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增长源泉

 

蔡 昉

 

一、打破传统的人口与增长关系范式

 

传统的马尔萨斯式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范式，仅仅关注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与生产率之间的静态关系。由于这种范式不能把技术进步内生于人口动态，所以，基于经济史的经验检验，往往否定马尔萨斯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系的悲观结论。同时，以往关于人口与增长关系的乐观学派，由于在方法论上也是马尔萨斯式的，即仅关注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也常常不能在经验检验中站住脚。

在承认技术进步的前提下，预期人口并不会长期并绝对地成为经济增长的陷阱，无疑是正确的结论。但由于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的确会在某种一定时间范围内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或者成为增长的额外源泉，或者成为增长的制约因素。因此，强调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人口与增长关系范式，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传统的马尔萨斯逻辑，帮助人们从新的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水平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1/3-1/2。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二、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我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极大地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计量结果表明，改革期间的高速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4%，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贡献了21%，其他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为3%。

在上述增长因素的分解中，资本投入与总体抚养比低有利于提高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教育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我国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我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较早地迎来了可供利用的人口红利。然而，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很可能比预期的要来得更早。根据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

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逆转。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三、为保持经济增长源泉未雨绸缪

 

通常，经济增长有两类源泉。一类是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如长期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形式等；另一类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增长源泉，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相关。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较早阶段上，物质资本相对缺乏。如果没有额外禀赋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则成为惟一可供无限度利用的生产要素。如果这个阶段恰好与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升高的阶段相吻合，人口红利则可能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然而，一个国家即使已经进入到这样的有利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不一定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环境，才能把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类似人口红利这样的增长源泉，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不可能永远被利用来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因此，在一个国家得以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的时期，需要同时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源泉。如果在一个国家利用某种短期的增长源泉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尚未积累起得以维系这种增长的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之前，这种短期的源泉就消失了的话，该国家就有可能陷入所谓“低（高）水平均衡陷阱”。

避免陷入“低（高）水平均衡陷阱”，需要一个经济在仍然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借助这种人口红利，创造出持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或者说，在人口优势呈现出消失迹象时，一方面，需要保持那些有利于利用当前尚存的人口红利，并且籍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创造和培养持久性的增长源泉。具体对我国目前来说，抓住人口红利促进高速增长的最后机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

1．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就业。能否实现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充分就业，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劳动者在“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并且，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就业，社会才能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激励，从而创造持久性的增长源泉。

2．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需要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我国经济来说，发育劳动力市场也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推动相关领域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这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性障碍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最主要的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