油等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供给方面的原因。是在长期的通货紧缩环境中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使不少因此而赔本的农民不种粮油作物，引起粮油产量大幅下降，库存减少而造成的。这种因供给减少而导致的物价上涨，与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快于商品供应增长的真正需求型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与通货的增长无关，而且恰恰是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使基本农产品的价格触到了其成本底线。

2. 关于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钢材、水泥、铝、煤等涨价则与农产品不同，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但这是否就是货币供应增长方面的原因呢？
对这些基础原材料的需求拉动，除前几年一直就有的国债建设项目外，去年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业较大幅度的扩张。（去年的国债建设项目与前几年相比，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仅国债建设项目投资的增加，根本不足以使基础原材料原本还过剩的生产力突然就供不应求。去年除房地产外真正增长的最终产品是通讯、汽车和出口，这些经济增长点与国债建设项目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拉动的投资形成了去年快于前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除了汽车对钢材等原材料有稍强的拉动效果外，通讯和出口对原材料的拉动效果并不很大。因此，对基础原材料突然较大幅度的需求拉动，只能是来自突然大幅增长的房地产建筑投资。）
但房地产业突然的大幅扩张所造成的结果却是房屋空置率空前的提高，可见，房地产业投资的增长主要并不是由于对房屋需求的增长引起，不是由于房屋涨价形成对房地产投资的市场拉动，而是由于完全违背市场法则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导致的结果。之所以会在我国已基本完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十年后仍出现与市场机制的效率相悖的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则完全是由于腐败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相勾结的“圈地运动”造成的恶果。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房屋需求的增加通过市场价格的传导拉动了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在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价格负增长的形势下，仅根据少部分商品的较大涨幅就认定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也仍然有失偏颇，这是把局部当成全局了。由此而提出“软着陆”的调控目标似乎也太早了点。
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是大了一些，但也应看到这其实也是对前几年通货紧缩环境投资规模偏小的一种报复性反弹。只要控制住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利用行政手段，以技术标准卡掉那些质量差，污染严重，技术水平低，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等无效或低效的投资项目，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所以，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不是投资总量（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合理与否）的问题。
3. 对物价上涨分析的总结
通过以上对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这两类主要涨价领域的分析，可看出这些涨价因素因不是商品普遍的需求上升导致的结果，所以与货币供应总量方面的原因无关。因此只要管住房地产等有悖于市场机制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就不会有拉动原材料需求大幅增长的“过热”现象。而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基础能源和材料方面的“投资过热”，正是这些瓶颈产品通过市场价格的上涨调节出来的能扩大这些产品供给从而将会平易其价格的未来生产力，瓶颈产业的“投资过热”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以瓶颈产业“投资过热”来证明“通货膨胀”是把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另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这说明，宏观经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真正需求型的通货膨胀形势，不是货币在胀。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并未得到彻底扭转，而是正处于逐渐被纠正之中。

