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大陆银行业痛下改革的时间已是屈指可数。因为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大陆到2006年就将完全放开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真正的残酷竞争即将到来。
谁都知道,大陆金融最大的显性风险在于银行系统的钜额不良资产,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此次注资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口径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0.36%。但外界普遍认为大陆银行业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概为40%,甚至更多!
因为大陆国有商业银行各地分行帐目的审计质量一直令人严重担忧,即使是总行也未必知晓各地分行不良贷款的真实情况。所以,有国外经济学家调侃,在大陆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世界的同时,大陆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坏帐率一直高居不下,始终「领先」世界平均水平。
必须及时医治毒瘤
透过这个调侃,人们看到的是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尴尬现状: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超级新贵,大陆经济在这20年来取得的成就足以让英法这样的老牌世界经济强国感到呼吸急促;另一方面,在这个超级新贵身上却长着几颗随时可能转移和恶化的毒瘤,这些毒瘤尽管可能尚未发展到足以摧毁超级新贵锦绣前程的地步,但若不及时医治,恐怕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保证最坏的情形不会出现。
所以,摆在中国大陆面前的最大任务有两个:一是要继续保持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向世人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二是急聘专家会诊病因,求解最优的治疗方案。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大陆决策层虽已认识到经济毒瘤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并且不断求医问药,但可能是由于浸润在计划经济时代太久的缘故,抑或其它难以言状的原因,一直难下决心进行彻底根治,所以人们看到的仍是带有明显渐进式特点的银行改革思路。
显然这种保守疗法的代价是越积越深的沉痾,根据标准普尔的估计,中国大陆至少需要518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GDP 的35%,才能完全清理其银行系统的坏帐。而全球著名投行─高盛则预估,单是为了清理无法回收的坏帐,避免爆发全面金融危机,中国大陆就需要在2004年底前拿出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20%的钜资。
因此,中国政府不久前向两家国有商业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看来只是缓解了一心想要上市的这两家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上的尴尬处境。根据标准普尔的估计,中国大陆真要全面拯救陷入困境的四家国有银行最终可能要付出牺牲5年的经济增长代价。
所需费用是个无底洞
中国政府其实已经发现单单医治银行疾病所需的费用就是一个无底洞。事实上在上届政府注资2700亿元补充四大行资本金,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兆元钜额不良贷款而收效甚微后即发现,后续的医疗费用越来越多,单靠简单的外科手术恐怕无法彻底医治久病在床的这几位老人。
所以人们注意到,尽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非常关心国家的金融安全,十六大后中央成立的第一个新机构便是「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尽管本届政府仍然动用大笔外汇向两家国有银行紧急输血,但从长远看,中央要做的主要是定下银行改革的目标与大方向,以及相关政策支持,不大可能无限制地为国有银行改革买单,国有银行要走出困境关键还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留给大陆银行业痛下改革的时间已是屈指可数。因为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大陆到2006年就将完全放开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真正的残酷竞争即将到来。
外资银行来势汹汹
这肯定是一场躲不过的战争,尽管有国外学者建议中国大陆可以仿效他国选择放弃履行承诺,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但以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一贯表现,预料中国政府是不会违背相关承诺的。
而在银行管理者看来,他们可能比其它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外银行的竞争态势,以及自身的病因,但他们的难言之隐外人恐怕很难理解
,因为国有银行改革的难度要比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得多,后者几乎没有既往病史,不必瞻前顾后,而前者的每一项重大改革都要考虑风险成本,约束条件实在太多。
不过,大陆国有商业银行的这些病灶,在外资银行看来,恰恰是可以进攻的软肋。所以,大陆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陷入了两难处境:一方面与一流外资银行存在着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又肩负着抵御外资银行入侵,捍卫大陆金融主权的重任。
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可以说,这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却又是一场对中国大陆来说实在输不起的战争。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懂得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银行业对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实在太大了,稍有闪失就将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严重的还将葬送经济发展的成果。
根据入世有关协议,中国大陆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各种限制,5年宽限期过后,大陆银行业务将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竞争的新阶段。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5年的宽限期即将过去,但大陆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提高,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绝大多数竞争指针方面,与花旗、汇丰等全球顶级银行存在着巨大差距。一旦放开竞争,谁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抵御列强的猛烈攻击。
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跨境的资本流动将变得相当自由,大陆金融市场受国际资本的冲击
将越来越大,倘若国家金融安全体系不够健全,银行抗波动能力弱,则一旦发生债务危机或其它社会危机,国内存款必将发生大规模转移,导致信心危机,挤提存款,由此引发国内银行业的支付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危机正在逼近
所以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大陆银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就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大陆金融业目前的所有特征,都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形类似,发生危机的概率在升高。
他尤其担心四大国有银行非常之高的内部不良资产率,他说近年来各大银行大量发放长期贷款,使得长期贷款比例占到贷款总额的近50%,在贷款到期、问题暴露之前,这些长期贷款基本上被当作正常贷款看待并报告,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贷款风险水平。
危机正在逼近,那么大陆银行业究竟将面临何种危机呢?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机制上、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大陆银行业的现状表明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了大问题。
真正的危险在哪里?
然而,大陆银行业的真正危险还不在于数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真正的危险在于大陆国有商业银行迄今尚未按照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来明晰产权,以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长期以来,大陆国有银行几乎只是作为计划部门的财政代理人进行运作,政府舍不得切断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脐带关系,强烈的政府干预使得银行无法安排正常的市场程序进行运作,导致钜额的不良贷款产生,而银行上下也坚信不管自己经营效率如何低下,政府看来都不会让自己破产的。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有银行积重难返。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大陆银行业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而一味忙着注资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把资产规模做大以稀释不良资产,最终通过上市圈钱甩包袱,结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饮鸩止渴。
战场将在哪里摆开?
