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的几个问题及相关的对策（下篇）

通过前面对货币政策及有关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判断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
从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价格负增长，以及少部分商品如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增幅较大的形势来看，我们并未处于真正宏观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状态；而是处于通货紧缩正被纠正的状态。
在这个时期中出现少部分商品价格较大的涨幅是很正常的，是通货紧缩正被逐渐纠正的证明。

十二．关于限制地方无效投资的合理措施及应实行的必要补充
中央政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通过限制银行信贷等抑制地方政府违反市场效率法则的投资的举措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为了尽量避免无效或低效的行政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干扰，避免有限的资源的浪费和付出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代价，尤其是避免因社会财富的无谓消耗可能导致的经济灾难。
同样，央行在当前形势下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也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它的正确性不是因为有紧缩货币的效果，而是因为在目前银行还有巨额坏帐的情况下，如银行贷款再失控将导致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
但是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无效投资和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措施无疑具有宏观经济方面收缩货币的效果，虽然这还属于对货币供应微调的范围而够不上货币紧缩，但这在通货紧缩尚未得到根本纠正的目前形势下无疑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应该仿效解放初期陈云、薄一波为打击商品投机抑制通货膨胀而紧缩银根后，又采取“松”的配合措施（订购工业品收购农产品，即投放资金支持紧缺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的先例。以扩大的财政政策支持瓶颈产业的生产，此举既对当前的通货紧缩具有积极意义，又对以后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有积极意义。其资金来源在通货紧缩还未彻底纠正时可主要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而在真正的通货（相对于商品）膨胀时期，则可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
从“温州炒房团”等盲目投资现象来看，当前社会上确有相当数量的“热钱”苦无出路而正在积极寻找投资机会。这是长期的货币紧缩政策压缩了社会需求并（由于流通速度下降）增加了商品成本，从而封杀了社会的利润空间的结果。这些“热钱”没有投资出路则无助于缓解通货紧缩，而盲目投资则不可避免将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并付出不应有的通货膨胀代价。因此，除政府的财政支出外，（通过发行股票和利率较高的建设债券等方式）积极引导社会闲散资金投向瓶颈产业，也是既有助于缓解眼前的通货紧缩也有助于以后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最近，由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钢材价格有了较大降幅，这当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钢材降幅过大，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钢铁企业亏损。由于一些地方小钢厂在税收、征地等方面受地方政策的保护，以及不顾质量地降低成本，因此处于与大钢厂不公平的优势竞争地位。钢材价格降幅过大可以抹掉一些大钢厂的利润空间，但对一些质量低，污染严重的小钢厂则不能使其亏损停产。因此，应趁此时机抓紧对五小工业进行质量大检查和环境大检查，对质量和环保不合格的小厂坚决关闭停产，而对质量和环保符合要求的地方中、小型工业则应准许其继续经营。这样既整顿了经济秩序，又通过这种整顿卡掉一批不合格的小企业，减少了劣质工业品的供给，有利于钢材价格回升至大型企业可以盈利的水平。

十三．关于基础产业的“投资过热”
1.对基础产业的投资热潮是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
在近80％的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的时候，出现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大幅涨价，说明这些基础产业实际上仍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这些能源和原材料基础产业之所以在前几年看似供大于求，是和当时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相适应的。而一旦通货紧缩局面得以纠正，这些基础产业马上显露出其短缺的瓶颈性质。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特定阶段（即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决定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对其它工业品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这些基础产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仍将是瓶颈，其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及使其超过其它产业的迅速增长将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必经阶段，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注]。
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部门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以及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水平，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在新技术产业部门迅速发展的现代，这个基础工业迅速扩大并带动整个经济成长的阶段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以钢材为例，目前我们的年产量是两亿多吨，即使再翻一番，达到年产量五亿吨，按人均计算也只不过相当于日本年产量四千万吨时的水平。离社会需求的饱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至少产量从目前的两亿多吨增长到五亿吨这段时期，我们不用担心钢产量过剩。因为这段历史时期是基础工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阶段，对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增长将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业产品。目前，基础产业紧缺产品的供需矛盾刚开始突出出来，我们的产量离满足国内需求的差距尚未发展到顶点，就已大量进口钢材耗去许多外汇，并拉动世界钢材市场价格上涨，使全世界的钢厂都大赚了一把。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限制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把这个经济利益长久地留给外国的钢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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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凡是大宗的基础产品，如水、粮食、棉布、金属材料、基本能源等，由于是社会普遍使用的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即通常所说的需求弹性较差（需求曲线较陡）。这些大宗基础产品需求量的（增长）变化，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其价格变化的影响，而是其使用规模本身扩大所致（即需求曲线整体右移）。如：人口增长，经济规模扩大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必需品，使用的广泛性和产品的初级性带来的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不可或缺性，使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松紧状况对价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即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价格马上就上涨。（这从这些基础产品的需求曲线较陡的性质上也可反映出来。某商品以供给量的变化为原因的边际价格曲线和此商品（以价格为原因）的需求曲线实际上是重合的，只不过自变量和因变量互相调换了位置而已。这是因为价格的变动总是使需求和供给趋于一致。商品价格的变化在正常情况下，也总是趋于平衡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均衡价格的变化。由此可知，需求曲线越陡—即需求弹性越小的某些必需品，其供给的松紧余缺状况变化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大，越灵敏。）
因此，在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发展中”阶段，每当经济增长速度稍一加快，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价格立刻就上涨。而这些被广泛使用的大宗产品由于是最初级的基础产品，绝大部分其它商品都要以这些东西为原材料，因此，这些大宗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全面抬高全部商品的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对此，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应更有预见性，使基础产业的投资水平和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以使这些基础产品的价格由于供给较为充足而保持长期稳定。这是为避免发生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最积极有效，且又长期起作用而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方法（保持发展中的积极平衡）。

