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发展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逐步丰富的过程。从最初的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逐步演变为发展是经济结构改善的过程、发展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过程以及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党的是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我国25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包容了国际上各种发展观的合理内涵。针对我国当前在发展观上存在突出问题，树立和硌科学发展观，关键要做到“五个统筹”。
（一）关于城乡协调发展。建国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少数城市有现代气息，由于总体上城乡都落后，二元结构不明显。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先城市、后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模式，强化了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效果不明显。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的体制和制定的政策。
“三农”问题不可能在“三农”内部解决。一是农民收入过低、农村经济增长乏力的长期性、根本性原因在于农民过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跳出原有主要依靠提价、增产、政府补贴的定式，转向主要依靠减少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
二是就业问题的近期难点是城市下岗职工，但长期的难点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1.5亿，今后每年都将增加近千万。就业压力，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的工业化模式，割裂了工业化与就业的关系，劳动力多、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没能有效发挥。改革开放后，采取了“就地转移”，虽有利于发挥劳动力多、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提高了工业化水平。但也带来了上亿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千军万马挤入工业的局面，服务业难有较大发展。服务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高度同一，二是服务业要求“入门人口”。就地转移模式，割裂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就业岗位的增加没有带来相应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世界各国发展历程表明，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只有27.7%,世界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左右，发达国家在70%左右。如果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达到45%，就可以多增加1.3 亿人就业。2002年，外出务工的9400万人中转移到服务业的比重为43.3%，高出工业比重6个百分点。
三是消费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但是，如果农民仍大量滞留在农村，单靠开拓农村市场很难增加农民消费需求。第一，农民收入难提高，其潜在消费需求不可能转化为有收入支撑的现实消费需求。第二，在全球化下，搞乡镇工业很困难，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也比较有限，2002年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已达到438元，比上年增长45.6元，对全年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42%。第三，农民滞留在农村，农产品商品率难以提高，农产品不能供给农民本身。第四，农民消费习惯落后。第五，农村基础设施不可能达到城市的水平，高成本和高价格，会限制农民对基础设施的消费。
目前，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思想，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以及其他有关工作。“十五”计划提出了实施城市化战略，目的是通过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但一些城市只是热衷于通过修编城市规划、设置开发区、“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扩大城市占地面积，却不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向城市转移，甚至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落户设置种种障碍。一些大中城市只对高素质人才放宽了落户限制，一些小城镇也仅允许本行政区的农民落户。据调查，近年来被占耕地农户中，仅有1.5%的人得以安置就业，仅有5.8%的人得以转为城市居民。
“人口城市化” 缓慢，表面上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深层次的原因是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保、医疗、教育，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城乡分割体制。从城市政府看，人口增加意味着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城市财政负担加重，所以不愿意接纳农民转为市民。长期下去，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经营越来越少的耕地，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加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度。同时，已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如果不能改变身份、融入城市社会，就不会加入城市居民的消费群体，形成消费预期，并逐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
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但绝不能仅以城市居民为本，也要以8亿农村居民和1亿农民工为本。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思想、体制、政策、各项工作。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的变化。
