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是部门性的,取决于每个部门的竞争力。一个产业的竞争力,来自于该产业对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反应和调整能力。首先,中国农业比较优势下降,那些使用土地较多的农作物会立即遇到外国的竞争,将会缩小种植规模,相应地有一部分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其次,服务业在中国的比重偏低,同时具有较大的就业弹性,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问题在于,中国的制造业是否继续具有吸收就业的潜力?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入世后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的问题就变成,中国是否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及能否在今后许多年继续保持这一比较优势。
首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具有并长期保持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提供了保障。只要劳动力市场发育良好,劳动力资源的丰裕就会表现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从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面的比较优势。80年代以来,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到1997年,已经超过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省、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仅略低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次,在技术进步上的后发优势,也是中国具有并长期保持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有力保证。这一方面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低技术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引进FDI数量最多的国家,也很自然地成为世界上在FDI部门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一个特征是其高度集中在制造业。
2001年,城镇和农村的FDI共有1065万职工,占当年城乡非农产业总就业的2.9%。虽然比重仍然很小,但是其增长速度十分迅速。全部城乡FDI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88-2001年期间达到25.6%。全部FDI就业对城乡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1.5%提高到2001年的18.4%,其中城镇FDI就业对城镇全部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1年的24.0%。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1979-1981年间,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0.44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8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小。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下降很快,以致人们对制造业的就业潜力产生怀疑。我们关于比较优势的分析表明,制造业仍将起着重要的吸收就业的作用。此外,在国有经济吸收就业能力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作为非国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FDI日益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入世,更深地介入国际竞争,产业结构将越来越趋向于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FDI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其创造就业的意义就更加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