二. 关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
在通货紧缩的纠正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保持同步变化，一起从负的通货膨胀率过渡到零通货膨胀率或低通胀率，而是必有一些商品价格由于市场的需求拉动率先上涨，甚至是较大幅度的上涨，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必有另一些商品仍旧处于价格负增长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当通货紧缩刚刚开始被纠正，尚有大部分商品价格负增长的时候，就引起了对通货膨胀莫名其妙的恐慌，似乎宏观经济只有永远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才是安全的，而一旦跨过零通货膨胀这道线，就会遭遇凶恶的通胀恶魔。
由于九三年六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被宣传为克服“通货膨胀”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人们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对通货膨胀完全无效的治理）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结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如果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
正是这种对九三年六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产生出对通货膨胀根深蒂固的恐慌心理。以至于在目前脚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
自93年6月紧缩货币以来至2002年底，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奉行的是一条“宁紧勿松”“宁缩勿胀”的货币政策，正式的说法是“适度从紧”。对这个政策的宣传使很大一部分人都深信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可怕更难对付。甚至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前些年我国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政策目标，即保持币值的稳定[注]。这样的货币政策若出现在金本位制时代或罗斯福新政以前，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但其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非赫然登在报纸上，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片面的货币政策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传统的，由2000多年前管仲提出的货币轻重理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轻重理论实际上是通过调节钱币名义和实际重量的差别来控制通货的缩和胀）。时至今日，“宁缩勿胀”的指导思想及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心理仍在我们的货币决策和执行机构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人们似乎都在珍惜治理通货膨胀来之不易的“成果”，并都还在担心25％的年通货膨胀率会卷土重来。……
对通货膨胀这样过分的恐慌有必要吗？难道真的存在零通胀率这条宏观经济的安全线吗？宁缩勿胀的指导思想能使经济安全平稳的发展吗？在接下去的论述中，我将通过对有关货币政策和通缩、通胀理论的分析，并结合93年6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无效治理及因此而造成国民经济惨重损失的历史教训，使读者能对这些问题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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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
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
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三．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通缩效果
有些人以为，货币供应的数量应以达到零通货膨胀为最佳原则，这样不胀也不缩，可保持物价稳定。
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通缩效果。这是因为，不同商品之间相对的交换价值，即它们的比价总是会发生变化。零通胀率必然会有某些商品价格上升，某些商品价格下降。商品价格的上升如果是由成本上升引起，受市场需求的限制，成本上升必定快于价格；而商品价格下降如果是由市场需求的下降引起，则价格下降先于成本，也快于成本；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企业出现亏损，而一旦亏损，则可能产生债务拖欠。如亏损引起企业破产，则可能产生一连串无法解开的债务链条，在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中形成堵塞，从而引起商品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如同只在公路上停几辆车，就能使公路上的车流速度大大减缓。流通速度的下降会产生类似我们下文谈到的通货紧缩效果。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并非有利。
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则有利于不同商品之间比价的调整，因为它使对商品社会需求的增长在总体上略快于商品供给的增长，使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可保持不降，即使是成本明显上升的商品，也会因需求拉动价格增长而不致亏损。因此可避免宏观经济出现债务链条和流通速度下降等堵塞效果。如能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5％的范围内，不仅有利于商品价格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能使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规模得到充分的扩大。而每年3％--5％的物价涨幅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四．有 关 通 货 膨 胀 的 一 些 理 论 问 题
真正的通货膨胀是需求型的，是通货（货币）在胀，因此它只能从与商品的相对关系，即物价指数上反映出来。人们也因此把加权平均计算的物价指数当作通货膨胀指数。但物价指数的上涨却并不一定都是通货相对于商品在胀，如由成本普遍上升推动的物价指数上涨，即所谓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就不是通货在胀。如93年6月紧缩货币以后，因流通速度骤然下降使成本迅速全面上涨，从而引发了我国持续两三年之久的严重通货膨胀就属于这个类型。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探讨通货紧缩时再给予详尽的论述。

A．恶 性 通 货 膨 胀
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也分几种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般都是政府纯粹为了财政需要而加速发行纸币，根本不顾及宏观经济货币和商品的相对关系。于是货币量的巨大膨胀必然以其质的更大损失为代价，甚至可使纸币贬值到其印刷成本以下，完全失去其社会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为掠夺资源打内战而滥发纸币就是这方面最恶劣的典型。

B．大 量 丧 失 财 富 引 发 的 恶 性 通 货 膨 胀
此外还有一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应时刻警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大量流失外汇财富而引发货币危机，先是因外汇大量流失导致外币对本位币和国内商品的比值大幅飚升，然后外币持有者以令人难以想象的低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这是流失外汇比单纯丧失国内财富更危险之处）。经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财富的重大流失后，恶性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接下去就是银行挤兑风潮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经济灾难。由于建立在人们信心基础上的“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这些经济灾难会被数倍乃至数十倍地放大。这种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的现象首先是由于外币出入国境流动性极好，即本位币与外币可自由兑换；如果再有国内严重腐败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或金融领域有方便境外资金投机炒作的条件，就有可能发生这类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类型。
另一种以外汇形式大量流失财富的可能性也应引起注意，这种流失外汇财富的方式不需要本位币与世界货币的自由兑换为条件。那就是当国家巨额的建设投资中含有对外国合作方支付的巨量外汇时，如出现重大失误使这些投资成为完全无效的投入，（这或是由于错误地将资金投向了原本就无利益可言甚至得不偿失的项目，或是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使项目失败。） 那些以本位币形式进行的投资虽也是无效投入，也会对经济形势产生不利的影响，但由于是投在国内，根据乘数作用原理，对经济多少还有拉动作用；而外汇形式的投资由于是付给了外国人，所以如成为无效投入，其得不偿失的部分就等同于以外汇形式流失财富，其金额（与资本外逃等加在一起）如积聚到一定程度，也将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其中也少不了有恶性通货膨胀。
除以外汇形式丧失财富外，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也能在短期内损失大量财富，造成货币（抽象财富）和具体物质财富相对关系的突然改变，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以上所说因大量丧失财富而形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均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