2.瓶颈产业的投资是否过热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合理项目超过其它部门投资增长水平的大量投资是否已“过热”，要看其在将来实际增加的生产能力是否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以钢材为例，在1983—1984年，我国的经济计划管理部门也曾担心钢材产量和相关投资“过热”而意图压缩调整，但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富裕起来的农民对钢材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迅速造成了钢材供应短缺的局面，因此调整还未开始就很快转变为增产。在以后的数年中因经济的迅速发展钢产量一直供不应求，只是由于88年的紧缩造成了暂时的供大于求，就是这种暂时的供大于求也并非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此前进口钢材过多。接下去由于91年最后几个月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涨，钢材很快又变成了供不应求。在93年我国已完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被这些瓶颈产业产品涨价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由于我们长达十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大一部分变成了过剩的生产力而被压缩破坏掉了。以至今天这些基础工业领域又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不再采用93年6月那样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就不用担心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
自80年代改革开放至1993年年中实行持续的紧缩货币以前，从这十年货币供应不断扩大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历史过程中可看出，这期间通货膨胀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货币供应不断增长与基础产业薄弱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货币供应的增长首先引起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若不是93年年中开始的长期货币紧缩政策， 我国在价格机制方面已基本完成的的市场化改革必将使瓶颈产业紧缺产品不断上升的价格调节出更强大的基础工业生产力（许多大型的基础产业项目在94－95年都会竣工投产），从而能更大幅度地增加商品供给平抑物价。如真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则这种“过剩”必将迎来我国经济因为已没有了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更快速的发展。没有了成本涨价主导的（单纯需求型）通货膨胀将会大大增加厂商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商品供给（物质财富）增长得更为迅速。并很快又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因此，即使真的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这种“过剩”也只能是短暂的一瞬。这种短暂的设备利用率不足恰恰可提供一个宝贵的生产间歇时机，以便用来设备检修和人员培训。基础产业本来就是对经济发展起长期支持作用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用短期的波动来说明这种长期最必要的支持条件“过剩”是可笑的。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总担心钢材“过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多余的一样。
工业生产能力的真正过剩只能发生在国家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以后，那时经济发展速度将因后备劳动大军的基本消失而减慢下来，货币供应的不断增长也将因不再能有效地刺激商品供给的增长而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过的那样。而我们目前离实现充分就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对瓶颈产业投资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大幅度增加对瓶颈产业的投资，将会大大增加这些紧缺的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以后的供给，有助于平抑这些紧缺的基础产品的价格，也有助于抑制因这些基础产品涨价而可能导致的全面通货膨胀。这也是价格和市场供需互相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所在。紧缺的基础产品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几乎大部分商品的经营利润的增加都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也对大部分商品供给的增长和价格的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对瓶颈产业大宗紧缺商品的生产性投资是增加商品总供给最有效的投资，当然也就是能最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正如我前面讲过的，将社会资金引入瓶颈产业以增加其产品供给，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而不引导那些苦无投资出路的社会资金进入瓶颈产业进行有效率的投资，这些“热钱”就会投在“炒房”等无效投资上，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付出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代价。而若完全封死这些社会“热钱”的投资出路，则会因投资小于储蓄[注1]，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使大量社会资本不能与劳动者结合而形成一方面是大量失业者，另一方面是大量闲置的社会财富的重大浪费。
对成为瓶颈的基础产业的投资，应限制的是那些小规模,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且布局不合理的项目。而对高技术水平、低能耗、少污染、大规模且又布局合理的项目则应在其合理性经过充分论证后给予支持。
为何一方面对瓶颈产业产品价格上涨高度恐惧，怕这些产品价格上涨波及到其它行业，另一方面又认定对这些领域（将大幅增加商品供给，从而能有效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过热”呢？如果是在担心通货膨胀，为何又限制投资增长而鼓励消费呢？消费的增长（即直接增加最终产品的需求）是直接增加通货膨胀指数，而投资的增长则不仅是间接增加通胀指数，而且还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的商品供给。因此投资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比起消费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更值得[注2]。 有关部门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既怕通货膨胀，又怕治理通货膨胀过头导致“产品”膨胀而不敢治理通货膨胀。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担心发胖，在另一个时期担心变瘦，这是正常的。而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期既担心发胖又担心变瘦，这种矛盾的心态就有些令人不解了。（如同前两年在通货紧缩时，既说要对付通货紧缩，又在采取收缩货币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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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只是统计学意义上已完成的投资和已形成的储蓄的恒等，而不是指目前已形成的储蓄中可用于（以后）投资的部分的恒等。
注2：投资最后也都要转变为各种收入拉动最终需求，因而也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而鼓励消费则只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手段而恰恰不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手段。所以，投资和消费都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投资能增加物质财富，所以既能对付眼前的通货紧缩，也能吸收日后的通货膨胀。