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外资银行是不会与陆资银行展开全面的对攻战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也把大陆同行的长处和短处摸得一清二楚。战场很有可能在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及陆资银行的薄弱领域拉开。
一、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将是双方争夺的主战场。
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向来是陆资银行的经营重镇,也是利润来源最丰厚的区域。而外资银行最为看中的也是这块区域。他们进入大陆市场后,不可能干那些费时耗力的大面积铺设营业网点的工作,更不会像陆资银行那样依照行政区划来设置机构,并对其作相应的定格。
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对金融业务的需求越大,外资银行就到那里安营扎寨,而经济发达、环境配套、管理规范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正好满足上述要求。这也是花旗和汇丰银行首先选择登陆上海的最直接原因。
二、优质客户竞争、业务竞争和人才竞争将是双方集中争夺的领域。
外资银行深知,在陆资银行业具有明显优势的个人存贷款领域是没有必要与其展开竞争的,他们会运用在技术、产品开发、定价等方面的优势,在陆资银行的薄弱环节打开突破口。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认为,未来陆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将主要集中在优质客户竞争、业务竞争和人才竞争上。他提醒陆资银行他们的主要对手,将是那些真正准备在大陆做大,而且是拥有相当本地客户的一些大银行,这些银行本身就是国际一流银行,他们在争夺大陆本土客户方面无疑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的客户主要定位于进出口企业和需要资金量比较大的企业,包括在大陆经营的世界500强企业,乃至部分经营情况不错的国有和民营的高新技术企业,都将是他们优先争取的对象。而这些有钱的「高端客户」,过去一直是大陆银行业的优质客户,为大陆银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这种好日子恐怕难以持久了。
至于业务竞争方面,外资银行会利用其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出色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先进的资金运营能力抢占市场。而国际结算、信用卡、信用证、个人理财、结算、资产管理等中间业务一向是外资银行的强项,且由于风险小、收益高而备受外资银行青睐。
但中间业务恰恰又是陆资银行的软肋,尤其在产品创新和服务品质方面落后较多,预料业务放开后,外资银行将切去大部分「蛋糕」。陆资银行将被迫大量退守在存贷款等风险高、利润薄的传统业务上。
而对陆资银行优秀人才的争夺,恐怕是外资银行最「毒」的一招了。外资银行优厚的待遇、正规的培训、先进的管理不仅对陆资银行的业务骨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就是对高层管理者也是很大的诱惑,近2年来,由国有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到外资银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数以千计,基层员工更是无法统计。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人才培训中心」的角色。可以预计,一旦外资银行在大陆完成布局,陆资银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次人才流失高峰。
此外,外资银行还将采取直接并购的方式来扩大在大陆市场的份额,那些机制活、包袱轻、业绩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是他们的首选并购对象。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近年来外资金融机构明显加快了参股大陆商业银行的步伐,参股目的、参股形态、参股方式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市未必就是救命丹
显然,大陆银行业改革已是刻不容缓,正如瑞银(UBS )集团亚洲事务首席经济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所说,大陆银行改革步伐绝不能拖延,进一步拖延可能会导致至少又是10年的恶劣局面:资本管制、利率僵化,再加上国内新增储蓄缩减的趋势,10年后,中国大陆就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实际增长率低迷、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且结构性压力沉重。
而大陆高层其实已经意识到国有银行改革的迫切性。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在这种情势下,上市普遍被认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
不过,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之门正在开启,前景似乎开始灿烂,但若认为通过改制上市就能刮骨医疗根治顽疾也未免过于乐观了。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一再表示担忧:「大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会否演变成一场圈钱游戏?」而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讲座教授郎咸平更是以光大银行为例直言,大陆现有的银行改革思路根本就是错误的。他说,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
郎咸平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大众持股比例多寡和国有股权的大小也与银行经营绩效无关,因此以上市为导向的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只有企业素质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慢慢才会好起来。
系统性的复杂问题
郎咸平的观点尽管有些激进,不过细评起来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大陆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因此改革的约束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
按照摩根士丹利(亚洲)总经理吴长根的分析,大陆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之前,须在自身的体制、管理、内部控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非银行自身所能为,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在目前的环境中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假帐问题、公司财务资料的完整性等问题非常严重。如果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银行改革不能同步进行,银行改革很可能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银行改制与上市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银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否因政府注资而减少,而在于银行是否建立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有效机制。
如果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在机制未作根本性的改造时就匆忙上市,那就等于打通了银行与股市的风险信道,银行与股市的风险就可以相互传递,就会大大提高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系数,加大整个经济变量的制度风险。
必须忍痛下猛药
所以,尽管从最高领导到银监当局,再到作为改革主体的大陆国有商业银行,似乎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发动一场银行革命,以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能在即将到来的中外银行对决中免遭灭顶之灾。
但是在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看来,大陆这场银行变革,短期内不大可能使疾病缠身的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政府制定的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3年左右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银行的目标,看起来更像一幅壮景,亲切又遥远。
笔者预估,本次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陆国有银行的短期竞争力,帮助他们艰难渡过银行业全面开放之后的危险期。但从世界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来看,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很难获得持续的成功,中国大陆大概也不会例外。
尽管政府这次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治理模式来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改革主体的银行也深知这是最后的救赎。但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从催生世界级商业银行的高度出发,政府就必须忍痛切断与银行之间的脐带,给予银行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无疑,一个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金融企业,在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不仅可以有效履行作为国家主要商业银行所应发挥的社会职能,还可以成为国际顶级商业银行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