C．一 般 的 需 求 型 通 货 膨 胀
而一般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只要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根据宏观经济全局的需要作出的通盘考虑，而不是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货币，并注意控制货币供应相对于商品供应增长的速度，这样的通货膨胀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如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5％的范围内），就对经济发展有益无害。如前文所说的那样，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商品价格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能使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规模得到充分的扩大。而每年3％--5％的物价涨幅对于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是完全能够承受的。
即便是通货膨胀速度超过予警线，如年通货膨胀率超过6％或7％或更多，只要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使其逐渐接近商品供应的增速，通货膨胀速度就会因其能量逐渐耗尽而降下来。根本就用不着什么紧缩。而实际上通货膨胀会在其能量还未耗尽时就减缓停止。这是因为：1.一般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会通过需求的拉动经价格和利润的传导扩大商品生产，增加商品供给，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根据乘数作用原理，每新增一元钱的投入，会创造三倍以上的产出。2.流通中货币增长快于商品增长可使流通和生产速度加快，从而增加商品供给。不仅如此，货币和商品周转加快还可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因为商品成本中的一些主要部分如：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是由周转速度决定的，周转越快，一定时期内的批量越大，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少。(反之，周转越慢，一定时期内产量或销量则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 成本降低使一些过去亏损的经营也能恢复，从而增加产出。可见，当通货相对于商品“膨胀”时，其对商品供给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即需求的拉动和周转速度的带动。由于通货膨胀本身会使商品供给增加，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胀，即它的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所以通货膨胀的效果一般远低于100％。通胀时增长的商品交易总额减去代表增长的商品产量的那部分交易额才是通货膨胀真正的涨幅，它通常由加权平均计算的物价指数来表示。适度的通胀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就象是为运行中的车辆增添了润滑剂和推动力。由于它能刺激生产，增加商品供给从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所以只要不是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停顿下来。这时人们会发现，物价水平上涨了，但商品交易和生产也都扩大了，物质财富增加了。
在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方面，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四大手段（控制货币发行速度、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例、调整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无疑是有用的。但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只局限于从货币方面考虑。单纯货币方面的措施稍一过头，就会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严重抑制商品供给，如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就会超过需求受到的抑制。（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后面会给出证明。）而对商品供给的任何抑制都不利于抑制通胀。因此单纯的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胀来说并非有效手段，它通常是代价大而效果小。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超出警戒线的调控只应是使货币供应增速平稳而缓慢地逐渐降至略高于商品供给的增速。其原则是不能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将进入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不但商品供给和宏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产品成本也会普遍上升，由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则终将会有一定限度，超过一定限度的通货膨胀反而会由于重要商品的投机性囤积使流通速度下降。因此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和流通速度加快互相强化的（另一个极端的）恶性循环。
正如前文已谈到的，凡是能有效刺激生产，增加商品供给的方法，都能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如对企业减税、将社会资金引向紧俏商品的生产和瓶颈产业等，都是既能降低通胀率，又能加快经济发展的好方法。尤其是当通货膨胀（不论是需求型还是成本型）快速发展时，单纯靠货币政策已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减税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办法就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特效药。它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却能一箭双雕，既降低通胀，又扩大了经济实力。