（二）统筹区域发展。“十五”开始实施西部开发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但在贯彻这一方针中，也暴露出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有的地区对缩小地区差距缺乏长期作战的准备，急于求成，浮躁之风盛行，随意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有的地区把地区协调发展完全等同于缩小地区差距，把缩小地区差距片面理解为缩小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无论是省级行政区还是市县，无论是生态脆弱地区还是其他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都要在本辖区实现翻两番，实现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
要正确把握区域协调的科学内涵。区域协调不是全国31个省区市的GDP都要同样大，更不是332个地级市州、2860个县、5万个乡镇的GDP都一样多，不是使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要布满工厂、成为制造业基地。缩小地区差距，主要不是缩小GDP的差距，重要的是缩小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的差距，最终目的是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摆脱贫困，核心是人要脱贫脱困，不是地区脱贫；共同富裕，实质是人要富裕。
促进区域协调，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口、就业、经济在一定空间协调分布，并与该空间的资源环境状况相适应，包括：
第一，经济与人口在一定空间要协调。经济的布局或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密切相关。农业社会，人随耕地走，因为耕地是就业岗位，耕地分散，人的居住就分散。现代社会，人的就业岗位不再主要是农业，而是工业和服务业，工业和服务业是相对集中的，人口也是相对集中居住的。所以，引导经济向何处布局，就是引导人口向何处集中。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GDP，10%的人口。西部地区29%的人口，GDP只占17%。这是不协调。但若长三角和珠三角不仅占有30%的GDP，也占有30%的人口，西部地区人口也只有17%，区域间就是协调的。
美国GDP最高的加州占13%，是最低州的72倍。日本GDP最高的东京占16.7%，是最低的38倍。广东GDP占全国11%，经济集中的首位度远不如美日；是西藏的73倍，不比美国有大，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是宁夏的36倍，与日本也差不多。为什么没有人讲美日地区不协调、地区差距大呢。从人均收入看，美国最高的是最低的2倍，日本也是在相差2倍。上海人均GDP是贵州的13倍，这才是差距，因为这意味着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我国的实际差距没有这么大，是人口按行政区统计的结果。长三角和珠三角户籍人口占10%，加上流动人口占15%。各地区的发展条件、人居环境，人口和国土面积不同，经济总量有高有低是必然的。缩小总量的差距，追求GDP的排名，是反经济规律的，也反自然规律的。若不正确地认识差距，各级行政区都认为差距扩大，将形成可怕的政治压力。
经济分布要与人口分布协调，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关注居住区问题，引导人口分布在适宜人居住的空间，不能引导到高山峻岭、戈壁荒滩、黄土高原上。如，有矿产资源的地区往往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也是其他产业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在这类地区，开采资源可以，但不易将人引导过去，形成人口密集的城市。否则，资源枯竭后，城市很难可持续。我国位于地震烈度7度以上的省会城市25个，地级城市179个，有639个城市要防洪。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经济，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今后我国有几个亿的人口进入城市，如不正确引导经济布局，继续布局到灾害频发地区，人口也会行集中，灾害损失更大。我国GDP增加很快，但每年因各种自然灾害的损失也很多，这是人民感受的生活水平提高没有GDP增加快的原因之一。
第二，经济、人口与资源在一定空间要协调。主要是要与水资源相适应，淮河以北，水资源为全国19.5%，人口占46.5%，GDP占45.2%，耕地占64.8%。经济与人口是协调的，但水与人、水与经济失衡。水资源可跨区调，但资源移动不能过度。我国有400个城市缺水，163个城市严重缺水。若都调水，全国将密布调水网。既使经济上可行，但生态效率差。
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要解决在何处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是一致的。有些地区适宜工业化和城镇化，有些生态脆弱和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不宜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工业密集、人口密集和大城市周边地区适宜发展小城镇，但在工业不发达、人口稀少的地区，就不适宜发展小城镇。对城镇化不加以正确引导，各城市、各小城镇任意发展，将为此付出深重代价。有一个城市，城区有深井218眼，密度为5.6眼/平方公里，日取水量超过合理开采量一倍以上。由于长期地下水超采，导致地面沉降范围达450平方公里，市区最大沉降量
第三，经济、人口要与生态环境在一定空间要协调。我国钢铁工业85%的产能分布在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长三角地区煤电建设的环境空间已经很小。大城市病的实质是经济和人口超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过于集中，人口必然集中，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废气、污水、垃圾也会集中。自然界难以自行调节时，要么是忍受恶劣的环境、污浊的空气，要么是化大价钱治理。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在一定空间也要适度、密度合适。经济发展没有尽头，但空间资源是稀缺的。按现在的势头，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几年、十几年后将无地可用，所有空间都将变成了高楼、公路、厂房。企业、外资不会考虑空间均衡，他遵循市场原则，哪便宜就在哪生产。但政府不考虑，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发展不是狭义的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社会发展包括人口、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分配关系、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体系，公共服务、社会安全、防止灾害等。