十四．今后真正的瓶颈产业和瓶颈部门
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之所以位居各行业榜首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由于需求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于是资金便按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向钢铁行业，以便通过创造更多的供给平衡与需求的关系，并重新形成新的均衡价格。
由于钢铁行业和钢材的供给（包括进口）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比较灵敏，所以今后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颈产业可能还不是钢铁，而是水和电。水和电由于主要还是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所以可能对市场的调节缺乏灵敏的反应。再者，水和电无法靠国际贸易增加供给。因此，很可能出现政府对水和电的需求增长估计保守而使投资不足，又不能靠进口来增加水和电的供给，导致水和电的供给长期不能满足需要。届时政府为平衡供需而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电价格，引起全部商品成本较长时期普遍上涨，这对抑制通货膨胀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应充分认识到水、电和其它能源对经济发展长期的瓶颈制约作用，对水利工程、水务、人工降（增）雨、气象、水污染防治、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及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其它电能和能源，以及所有与这些水、电产业有关的科技研发和基础科研的投资需要和投资规模应更有前瞻性，使其较大幅度地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速度。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状态，从而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最大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对全局最关键的部门就是农业。正如温总理一再指出的，农村的问题搞好了，全局就都活了。
在当前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的形势下，尽快地彻底免除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财政投入，以低风险高效率的方式引导银行贷款和其它社会资金投向紧缺的基础农产品的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对于缓解通货紧缩和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速稳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如从超出物质资料部门局限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说，长期制约我们发展的薄弱环节是教育和科技。
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主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因此对科技方面的投资应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况且人类发展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只能从科技进步中寻找出路。尤其是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均资源已日益贫乏，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破坏的条件下，若不能尽快解决低污染或无污染且又廉价的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就要永远依赖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并只能受其左右的世界石油市场，去满足十几亿人比其它国家高几倍的GDP能耗比的巨大需求，并继续简单笨拙地燃烧化石能源，创造最大规模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恶化我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水资源方面，如果我们的科技水平永远解决不了按需要进行人工降雨的难题，就永远难以彻底解决水资源对北方发展的制约，也永远摆脱不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气温更高→降水更少→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北方的荒漠化和沙尘暴就会不断扩展。如果由于基础科技力量的薄弱，使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在重要的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依赖，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会永远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但前些年我们对重要的基础科研领域往往以“财力有限”为由，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甚至把国家不可替代的科研职能降低到民营公司为眼前利益只开发具体商品的水平。这种状况如不能彻底扭转，我们不仅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而且还将被越来越脆弱的生态系统拖入苦难的万丈深渊。
科研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而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人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成为人才，否则就会因缺乏知识技能而极易失业，增加社会救济的负担，其中少数人会因教育不良的问题走向犯罪，成为社会的祸害。因此对教育的投入应该是比科技更重要，更有价值。但长期以来，因为教育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资源的分配上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长期拖国家发展的后腿。
只有加大对教育的有效投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师资水平，改善教学内容，才能大大提高人民的素质和就业水平。使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和世界研发中心，乃至世界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不仅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并降低GDP能耗比，而且永远在科学技术和思想学术上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强国。