五．有 关 通 货 紧 缩 的 一 些 理 论 问 题
要点：货币紧缩必造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而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也必然使商品成本不断上升。
真正的通货紧缩是货币供应的增速相对慢于商品供给的增速，是通货在缩。它表现为物价指数的负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 是外部输入型的，它虽然也表现为物价指数在下降，但实际上并不是通货在缩，而是进口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商品导致价格指数下降。而我国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没有外来输入的因素，纯粹是“国产”的真正通货紧缩，是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相对于商品）持续在缩。
前面已谈到，零通货膨胀率都会引起债务拖欠，在流通中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因此更不用说通货紧缩了。凡是真正通货（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流通速度是货币供应缺口的函数。这不仅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少商品不好卖。而且还因为：货币由于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效用，能够与一切商品交换，是沟通不同的商品使之能互相交换的渠道（《管子》“刀币者，沟渎也。”）。因此货币是社会功能最强的特殊商品，它万能的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使其成为其主人品质无限但数量却有限的财产，因此它又是人们无尽的欲望本质最一般的形式，是个人奋斗的目的。于是在货币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性和私有性，其对立也表现得最为充分。当社会最迫切需要货币的功能或这种需要已过了头的时候，货币的所有者为规避风险或为追逐利益，会作出与货币的社会性相反的选择。当银根紧缩资金回收困难时，人们为财产的安全竞相撤出资金，使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供应缺口更加扩大。而当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时，人们为获利反而又竞相投入资金，使流通速度加快经济更热。（不是雪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正是由于货币社会性和私有性的高度对立统一，使（纸币时代的）货币不能像其它商品那样具有自动恢复供需均衡的机制。因此，流通速度不仅是由于通货紧缩时下降，通货膨胀时加快。流通速度加快或下降的程度，也不仅是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把货币供应的（正负）缺口给予了3倍的放大或缩小。作为货币供应缺口的函数，流通速度变化的幅度还应包括人们投入或撤出资金的意愿及其强烈程度的因素。由于私人的货币投入或撤离，总是随着货币供应缺口背离零向正负方向的发展而推波助澜，呈加速发展，所以，这应该是大于一次的乘数关系。
由于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必然要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使流通速度下降，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货币供应缺口的扩大使银根越来越紧，厂商支付能力下降并形成日益严重的债务拖欠，银行收回贷款越来越困难并形成大量呆账，金融形势因此恶化。商品总量也要强制性地与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缺口相适应，表现为商品积压，生产萎缩，生产能力过剩，失业率上升。迅速发展的“三角债”使许多商品和货币的循环中断，在流通中形成严重的堵塞效果，流通速度下降得更加厉害。而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批量不断减少，因此造成生产和流通成本不断上升。（因为商品的一些主要成本部分如：固定资产折旧、银行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是由周转速度决定的，周转越慢，一定时期内的产量或销量越小，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 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抑制了需求，但由于成本不断上升及流通速度下降对商品生产（供给）的恶劣影响而形成成本型的通货膨胀。成本的上升和需求的萎缩使厂商经营困难，破产和失业增加。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即通常所说的“滞胀”。
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无疑是通货（相对于商品）紧缩的产物，但它不一定要在通货紧缩由物价指数的负增长反映出来以后才发生，它不是负的通货膨胀率的产物，而是货币（相对于商品）紧缩产生货币供应缺口造成的。这种货币紧缩既可以是众多投资经营者撤出资金而自然引发的，更可以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在货币紧缩已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时，由于商品成本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指数仍可继续上升，甚至是更快速的上升。因此我们这里分析的通货紧缩不是指物价指数下降才反映出来的表面化的通货紧缩，而是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变化的真正通货（相对于商品）的紧缩。
纵观历史，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绝大部分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所有经济危机最关键的病根都是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制约着整个经济运行，所以危机时产生的其它一切经济灾难都是由最关键的货币流通的这个病根带来的。
要想制止住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只有立即消灭货币供应缺口。其方法不外乎两种，1.立刻消灭掉一部分商品。2.立即增加货币供应。
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由于当时中央银行还没有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增加货币供应的职能，加之金（银）本位制时代，货币供应要受金（银）产量和供应量的限制，因此不能按照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增加货币供应。所以只有立即毁掉一部分商品，破坏性地消灭货币供应缺口，则恶性循环才能终止。
而在货币供应可以按经济运行的需要任意调节的纸币时代，立即增加货币供应已成为世界各国对付通货紧缩普遍采用的方法。它的功效已为二战后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盲目发展了一百多年，经历了无数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找到对付通货紧缩的对症药方。而仍处于金本位制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是靠强制性地把从银行挤兑提出的黄金收回和宣布纸币对黄金贬值来扩大货币供应的。

六．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治理通货膨胀吗？
很多人至今还在相信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对付通货膨胀。其依据是货币紧缩可抑制总需求，需求受到抑制物价自然也就受到抑制。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总需求的下降趋势完全可以和物价指数的上升趋势同时并存。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在货币紧缩时，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趋势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的趋势同时存在。

A．证明：总需求的下降趋势完全可以和物价指数的上升趋势同时并存。
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在成本的推动下）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

B．为什么紧缩货币会造成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
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以说，商品供给所受到的严重抑制，正体现了货币紧缩在发展中也同时在发展自身的反对力量，即货币供应缺口的发展通过减少商品供给而破坏性地消灭这个缺口，从而恢复货币和商品之间新的平衡的一种自发调节机制。
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虽然不断上升的成本（以牺牲部分供给为代价）推动物价上涨了，但厂商的利润空间仍继续受到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挤压，亏损和破产继续增加，商品供给继续下降，物价指数仍继续上涨。
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虽能抑制需求，但却能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于是在成本的推动下物价不降反升，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我国从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了持续了两年的速度加快了一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就是这类典型。