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乃至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指发展的目的，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来讲的。在物质产品短缺下，必然是重物轻人。我们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以发展为主题。但发展不仅仅是GDP，GDP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但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所有内涵。一是没有考虑资源本身的价值。现行GDP核算不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把自然资源当成自由财富，高估了GDP。一些地区的水价如果包括地下水应有的价值，许多高耗水企业将难以生存。二是没有反映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不仅将带来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计入GDP，而且将环境保护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纳入GDP。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治理污染支出越多，医疗保障支出越多，GDP就越大。三是没有考虑生态破坏的危害。超载过牧、超采地下水、掠夺性采矿、滥砍滥伐森林、盲目开荒等破坏生态的行为，也会增加GDP，但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干旱水涝和地质灾害等生态问题及其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却没能在GDP中扣除。四是没有扣减财富损失。某些增加当期GDP的活动是以财富的损失，即消耗过去积累的GDP为代价的。如拆除旧建筑和建设新建筑可以增加当期的GDP，但拆除旧建筑带来的财富减少却没有在当期GDP中扣除。五是没有考虑无效供给。粗制滥造的产品，尽管当期可能卖不出去，但也会以“存货”的形式计入GDP。但这类产品，若干年后，很可能成为废弃物，成为污染物。
所以，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绝不只是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为中心。加快发展，也不是要求政府充当经济增长的主角，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增长，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要转变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增长速度第一等过于看重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的观念；转变把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当作第一职责，把提供公共服务、从事社会管理当作次要职责的观念；转变对经济建设的投入有回报，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只增加支出的观念；转变政府把自己当作经济增长的主体，看轻创造环境职责的观念。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国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主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这些问题，既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基本国情有关，也与过于追求近期增长、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短视发展观有关。
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人口控制、环境治理、生态建设、资源保护的问题。现在的思路是，哪有问题就治哪，水土流失了，就退耕还林，但人不转移出来，很能长久；洪水来了就加高大堤，但有些地区，用建大堤的钱，完全课把人迁移出来；哪个地区落后就加强其基础设施，搞各种各样的村村通，但如果当地没有就业岗位，人都转移出来了，这些基础设施给谁用。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友好的理念，不要把自然当作“敌人”去斗，多一点和为贵，少一点斗争哲学；多一点顺其自然，少一点人定胜天。我国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再斗下去太危险。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尽可能不改变或少改变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发展；从迫使自然与人口、与经济相适应，转为主动地使我们人类、经济与自然相适应。愚公移山的精神可嘉，但其思路可怕。我国草原退化、黑土地流失、石漠化、干旱严重等生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开发自然的恶果。
人与自然和谐，要树立生态效率的原则。把全球的钢铁引导到我国来，要在全国的大空间看中国的水资源是否可承受，若全国看能承受，可以变为钢铁工业的“世界工厂”。当钢铁不仅是高耗能产业，也是搞耗水产业。我国钢铁工业年耗水40亿吨，钢铁工业有很多是布局在严重缺水地区，如果每吨水的价格提高到其生态成本的程度，许多企业将没有竞争力。所以，不仅要在全国的空间看水资源是否可承受，还要看特定空间是否能承受。汽车要发展，但放在哪些区域发展更理性，在开发密度已经很高的地区布局汽车，也许现在是有竞争力的。但工厂转过来后，就业、人口也会过来，污染也会过来，水资源不足时，就要调水或超采地下水，如果考虑调水、超采地下水以及今后换经治理成本，一些地区的汽车就没有竞争力了。现在很多地区的增长，是用低廉的、仅仅核算了开采的人力和资金成本之后制定的价格支撑的，是在政府补贴后的，是以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许多地方的领导在讲到发展思路时，都是介绍本地有什么资源，准备如何开采等等。但其负的社会效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损害，企业是不负担的，本届地方政府也不负担。这些成本是以后的政府、全体人民、我们的子孙承担了。所以，引导经济布局，既要遵循经济效率的原则，也要遵循生态效率的原则。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日益加深，国际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也在提高，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谋划发展、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必须有世界眼光。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努力提高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做好各项工作的素质和能力。