十五. 减税是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的一个必要手段
从当前的宏观形势看，因为价格增幅较大的是作为初级产品的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因此将增加许多产品的成本；又由于今年一季度地方投资较大的增幅对社会需求的拉动，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有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的趋势。这虽是纠正通货紧缩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但若初级产品价格较大的涨幅使其它商品成本上升快于其价格上涨，则会造成一些经营者亏损，减少商品供给，这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显然是不利的。
因此，现在对企业和农户实行减税正恰逢其时，此举对增加商品供给，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胀局面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立 即 减 掉 农 业 税
首先应尽快彻底减掉农业税，而不能等五年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种地的积极性，以增产大量农产品去抑制物价，而不是要等五年以后才需要农民去种地。去年的通货膨胀率虽只有3％，但食品价格受粮、油等主要农产品涨价影响却全面上涨了近8％，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基础农产品供给下降价格上涨的趋势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大大增强产生全面通货膨胀的势头。因此立即减掉农业税，以增加农民种粮油的收入是当务之急。
至于立即减掉农业税所减少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可通过增发货币给地方政府全额财政补偿。此举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支出负担，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等）完全能够吸收为减农业税对地方进行财政补偿而增发的货币。
我们可算一笔帐，农业税税率平均为7％，加上各种附加税费共8.4％。全部减掉后若能使减税农产品产量增加5％左右，则将完全抵消掉因减税而增发货币所产生的通胀因素而有余。何以见得呢？中央为补偿地方财政减掉的农业税而增发的货币额为减税农产品（收购价）总金额的8.4％，这部分增发货币的周转次数与减税农产品（从最初的销售到多次加工多次流通到最终的消费）的周转流通次数应该差不太多，所以增发的钱和增加的物流通周转次数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农产品在经过多次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产值）会越滚越大，吸收更多的人就业劳动；而增发的货币量在流通中却不会再增加。因此，因减税而增加的这5％的农产品直至进入最终消费前所有加工和流通过程产生的总产值（减去周转的重复计算），至少2-3倍于最初的收购金额。如按最保守的估计，因减税而增加的农产品所产生的总产值2倍于这些农产品最初的收购金额，则5％×2=10％，大于补偿地方财政的等于减税农产品收购总金额8.4％（农业税及附加费）的货币发行额。况且因减农业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还远远不只是减税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许多以这些基础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为原材料的其它工业品的经营也会由于这些原材料供给增加价格稳定而保持低成本，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工业品的盈利状况，并对增加这些产品的供给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因减税而直接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产值（按保守的估计）或许只有这些农产品最初收购金额的2倍，但若加上其间接增加的商品供给，增加的产值则远远不止是这些增产的农产品最初收购金额的2倍。因此，就是因减税而增产的农产品低于5％很多时，如只有3％-4％，也仍然足够抵消中央补贴地方财政减农业税而增发的货币的通胀因素。
而彻底减掉全部农业税对相关农产品增产的刺激效果大于4％-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只大约相当于去年粮食减产的比例）。
而分五年才完成8.4％的农业税费的全部减免，则平均每年只减掉1.7％，这对减税农业品的增产效果不会很明显。从而也对抑制可能出现的全面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是由于能被有效利用的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力来说）严重不足。耕地等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去年由于农民种地已无利可图，导致耕地大面积撂荒，产量大幅下降。这对于原本生产资料就严重不足，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我国，又进一步恶化了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无论对于增加物质财富并以此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还是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非常不利的。是经济资源严重的浪费和重大的损失。因此，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农民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结合，恢复基础农产品的种植。
退一步说，即使因减农业税而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不能完全吸收掉补偿地方（因减农业税）减少的财政收入所增发的货币，所产生的通胀因素也会被增加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产值大部分抵消掉而所剩无几。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通货膨胀代价，比起因农业税不能全免而少增的农产品所不能吸收的通货膨胀因素，及这些基础农产品涨价而导致的全面通货膨胀趋势，究竟孰轻孰重？应该不难判断。况且在目前通货紧缩还未彻底扭转的时候，些微的通胀因素正好可以纠正目前的通货紧缩，算不上是什么代价。因此，中央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支持地方财政立即全部减免农业税，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非常正面的积极举措。并且这种利益还不止在经济方面，社会安定和人心等方面的巨大政治利益更是用钱所无法衡量的。对一些关键性的症结所在，有时越是求稳往往风险就越大。如同急需手术抢救的病人，如一味求稳而保守治疗，则必将冒延误病情而导致死亡的更大风险。
目前农业税在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差异很大。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富裕地区农业税已无足轻重，所以一些富裕地区已全部减免了农业税。而贫困地区农业是主要部门，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因而若无中央财政支持，单凭这些穷地方自己的财政力量立即全部减掉农业税确有很大困难。也正因如此，立即彻底减免农业税对贫困地区来说正是雪中送炭，而对富裕地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其对贫困地区农民负担的减轻程度要远远大于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积极意义也远大于对富裕地区的积极意义。而目前的农业税减免方法却加大了富裕与贫困地区之间农村的差异，使地区间农村的发展更不平衡。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税无论如何应立即全部减免。若中央对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支持地方财政立即全部减免农业税还有顾虑，至少也应对除富裕地区以外的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货币来补偿地方财政以支持其立即减掉全部农业税。对富裕地区则可让其自行消化立即全免农业税所减少的财政收入。
由于目前农民种粮、油等收益过低，因此即使立即将农业税全部减免，恐仍不足以完全调动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此可看出中央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的政策确实非常英明。彻底减免农业税再加上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实际上等于负的农业税。这负的农业税和减免正的农业税的原理是一样的，即中央完全可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由此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完全能够吸收增发的货币，因此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负担也不会有通货膨胀因素产生。由于粮、油等是最初级又最大宗的商品，因此粮、油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全部商品增加供给稳定价格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此目的而增发的货币自然也是使商品供给增加得最多的货币。怎么可能因此而产生通货膨胀呢？
需要测算的是，负的农业税要负到什么程度？即在彻底减免农业税的基础上对农民种粮补贴到什么程度？才能充分调动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把该种的地都种上。

2．降 低 企 业 所 得 税 和 增 值 税 税 率
除对农业税应立即彻底减免外，对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也应降低一些税率，目前至少应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点。降低企业税率同样对增加商品供给，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局面具有非常正面的效果。一些人担心降低企业税率会减少财政收入，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通过增发与理论上因减税而直接减少的税收等额的货币，既能纠正通货紧缩，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素（减税所增加的商品供给完全能够吸收与减掉的税收额相等的货币发行额），而且减税不但增加了商品供给（销售收入），而且提高了（应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因此创造了比销售收入增幅更大的应纳税基础，使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收并不会因降低税率而减少，因此财政收入的增加可两倍于减掉的税收（不会因减税而减少的企业税收+增发与减税金额相等的货币），商品供给（产值）也会大幅增加。[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降低企业税负而增发的货币并非应补偿地方财政，而是中央用这笔增加的财政收入去集中进行教育（包括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科技、能源、水利、国防等瓶颈部门的高效率投资。由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并不会减少税收，所以没有必要为此去补偿地方财政。（中央大幅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也大大减轻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增发货币的目的也不是因税收减少而需要这笔钱补偿财政，而是因为减轻企业税负会增加商品供给，因此需要这笔钱（增加的需求）去平衡供需。只是减企业所得税后，如所得税收的立即减少和减税对增加商品供给产生效果有一个时间差的话，中央政府可用一部分增发的货币暂借给地方财政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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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我去年九月写的文章《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的附件《对降低企业增值税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4年第五期《经济与社会观察》www.dajun.com.cn ）