C．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否不产生货币供应缺口？
认为货币紧缩能治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论据是：只要紧缩恰到好处，就可将（相对于商品）膨胀的那部分货币缩掉而不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这个论据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商品而膨胀的那部分货币并非是处于闲置状态的（银行或企业的）备用金，而是处于使用状态的流通手段。历史实践证明，由于前面所讲过的货币社会性和私有性的高度对立，越是通货膨胀时期，资金的利用率反而就越高，处于闲置状态的备用金就越少。因此通货膨胀时的任何紧缩措施都会立即绷断许多已绷得很紧的货币循环的链条而成为债务的链条，产生货币和商品流通中的堵塞效果，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下降，并进而堕入这二者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

综合以上有关货币政策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理论分析，我们可得出明确的结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治理通货膨胀，而扩大的货币政策却正是对付通货紧缩的良方。而我们持续了近十年的货币政策却恰恰把它用反了。

七．回 顾 货 币 政 策 十 年 得 失
经前面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及相关的货币政策的分析，我其实已经说明了为什么93年6月货币紧缩后通货膨胀会迅速发展？又为什么94—95年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不降反升？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有多可怕，是“不治之症”，而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是不对症的“恶治”。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也因此而恶化。
正如我在前面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所指出的：
通货膨胀的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对已超出警戒线的通胀，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缓地逐渐接近商品供给的增速，通货膨胀就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停顿下来。根本用不着什么紧缩。即便要“缩”也只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应是中长期的宏观政策。
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仅局限于货币方面的措施，对已呈快速发展的通胀，货币政策已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并因成本升高，供给减少而导致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对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减税及其它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措施才是对症的良方。
93年6月突然的货币紧缩所造成的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以及商品成本普遍迅速的上升都是非常典型的。这除了前面所分析的理论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93年以前的几年中，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已基本上“拨改贷”，成为银行的活期贷款。因此93年6月的货币紧缩，使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众多国企立即陷入资金短缺和三角债的困境，因此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和商品成本的迅速上升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立即形成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其速度也两倍于紧缩前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许多报纸刊物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央行仍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继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一半国企和大半乡镇企业跨掉了）。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93年6月以后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不是什么副作用强不强的问题，而是100％错误的药方。
那为什么在货币持续紧缩了两三年后，物价指数又降下去了呢？
因为持续的紧缩货币抑制需求，最终还是会把物价降下去。这是因为：（1）产品的成本最终会下降。因为在企业的利润空间受需求和成本双重挤压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企业是铁的市场法则，唯有拼命压缩成本才是生存之道。但在需求被严重抑制，生产达不到一定批量规模的时候，靠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会受到很大限制。于是不仅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技研发投入因远水不解近渴而被彻底压缩掉。而且普遍出现牺牲质量的短期行为，不但靠解雇大批熟练工人而雇佣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还出现了数不清的以“假冒伪劣”为生的“经营者”，出现了普遍超载的野蛮运输，出现了更多的环境污染和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这些虽然并非紧缩需求才会有，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些“假冒伪劣” 、野蛮运输和破坏环境者的生存动机，也为其彻底杜绝大大增加了难度。（2）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失业增加，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普遍节衣缩食，从而使消费品的社会需求受到严重抑制，产品卖不出价钱，大部分产品只是在维持经营。以上成本和需求两方面的原因使物价终将会降下来，但其代价是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些惨重的代价原本是完全不该付出的。
从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造成我国长达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衰退。199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实现利润为 -1.18亿元，亏损面高达50％，与1988年相比，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了358％，利润下降了64％，亏损额增加了9.7倍。亏损率（亏损总额/盈利总额）国有企业93年以前一直低于10％，而95年上升到43％，96年又上升到201％，97年略有下降，但仍达到171％。98年情况继续恶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乡镇企业成片倒闭。97年以来，国有企业隐性失业转为大规模公开失业，据工会方面统计，97年各类企业下岗人员共计2400万，其中国企超过1000万。（以上失业及国有企业亏损数据，见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除此之外还有上亿的农民成为“剩余”劳力。在1997年，年度贷款规模限额8000亿元只贷出了一半（这足以说明经济规模的萎缩），在此尴尬境况下，才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
1997年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下降，钢铁、建材全行业亏损，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亏损。1998年生活资料价格也全面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终于变成了完全表面化的无可争议的通货紧缩。但央行却仍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而拒绝实行有针对性效果的扩大的货币政策。1999年后虽实行扩大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制止住了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但由于货币政策仍未放松，使扩大的财政政策受到很大限制，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和萧条的阴影。
在金融方面，银行原本为收回贷款才实行的货币紧缩取得了完全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银行呆账竟发展到2万多亿元，数倍于银行的自有资产。而三角债则不知比银行呆账高出多少倍。并且由于时间过长，许多债权和债务人早已破产，要想理清这些债务并最终大幅减少银行的坏帐已变得非常困难。
直到2003年，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对宏观经济的清醒认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所改变，才使通货紧缩正逐渐被纠正。
但是，由于九三年六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已被内外媒体刻意宣染传为治理“通货膨胀” 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使许多人对此政策的“正确性”从不怀疑，而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完全无效且越勒越胀的货币政策）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纳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应该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
正是这种对九三年六月以来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导致了目前脚后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这样一种对通货膨胀过分恐慌的心理。