编制发展规划，不仅要认真分析国内经济形势及其趋势，而且要把握好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走势，把握好国际经济变化带来的机遇，更好地趋利避害。制定发展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发展的要求，而且要看是否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是否会带来负面反响并反过来制约国内的发展，充分权衡利弊得失。决策重大建设项目，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容量和国内资源的支撑能力，而且要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估量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总之，促进发展的各项工作，都要善于通盘把握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善于综合分析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善于充分利用国内有利条件和国际有利条件，善于统筹考虑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
（一）鼓励人口平稳有序转移。劳动力和人口跨区域转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是否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之一。要确立鼓励人口平稳有序转移的方针，引导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向其他地区转移。要以促进人口转移为出发点设计制度、制定政策、安排政府投资、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二）强化制度协调和政策协调。要把制度协调和政策协调作为宏观调控和政府工作的重点。统筹协调发展与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统筹协调各项改革，整体设计，有序推进。统筹协调政策目标与手段，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
（三）增强经济工作的前瞻性。要统筹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近期发展和调控要为长远发展服务，有利于解决长期性的发展难题。改革体制、制定政策、安排投资，要充分考虑长远发展需要，考虑体制、政策和投资的可持续性。地方的经济工作也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避免换一任领导就草率地换一套思路。
（四）加强中长期规划工作。要正确认识新时期规划的性质和作用，各级政府部门不仅要做到依法行政，而且要依规划行事，避免决策中的随意性。各级政府部门都要减少单个项目和事项的审批，把更多精力放在中长期规划的研究编制、衔接协调以及实施过程的监测评估上。深化规划体制改革，探索新的规划体系，创新规划方法，规范编制程序，扩大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加强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政府编制的规划未经衔接协调和充分论证不得发布实施。明确各类规划的功能定位，加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及其相互间的衔接。把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编制区域规划要从经济区出发，而不能从行政区出发。规范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编制专项规划要从整体发展出发，不能从部门职能出发。
（五）确立区域协调的调控原则。经济调控不仅要促进总量均衡和产业结构协调，也要关注区域协调。高度重视人的发展空间问题，促进人口、就业、经济在一定区域的协调分布，并与区域的资源环境状况相适应。强化区域调控，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调控。地方政府要弱化对产业的调控，把调控的重点转到区域上来。政府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和区域调控方向按区域来考虑。
（六）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方向。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和主体功能因地制宜地确定区域发展方向，一是重点开发区域，具备经济发展和人的居住和全面发展条件的地区，引导经济向这里布局，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尽快改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增长极，吸引人口。有全国范围看的大区域，也有全省的小空间。二是开发密度较高的需要整合的区域，要加强空间开发的指导与约束，限制无节制的盲目开发，保留必要的绿色空间，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防止出现过密。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心城市，不能都搞工业。三是生态脆弱地区、天然林和水资源保护地区，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区，要适当限制开发活动，不仅要退耕还林，也要“退人还林”；对洪水频发地区，不仅要加强工程措施，也要“人退水进”。四是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要控制高耗水产业，控制城市规模，避免地下水超采导致环境恶化。对污染物不易排放、环境容量有限的区域，要限制一些产业的发展，如火电。五是对贫困地区，要从“地区脱贫”转向“人口脱贫”，变造血机制为促人口流出，从主要面向当代人的扶贫，适当转向面向第二代人的扶贫。六是资源开采地区，要充分考虑人口居住和其他产业发展的条件，不可轻易建设新城市。
（七）树立生态效率的理念。经济建设活动，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要树立人与自然友好的发展理念，要善待人，也要善待自然；要满足人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的平衡；要注重人类当前的利益，更要注重人类未来的利益。发展经济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注重生态效率。国民经济核算，不仅要核算人力资本和资金成本，也应核算生态环境代价和资源成本。要在尽可能减少改变自然的前提下促进发展，从迫使自然与人口、经济相适应，转为使人口、经济分布与自然相适应。
（八）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更加重视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增进人民福利、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增强社会安全感、加强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社会稳定等放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履行经济调节，也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管规划、管政策、管协调、管环境上，政府不是直接充当主角。