3. 对企业和农户减税与扩大货币发行的关系
同样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货币供应量，这要看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例如：GDP每年增长1000亿元和每年增长500亿元在物价指数都保持在3％的条件下所需要增发的货币量是完全不同的。如不考虑GDP（已除去商品交易的重复计算）与商品交易总额之间的比例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前者需增发的货币就是后者的一倍。
因此，任何能增加商品供应总量的事情都相应地产生了增发货币的需求。而减轻农户和企业税负可全面提高经营者赢利水平从而能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因此也必然带来（在通货膨胀指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需要。而在通货膨胀超出预期的控制范围时，厂商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又能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
从另一个方面说，增加货币发行若无对企业和农户减税政策的配合，难免有通货膨胀的限制和隐忧。而减税则可以有效地增加商品供给，吸收掉增加货币发行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
减轻企业、农户税负若不扩大货币发行的数量，则商品供给的增长就由于缺乏需求增长的配合而导致价格全面下降从而阻止商品供给的进一步增长，当然也就阻止了唯有增加商品产出才能增加的GDP和纳税基数进一步的增长。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出现因减税而增加的税收不能弥补减掉的税收，又没有增发货币的财政利益，从而使财政收入下降的窘况。而增发货币足以弥补减税可能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并使需求与减税刺激出来的商品供给保持同步增长。
因此将减轻企业、农户税负与增发货币（简称减税增币）结合在一起实行，就会充分发挥这两方面捆绑在一起的政策的积极作用而抵消掉它们的消极影响。而这两方面政策的优点结合起来，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就会互相强化而得以充分发挥。既能迅速扩大经济规模和产值，又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水平，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还能在没有通胀之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财政收入（纳税基础的扩大使税收不致减少以及扩大货币发行规模带来的财政利益），政府还不用负债；只有利而没有弊。何乐而不为呢？
在通货紧缩还未彻底纠正的时候，可增发与减掉的税收金额相等的货币额去平衡增加的商品供给。而在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已很明显的时候，增发的货币金额则应少于理论上减掉的税收金额。在通货膨胀率已较高或发展迅速的时候，则可只减税而不增发货币，即使如此，也仍不用担心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因为通货膨胀发展较快的时候，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一般也都较快，不仅企业销售收入因此而大增，而且由于成本的节约使应纳增值税的进销差价和应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增长得比销售收入更快。因此这时降低企业税负对商品供给增加的刺激作用会非常有效，所增加的税收也必然会大于减掉的税收。

4．货币供应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因素
在本文前面的章节中，我已谈到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付不了通货膨胀，货币紧缩造成的总需求下降完全可以和物价的普遍上涨同时并存，这是因为货币紧缩使商品总供给下降得比总需求更快。同样的道理，扩大的货币供应也并非一定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如果增加的货币供应是用于增加社会广泛使用的大宗初级或基础产品的生产，那么，初级或基础产品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全部商品增加供给稳定价格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为增加紧缺的大宗基础或初级产品的生产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也就是使商品供给增加得最多的货币。这使它们不仅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且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有利武器。那种把货币供应的数量和通货膨胀的程度等同起来的思想在经济学术上是简单、片面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方法没有看到形成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与货币供应相对立的商品供给。

十六. 关于财政等政府直接计划投资的分配体制和效率
政府扩大的财政政策支持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是我国基础产业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缓解通缩抑制通胀，并消除瓶颈制约的重要手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由于政府这些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并非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决策，因此存在财政的基本建设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些投资用好了，将对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投资如成为无效或低效的投资，不仅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将对宏观经济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和腐败的环境中，容易发生按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分配财政投资的问题。因此，若无对财政投资科学论证，科学决策，有效监督，严格验收，准确评估等合理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极大地阻碍我们的长期发展。但财政支出的建设投资，其效率不是靠市场调节机制能解决的问题。作为这种投资体制本身，它是依靠市场经济并利用市场信息和规律，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计划经济。因为它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必要手段和因此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它是我国及其它一切国家取消不了的计划经济成份。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混合经济”的原因所在。虽然政府可通过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本建设，从而大大减少直接的财政支出，但这毕竟也是社会资金（社会生产力）非市场方式的的直接配置。因此，解决财政支持的，或其他形式的国家直接计划的投资效率问题，必须是政府和国家立法机构通过各种法制法规，完善各方面的统一协调和监督制约机制来解决的体制建设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划投资体制的弊端有关。
如：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应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尤其目前教育和科技已成为我国发展的薄弱环节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但由于教育和科研部门不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县以下的义务教育机构更是远离权利中心，因此在资源的分配上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长期拖国家发展的后腿。
又如：近十年来，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城乡之间扩大了的差距，以及同为东部的东北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差距，难道与按政治势力分配资源无关吗？
因此，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科学合理的直接计划投资体制，对国家长期健康的发展，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及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倒退，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不论是从控制银行信贷抑制各地方大量无效投资的方面，还是从排除各类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对国家计划投资项目和体制（包括对相关的专家和负责人的任用）的严重影响力的方面，以及从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的方面来说，国家党、政、军权高度的集中同一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投资体制将永远是反映各种政治势力的违反科学和效率原则的巨额社会资本的分配体制。中央的行政权威也无法彻底纠正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以及这种混乱造成的低质量、高消耗、高污染的低效率局面。中央面对的是上上下下勾结在一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因此必须采取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有效措施，以打破这些关系网和保护伞。可吸取我国历史上成功的吏治经验，实行县以上干部全国统一调配，异地（到外省）任职。
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不可能代替各级政府直接处理地方事务，过度集权管死地方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正如毛主席所说：“有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因此在集中统一的前提下，中央又必须协调好与各级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明晰各方面的责任和权利，把地方的积极性纳入国家科学的发展蓝图之中，使地方经济和其它各项工作的发展与国家的总体发展一致起来。这就需要以科学客观的标准考核地方官员的经济工作和其它政绩。使政府官员的升降任免与社会利益一致起来。