八．货币紧缩政策只能在特殊条件下与有目的的货币投放配合使用
前面已说过，紧缩货币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好结果。但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它虽是一味后果严重的烈药，可也并非完全不能用。古往今来唯一成功地使用过货币紧缩的范例是在我国解放初期，人民币在取代银元成为真正的货币后，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未彻底克服，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上升较快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执行起货币的功能。这不但使货币不能完全履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而且使这些紧缺物资因不能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而更加短缺，其价格涨势越发强劲。当时在陈云、薄一波等同志领导下，中央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紧缺物资，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很快制止了紧缺物资的投机，使货币重新执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也把粮食、纱布等从货币的职能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成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使它们在实际使用中的供给大增，从而控制住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但货币紧缩强烈的副作用还是很快表现了出来，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中央政府继而又投入货币收购农产品，订购工业品，不但很快消除了银根紧缩的副作用，而且增加了紧缺的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这一“紧”一“松”的配合，恐怕是紧缩货币最成功的典型了。“紧”了紧缺商品的投机性囤积，“松”了生产用资金。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一“紧”一“松”衔接得不够紧密，中间有脱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此也有反省，认为当时在看出苗头不对时又犹豫了一下，晚“松”了二十多天，造成了一些损失。若在发觉流通速度变缓时就“松”，“紧”的副作用将会小很多。
从货币紧缩的历史看，货币紧缩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的特殊条件下。货币紧缩的目的是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就是货币紧缩如此使用也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效的货币紧缩措施因“松”的配合措施晚了20多天所造成的副作用已令薄老痛心不已。可在93年6月并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却导致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并直到近十年后上届政府结束也未完全放开，所付出的不应有的代价（持续五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持续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和应吸取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吗！

九．警 惕 经 济 战 的 误 导
值得深思的是，有着浓厚美国背景的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的指导完全与美国等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实践相反。例如：对付通货膨胀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便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年左右的“滞胀”。后在里根上台前出现了供应学派理论，主张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及因此产生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应通过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美国在里根任期内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可以说，美国具有十年“滞胀”和其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克服“滞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93年年中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流通速度骤然下降，货币供应缺口迅速扩大，企业成本急速上升，经营状况普遍恶化，紧缩前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也立即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从93年的13％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国内众多的报刊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当时的管理层仍不加区分地一味紧缩银根。这种成本型的通货膨胀本身就是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成本上升的结果，对付它应该放松银根，制止住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应鼓励投资扩大生产，尤其是扩大瓶颈产业和产品的生产，以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而通过减税以全面增加企业盈利水平是调动鼓励企业投资和经营热情，增加商品供给最有效的手段。
但在美国有着很强的控制力的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指导下，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了。这对在紧缩的宏观环境中已陷入困境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对我们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官方及所控制的权威机构和主流舆论大都持肯定鼓励的态度，有些甚至比中国官方宣传的调门都高，“中国威胁论”也由此产生。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积极评价”并非恶意，不过人云亦云而已。真正有意误导翻云覆雨者毕竟是少数。还有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曾对我们错误的经济政策提出过忠告，如已故的美前商务部长布朗就曾告诫过我国领导人不要再犯美国曾犯过的错误。美国一些个人和民间组织也曾以各种方式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这些个人和组织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偏爱或厌恶，只是对媒体大肆渲染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感到可疑。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在这个严厉的政策环境中企业过重的税负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五年之久的严重衰退，但呈现在中外媒体上的却是被百般掩饰的“中国经济神话”。实际发生的情况和中外媒体宣传的强烈反差，说明不能排除我们被有意误导的因素。误导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尽量犯错误，利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生疏和理论上的幼稚，把我们引入货币紧缩和高税收、高失业率的陷阱，迟滞我们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不冒风险地削弱我们的国力。
任何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因此经济政策和理论从来都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它必然要和有战略利益冲突的他国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被误导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不过是“经济战”，古已有之。春秋时管仲对鲁国就曾用过这类招数，成功地迫使鲁国割地。隋朝高炯利用经济战削弱破坏了陈国的经济后，一举灭陈。可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警觉，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东南亚遭经济战算计，造成重大损失后，我们仍长期不能醒悟，而按心怀叵测的指路人指引的方向走了那么远。……各种形式的经济战恐怕永远都不会平息，今后也还会变换各种方式一再出现。