（九）科学合理地考核政绩。要淡化经济指标的政绩意义，改变把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进出口、招商引资、投资项目、城镇化水平等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并在各级行政区层层分解的做法。考核政绩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纠正“数字出政绩”的不良倾向。长期性的战略和任务，不应简单地按政府任期进行考核，避免寅吃卯粮。正确理解和落实国家战略，避免经济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杜绝“口号经济”，防止“速成论”、“攀比风”。
（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抓紧研究从整体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公平、公正地分享税源，逐步完善国家公共财政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为地方政府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责提供财力保障，特别要加强对县乡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十一）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城乡管理体制，创新人口城镇化机制，正确指导推进城镇化的工作。要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各自的主要职责。基层政府是以经济调节为主，还是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以减少行政区划层级为方向，加快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科学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进一步深化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
一是立足长远，扎实工作。东北振兴是持久战，要力戒浮躁之气，扎扎实实干实事，不要过多、过头地喊口号，如三年大变样等。把群众的“胃口”吊得太高，一时可能起到鼓舞和振奋作用，但兑现不了，易使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导致政府信用危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首先要诚实守信，这是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经科学论证的发展思路一旦确立，就必须从总体上保持思路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不要换一届班子就换一套思路，
二是编制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规划。中央11号文件解决了东北振兴的认识问题和启动问题。在此基础上要结合“十一五”规划，编制实实在的、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区域规划，把东三省及内蒙东部统一考虑。明确中央干什么、承担什么义务，地方干什么，明确在什么地点干。不改变规划体制，分头编制规划可能好看，但不好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中央政府也难以下决心支持。国务院要求决策项目要先编制规划，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上，经科学论证和充分衔接后，一劳永逸，分步实施、适当调整。没有必要又是编制小康规划，又是编制老工业基地规划，又要编制当地“十一五”发展规划。
三是把扩大就业作为振兴的第一目标。经济增长并不总是自动地带来就业的扩大。促进振兴的政策，既要立足于通过促进振兴实现扩大就业，也要立足于通过促进就业实现振兴。振兴的根本目的是东北人要有就业、有收入，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结构调整是振兴之路，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但更要注意调整就业结构。以扩大就业为出发点，有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城市发展，并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良性循环。浙江经济最近几年的发展就是民营经济、城市化、服务业“三架马车”良性互动。
四是促进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改造振兴不应完全在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原有的基础不一定是优势，许多传统技术、设备、产品甚至产业要下决心丢掉。要促进一切的、有前途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只有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产业间形成上下游紧密关联的产业链，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经济区。
五是促进区域集中发展。要充分研究本地区未来的发展区域在哪里，形成大中小城市功能清晰、产业间分工配合的工业和城市密集区。不要遍地开花，分散力量，各个点都振兴，形不成区域竞争力，就难以形成增长极。区域协调是目标，手段是区域的不平衡发展，通过集中发展积聚经济与人口，才能有国际竞争力。其他地区，通过人的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人富了，振兴的目标就实现了。各地都要把自己辖区的GDP扩大，心情可以理解，但客观发展的条件不具备。
六是“易地振兴”。不应完全在原有空间上改造。要扭转一个观念，即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取决于工业的水平和规模。作为一般道理是对的，但具体到一定空间可能就错了。要把统筹协调服务业的发展与改革摆到宏观调控的高度，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渠道作用。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一定要以服务业为主。这样，服务业才能有足够的需求空间，符合入门人口的规律；也才能充分利用土地的级差地租，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所以，城市中心区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行“退二进三”。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振兴是“易地振兴”。工业郊区化和服务业在城区积聚是世界性趋势，这是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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