十七. 建立科学的GDP统计方法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
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有建设地方的热情。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经济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又由于缺乏对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全面考核标准，GDP因此成了唯一过硬的政绩指标。以至于许多地方官员的执政目标发展成为对GDP的拜物教。
那么GDP的统计指标是否科学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利益的总量呢？我们可具体分析一下GDP的统计方法。

1. 关 于 当 前 GDP 的 统 计 方 法
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是由GNP（国民生产总值）发展而来。GDP不过是按国境以内（包括境内外资企业）统计的GNP（总产值），因此它的统计方法与GNP没有什么不同。其定义是：一切最终产品的总和。主要包括：最终消费品、私人国内投资、政府购买这三个组成部分。由于这些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数值是按私人和政府的开支与投资来统计的，所以，这在每一次交易既是购进卖方提供的使用价值的开支，同时又都是提供具体使用价值的卖方的收入的一般正常商品交换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统计方法。但若出现只有开支而并不一定就买到了与开支相称的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产品和劳务时，按开支来统计GNP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就有问题了。
例如：用户或厂商缴的排污费。排污费的开支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污染得到了治理，满足了公众对良好环境的欲望。对此早就有人说过“GNP 是一个愚蠢的衡量手段，因为，污染实际上可以提高它的数值——当各行各业支出更多的费用来避免和控制污染时，这会提高GNP。” [注] 实际上，由于治污费的开支被统计进了最终产品和劳务而增加了GNP 总量，当污染得到治理时，治污开支买到了所需的好环境，GNP 的增加是合理的。而当环境污染未得到治理时，GNP 因治污开支引起的增加实际上只是虚增，因为它并未带来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增加。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转移支付”。在这种场合，GNP已明显变为一个由“污染实际上可以提高它的数值”的“愚蠢的衡量手段”。
又例如：政府对一些公共工程的开支也未必就能带来这些投资金额理应产生的社会利益，但这些政府投资金额无一例外地被统计进了GDP(国境内的GNP)。尤其是当GDP成了唯一过硬的“政绩”指标时，这种统计方法必会造成重大的（甚至是足以导致灾难的）浪费。我国众多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样的GDP已很难再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利益的标准。
目前GDP的统计方法是以开支（代价）来统计经济成果，完全颠倒了成果与取得成果的代价的关系。这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彻底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所导致的微观和宏观价值理论的分裂。在微观理论方面，他们相信边际效用价值论；而一旦到了宏观领域，就都变成了“成本”或“生产要素”价值论。将未用于治理的排污费和无效的政府投资采购统计进GNP，与轻视市场效率而以发展劳动量为社会目的“计划经济”犯了同样的错误，都是以代价来衡量经济成果。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政府投资受到社会较多的监督，腐败程度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少一些，政府投资的效率也相对较高。加之，用开支来统计GNP中的政府购买（包括投资）的经济成果（产值），是一种最简便、快捷，且成本最低的统计方法。因此用政府购买开支来统计GNP也还算勉强“适用”。但这种统计方法从根本上说与排污费的统计一样，都是颠倒了成果和代价，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目前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机构）的腐败程度和投资所受到的监督程度都远远不能保证政府投资质量和效率的条件下，特别是当GDP已成了唯一过硬的“政绩”指标，进而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拜物教的时候，把政府投资不加区别地一律统计进GDP，这样的GDP就与经济利益相去甚远了。因此，修改GDP的统计方法，使其重新成为能反映经济成果的指标，对于制止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机构）的无效投资并将其引向能产生较好效益的高效率投资，乃至于国民经济长远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于财政的或其它形式的政府计划的直接投资，不仅地方政府存在投资的合理性和效率问题，中央各部门机构的建设投资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只是中央各部门机构常在中央的视线之内，情况好一些罢了。因此，GDP统计方法的修改，对于中央各部门建设投资效率的提高，也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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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否如某些经济学界以外的人士所说： “GNP 是一个愚蠢的衡量手段，因为，污染实际上可以提高它的数值——当各行各业支出更多的费用来避免和控制污染时，这会提高GNP。””（见萨缪尔森《经济学》 Paul A.Samuelson 《ECONOMICS》 Page 196, Tenth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1976 . 中译本：高鸿业 译，中册276页，商务印书馆 1987 北京）