十．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健康发展应维持稳定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率
任何经济问题，最终都要靠物质财富来解决，因为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人和物的矛盾。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它们的发展本身同时也是在发展自身的对立面。通货（相对于商品的）膨胀所发展的对立面是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以减弱其能量的商品供给。而通货紧缩所发展的对立面是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以物质财富的损失为代价破坏性地缩小货币供应缺口。这是货币和商品背离阴阳平衡的发展通过发展自己的对立面而重新恢复阴阳平衡的自发调节机制。
当人们理解了货币和商品互相对立，又在对立中维持统一的这个运动规律后，就应顺应这个规律，在通货膨胀时尽量去增加商品供给，以尽快恢复阴阳平衡，而不是去紧缩货币，造成物质财富的重大损失。在通货紧缩时则要立即扩大货币供应去消灭货币供应缺口，而不是消灭物质财富去平衡这个缺口。
因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理想目标应是保持适度而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以利于商品之间价格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零”通货膨胀率仍会产生通缩效果，“从紧”的货币政策更是只能起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的作用，绝无“适度”可言。
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人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人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此外人还是消费者，是市场需求。充分的就业不仅标志着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而且还能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减少政府救济（这有利于抑制通胀），扩大市场需求。
所以，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
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
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我国目前不仅城市有着日益发展的庞大失业人口，农村也有着上亿的剩余劳力。不论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还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都应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尽早实现充分就业。
在80年代改革初期和90年代头几年，在我们的价格体制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成份，缺乏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效率的情况下。由于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随着价格体制逐步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逐渐纠正了各种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国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未发生过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大批下岗的事。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城乡差别也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
而自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理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产品和设备大量积压损毁，企业大面积的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经济发展速度也降到“一位数”（其中94—98年的发展速度还很不真实），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不仅使农村的“剩余劳力”问题越发严重，而且还将全部税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帐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
长期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我国企业根本无力顾及开发先进的核心技术，而只能靠拼命压缩成本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
因此只要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保持稳定而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率并结合减轻企业税负，就不难恢复GDP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并早日实现充分就业。而且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彻底改善，也将从根本上扭转其惟有不断降低成本才能生存的被动局面，使我国企业有能力有动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摆脱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依赖西方国家技术转让的穷苦力角色。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只是由于国民收入水平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以后及受东南亚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才慢了下来。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一个水平较低的、理应迅速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我们的人力成本也是最低的。由于长期的基本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也颇具规模，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完成了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并有发达的国际贸易作为补充调节，这不仅可使我们的经济更有效率，而且会维系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只要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能够有效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解决各种瓶颈制约，并采取保证基本农产品稳定供给和较高的自给率的农业政策，就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严重困扰并阻碍我们高速发展的部门和产业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已具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有利条件，只要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犯大的错误，在巨额投资的大型建设项目中避免重大失误，实现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相反，在有着全世界最高储蓄率（积累率）的我国，在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对投资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的时候，在有着市场机制和发达的对外贸易进行高效率的调节补充的有利条件下，如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则必定存在着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表现就是不仅长期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而且大量闲置资本苦无投资出路，从而不能与“剩余劳力”结合。而这些恰恰就是宏观调控最应避免的低效率所在。这种低效率不仅可以完全抵消市场机制产生的巨大效率，而且造成的巨大浪费可以大大超过计划经济制度。因此，高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完全正常且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担忧。相反若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两位数则属于较慢的发展，特别是用7％的标准来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就更是缺乏根据。