2. 关 于 GDP 统 计 方 法 的 修 改
对已有的GDP统计方法，其实只用修改两方个面的内容。这就是前面已谈到的：1.政府采购(包括投资)的经济成果统计。2.企业和用户缴纳的排污费。而私人消费和私人及（经理责任制度完善的）企业的投资则仍可以其开支来统计（未用于治理的排污费除外）。因为这些消费者和投资者是在花钱买自己的利益。

A． 修 改 政 府 采 购 与 投 资 的 GDP 统 计 方 法
前文已说过，目前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开支一律被统计进了GDP，这样的GDP根本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尺度。那么如何对这种统计方法进行修改呢？如果要使GDP成为一个能客观地反映经济成果的指标，那么，对政府投资采购产生的GDP，就应该是按这些开支带来的标准的社会利益来统计。
如：某个地方政府修了一条公路，不应像现在这样把其投资总金额都算作GDP，而应将这条公路解决的交通量（包括车流、物流和人流）以及这些交通量通过这条路所节约的总时间这些正面的成果折合为标准的GDP。这个标准就是在这个地区中，同等级的公路每万元投资平均所解决的交通量及其所节约的总时间，然后用每条具体的公路所解决的交通量及其所节约的总时间，除以该地区平均每万元同等级公路投资所解决的标准的交通量及其所节约的总时间，就得到了能真正反映这条公路价值（社会利益）的GDP。（当然，平均每万元投资能建成的同等级公路长度这样的（工程效果）标准也是需要的，但这主要是用以考核公路的工程和设计部门，而对于决策部门，反映资金工程效果的标准只能是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除公路是以其所解决的交通量及其所节约的总时间（真正产生的社会利益）来计量GDP外。其它的政府投资项目也应以产生的社会利益来统计GDP。如修建电厂以其增加的发电能力、利润和工程质量等级（耐久性和综合技术），修建其它类型的工厂也以其产量、利润和工程质量等级，修建图书馆以其能吸引并容纳的读者和藏书规模以及图书馆的建筑质量等级，等等这些真正的社会利益来计量GDP。由于每个项目都是以其各方面建设类型所产生社会利益的平均水平作为GDP的统计标准，因此，政府全部投资的GDP总量与其实际的投资支出总金额并无差别，这些投资所转变成的各种收入部分（工资、利润、租金、税金、利息等以增加值方式统计的GDP）也不受任何影响。但这些投资金额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却比简单地以这些投资支出来统计GDP大大增加，投资的社会利益基本可以和投资金额相称。
由于有些投资项目的实际效果要等投入使用至少一年甚至几年以后才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政府投资项目按成果统计的GDP可在投入使用后数年之内根据投资的实际成果进行修改，以便能更真实地反映投资产生的利益和官员的业绩。由于新法（按成果）统计的GDP与旧法（按支出）统计的GDP在总量上并无差别，因此在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按实际效果进行的修改，与已上报过的正式统计的GDP总量无关，而只关系到对具体项目本身和官员业绩的评价。

B． 修 改 后 的 GDP 统 计 指 标 应 结 合 绿 色 GDP 的 概 念
能反映投资成果的GDP统计方法完全可结合绿色GDP的概念，若某项工程对生态环境有破坏，则将从按新法统计的GDP中减去生态破坏造成的全部损失[注]。反之，若某项工程带来了生态利益，则也应该在GDP中加上反映这些生态利益的价值。例如某个水利工程改善了生态环境，某个造林工程增加了森林覆盖面积并产生积极的生态效益等等。绿色GDP不仅能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社会利益，而且可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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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生态破坏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一切经济损失和人们健康的损失。经济损失的统计应包括恢复生态所需的全部费用和其它方面因生态破坏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人们健康损失的统计应包括各类疾病因污染而增加的病人，以及无污染环境产生的病人因污染而加重的病情，恢复健康所需的全部医疗费用等等（有些健康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如寿命的减少等）。

C． 建 立 投 资 资 金 成 果 考 核 指 标
作为对地方官员经济工作成绩的考核，光有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利益的GDP或绿色GDP还很不够，因为这些GDP并未反映出它们是付出了多大代价取得的。因此，需要把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作为负面的统计要素，即作为负数，与能反映其社会利益的方式统计的GDP或绿色GDP相加。如相加的结果为正数，说明这个项目取得的社会利益大于该投资金额应产生的平均水平的社会利益。反之，相加后结果为负数，则说明该项投资金额取得的社会利益小于该投资金额应产生的(平均水平)的社会利益。这种把投资金额作为负面因素和投资成果进行比较而产生的投资资金成果考核指标，应该能纠正地方政府官员盲目追求GDP而进行无效或低效投资的欲望。
投资资金成果考核指标可与按社会利益统计的GDP或绿色GDP结合起来，一并作为对地方官员经济工作成果的考核指标。

D．用户或厂商缴的排污费不再包括在GDP的统计中
由于对污染的治理已按其取得的社会利益统计进了GDP或绿色GDP，因此，用户或厂商缴纳的排污费不论是否已被用于环境治理，都不必再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样，GDP就完全不再是“污染实际上可以提高它的数值”的“愚蠢的衡量手段”。