十一．对 付 通 货 膨 胀 的 几 个 有 效 手 段
有人认为适度的的通货膨胀弄不好会超出适度的范围而失去控制。其根据是：货币与商品相对关系的变化在物价指数上体现出来要有3-6个月的滞后期，待到通货膨胀从物价指数上反映出来，它已发展3-6个月了。这种对通货膨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完全没有必要，其道理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我已讲过很多，首先，参照物价指数、流通速度、商品供给增加的速度等经济指标，将货币政策的四大工具（货币发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利息率、公开市场业务）配合使用，完全能够做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尽量平缓，避免大起大落。因此3-6个月的滞后期不会使最新的物价指数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有太大的无法估计的差别。
何况我们还有十分庞大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离充分就业还相去甚远。在理论上，未实现充分就业前，凡符合市场需要的建设投入因劳动力的充分供给都能产出大量商品或服务，足以吸收投入的货币。只有在投资的增速高于产出的速度，或实现充分就业后，投入因劳力稀缺而大于产出的时候，才会发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除货币供应量的四大调节工具外，政府目前至少还有四个对付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这四个手段每一个都是对付通胀的“杀手锏”，因此即使通货膨胀超出适度的范围也不难使其再降回适度的水平，决无失去控制的道理。这四大手段是：
1． 减税以刺激投资，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
2．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同样能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
3． 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紧缺商品，以回笼本位币，吸收通胀。
4． 增加商品供给不一定仅局限于物质产品，象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也是商品。
这样的“商品”不仅可吸收一部分通货膨胀，而且本身就是投资行为。这可与第二个手段（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结合在一起使用。在股票的供给方面，除沪深股市二千家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可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外，我们还有92-94年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的6000家股份公司的股权证处于无法交易转让的冬眠状态[注]，因而可作为潜在的股票供给。在通货膨胀发展较快的时候，加快沪深股市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上市节奏，将能吸收很大一部分货币。（管理层最近推出的深圳股市中小企业交易板块，将社会资金引入有活力的中小型技术企业，此举对抑制当前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非常正面的效果。）
总之，通货膨胀只要被我们正确认识，就毫无可怕之处。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人民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面前也很快被彻底降服了。至于为治理93年年中仅10％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付出了持续五年经济衰退的巨大代价，通货膨胀水平却反而发展到94年的24％，直到95年年中还高达20％以上，则完全是我们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结果，并不能说明通货膨胀的可怕和难治。若93年我们利用“股票热”加快股票上市节奏，增加股票供给，并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增加对能源、交通、水利等瓶颈产业的投入，通过对银行制度的改革和管住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解决银行贷款的失控，鼓励当时已在北京各大学兴起的“技术市场”，就不难对付当时并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而且还能抑制股市的暴利和投机性。（当时提出的紧缩的目的也并不是治理通货膨胀，是“整顿金融秩序”）
其实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通货膨胀早已不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顽症”。前面已说过，除我国解放初期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成功事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通过鼓励投资增加商品供给，也已成功地克服了十年“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使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而我们目前对通货膨胀的过分恐慌心理反映了我们对其还缺乏认识，其根源主要来自对十年前那次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以这些错误宣传为基础的错误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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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6000家定向募集股份公司都是经体改委批准的正规公司，由于NET和STAQ两个法人股市场关闭之后，定向募集股份公司已无股权交易的市场。这不仅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死住了上万亿资金的流动性。而且这6000家股份公司从此不再受市场价值及其法则的约束，因无所谓公司市场价值，所以也不必在帐面上体现公司业绩。公司内部人员的利益全隐藏在越来越庞大的各项费用中。多数公司已持续数年不给股东分红，政府也损失了大量所得税收，而公司管理层却享有天文数字的年薪。广大社会法人股东的股权既无法转让，又不能退股，公司又不分红，股权证（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国有法人持有）等同废纸，股东权益被剥夺殆尽。这既是对股份制改革的重大打击和扭曲，同时也因上万亿资金丧失流动性而造成了巨额的三角债（其中包括一部分银行呆帐），严重堵塞了流通渠道。只有恢复定向募集公司的股权交易场所，才能彻底纠正这种扭曲。并促使那些“蜕变”了的股份公司重回规范经营的轨道，既挽救自身也挽救了股份制改革。同时也恢复了众多股东的权益。而且还能挽救盘活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一部分银行呆帐和大量三角债。并起到了整顿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制秩序的作用。并且还能为沪深股市的法人股提供一个流通场所。在通货膨胀时还可吸收大量社会资金，降低通胀率。一举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