3. 建立对地方官员政绩进行全面考核的综合指标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能不受物质财富的制约，因此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但经济发展并不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它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条件。同时经济发展又不能不受社会其它方面发展状况的制约。例如：若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环境，也就没有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也谈不到交换的等价原则，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率。这样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只会浪费资源的畸形怪物。又例如：若无国民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发展也就会因缺乏必需的人才而停滞，大量失业人口和大量无投资机会的社会资本同时并存。造成人力与物力最根本的结构失衡和最大的浪费。还有：若无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社会精神和社会欲望就会被市场经济引向低俗甚至低劣，导致经济发展被引向与社会利益严重冲突的歧途。经济发展就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成为其对立面。
因此，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除经济工作的统计指标（按经济成果统计的GDP或绿色GDP，以及其减去投资金额而得到的投资资金成果考核指标）外，还应该有其它各方面内容的考核指标。政绩考核的内容应包括：经济、教育、社会治安、市场经济秩序、生态环境、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只有建立全面反映政府职能的政绩考核指标，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造福于社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互相协调互相促进。
总之，修改目前失真的GDP统计方法和建立对各级政府官员全面的政绩考核制度，将会使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利益更好地一致起来。

十八. 结 束 语： 再 谈 我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速 度
当前的GDP统计方法因颠倒了经济成果和代价的关系而失真，因此，一味追求当前失真的GDP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按这种失真的GDP来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同样不可取。尤其是把它限制在7％的框框内更是缺乏根据。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有全世界最高的积累率（储蓄率），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有与积累率（储蓄率）相适应的投资水平。加上大量外资的进入，以及我们规模巨大的“剩余劳力”组成的后备劳动大军，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处于较低的理应迅速成长的阶段，因此，较高的发展速度应该是正常和必然的。相反，若将这种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行限制，必将造成更尖锐的矛盾和人力物力资源严重的浪费，各种因缺乏物质力量已十分尖锐的（甚至是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将更加尖锐。没有物质财富较快的增长，就永远不会有在一定的量变基础上才能走向良性循环的质变。没有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我们就永远没有力量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粉碎和美、日勾结在一起的台独分裂阴谋。
至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需要随时调整解决。但这些调整措施本身就应具有能维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目的和效果，而不应使调整变成减速和刹车。因为匀速即使较快也比虽慢但不断变速更稳妥。
举个例子作比喻：一辆汽车不断地刹车启动，启动刹车。尽管车速很慢，所造成的汽车机件的磨损碰撞及燃油的耗费，都要超过速度虽快但匀速平稳运行的同类汽车。再加上两车因速度本身产生的功效差别，经济效益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由速度较快而生出。而恰恰是对正常速度的频繁制动造成的得不偿失的变速损耗以及速度本身的损失。
现在有些观点不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而总是针对速度问题说事，总爱拿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作比较。这种比较不仅反映了一些发达国家过分担忧中国经济强大的心理（通过“学术交流”等方式渗透进来的思想）[注1]，而且缺乏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发达国家早已基本实现了较充分的就业，（按理论实现充分就业后已不可能再有较快的经济增长。） 且投资早已饱和，各种基础公共设施也都很完备，人们的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又缺乏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力的竞争优势，因此根本不可能再有像发展中国家那样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平衡的必然趋势。
像印度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已达1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7％－8％或更高，但从未见这两国有什么需要“软着陆”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储蓄率（积累率）及对外资的吸引程度均不及我国，因此，中国经济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应属很正常的现象[注2]。而低于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则必然存在着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其表现就是大量的财富积累（较高的储蓄率）不能转变为投资[注3]，并长期摆脱不掉通货紧缩的困境。
去年下半年以来，类似温州炒房团和各地方无效、低效投资的大量出现，难道不正是中央财政和中央计划引导利用的民间资金对瓶颈产业和部门的高效率投资太少，使这些本应转化成资本的“热钱”没有出路而造成盲目投资的吗？
所以正如我前文所说，目前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和投资总量的问题，而是投资的效率和结构方向问题。对于发展速度应顺其自然，既不应人为地追求高速度指标。同样也不应一味压制速度，追求低速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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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一些国际势力带有很明显的嫌中国发展太快的主观意愿色彩。一些人力主的7％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7％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中国被压到最低限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即使在前年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环境中，经济增长速度仍达到了7.8％。 如经济增长速度再低于7％，则将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和损失，而这些损失由于是储蓄不能形成投资的结果（见注3），所以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由银行和金融系统来承担。这在目前银行和金融系统坏帐高企的形势下，势必会进一步增加银行的金融风险。况且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造成的通货紧缩局面将非常严重。这些对于中国现在的领导层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7％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出，可恰到好处地使中国获得最慢的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以最低的速度来发展经济呢？ 7％的经济增长速度究竟反映了谁家的利益和意愿？
注2：九三年六月紧缩货币以前，我国经济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尽管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十年动乱，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未低于两位数。只是自九四年以后，由于错误的宏观政策导致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再未达到过两位数。（94年－98年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真实的数字恐怕连一位数也没有。）
注3：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只是统计学意义上已完成的投资和已形成的储蓄的恒等，而不是指目前已形成的储蓄中可用于（将来）投资的部分的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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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04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