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利益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严峻性更是不可回避。
“三农”问题在最近几年迅速浮出水面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热潮在今年的两会期间犹为高涨，从中央到地方，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从知识分子到基层民众都在献计献策，国家在年初首先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做出了要在三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的承诺等，那么这些措施的出台是否能够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剂良药，达到标本兼治的功效呢？我个人以为，其实不然。
《中国农民调查》这篇首发于《当代》杂志，由陈桂棣、春桃执笔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目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相信所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会有深刻的认识。应该讲、“三农”问题的解决牵涉到各个层面的因素，所以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开出不同的药房，《光明观察周刊》、《新华网发展论坛》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首先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有的说是县镇乡基层组织腐败太严重、有的说农民的税费负担太重、有的说是人口太多、有的说是土地权属问题，有的说主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还有的说是乡镇企业发展不足的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在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良药时就相应的产生了一系列的对策，比如主张土地权属的变更、主张取消农产品附加税、主张真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主张撤消县乡政府开展村级自治、主张发展乡镇企业、主张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等，也许单独从某一项策略本身来看都不无道理，但如果放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局来看，却又不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和尴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央在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很多农民根本不知，税费改革也在某些省市试行了很多年，农业税目前已经降到5%的低水平，而且还将再降到零，可见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大、政策不可谓不倾斜，而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矛盾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呢？
通过对“三农”问题中一系列解决策略的研究，最本质的因素浮现出来：整个社会对解决三农问题技术层面的因素关注得太多，而对战略层面的因素关注不足，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对枝节关注太多而对根本关注不足。
了解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人应该知道，当前中国是按照中央-省-市（地区）-县-乡（镇）-村的六级结构，管理层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其中当然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这种管理层级过多的结构使得中央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即使中央的政策再好，经过层层传达到了农民手里却变了质，或者根本就到不了农民手里，最后使得一项辛辛苦苦制订的政策流于形式。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中央的政策即是下到乡村一级的政府，那么由谁来带领农民解读文件的精髓并将其灵活的付诸实践之中？只能是乡村的政府。实际上，当前执掌乡村行政大权的各级乡村干部一般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方面他们有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优势，但更不容忽视的是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等非能力因素走上领导岗位的，整个农村的专制氛围较浓，更甚者对中央、省的政策还会抵触和消极对待，中央精神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民主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等都处在尚未完全开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乡村政府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苛捐杂税盛行、贪污腐败、选举舞弊等现象并不鲜见，更不用奢谈带领农民创业致富，搞什么民主选举等等更高层次的东西。从这些乡村干部自身的素质来讲，也很难站在理论的高度关注中央的政策并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很好的执行。一言以蔽之，思想未开是三农问题之本源。如果本源疏开，农民之心能有不振乎？农民之心既振、农业能有不可为乎？农业既可作为、农村能不一改凋敝而百废俱兴乎？
中国古代有当官最难的就是当宰相和县官之说，宰相是国家股肱之臣，天下之事皆得其虑，当然很难，而县官虽然品秩低下，却事关一方盛衰，一县虽小，却具有最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最全面的基层事务，所以当一县之家同样很难。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基层政府强大的影响辐射力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又想起国家初建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无疑是好的，而毛泽东关于“到农村去、农村的天地大有可为”的论断更是精辟的。三农问题，本源在农民思想未开，问题的归结落在了由谁去农村和基层带领农民开疏思想、刷新理念。当然、这又决不是一二人之力可为，而必须是一个群体。在刚才的论述中讲到毛泽东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目的在于让知识青年接受农村的教育、接受困难的磨练，并没有将其作用提升到带领农民开疏思想、刷新理念的高度，现在则不然，经过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大量的知识分子具有全新的思想理念，如民主思想、创业精神、市场意识、管理能力、团队精神等等，这些新的思想在大城市早已不足为奇，可是在农村却弥足珍贵，而由于缺乏引导和激励、渠道和保障等宏观政策的支撑导致大量的知识分子盲目涌向城市，当前大学生城市就业面临的困境就是真实的写照。在城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做着与其学历不符的工作，或者学非所用，或者职能不一，一方面是城市里人才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却是广大农村一片凋敝、田园荒芜、人才缺乏。如果国家制订方针大策引导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建设农村，并制订有效的激励措施和灵活的保障制度，选贤任能，使他们走上县、镇、乡、村等各级领导岗位，进可为他们提供仕途上升的较大空间，退也可为他们回到城市提供路径，从而为农村基层、包括县乡镇政府输送大量新鲜血液作为建设之栋梁。有此新鲜血液之涤荡，并佐以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则必然思想顿开、风气顿开，使中央政令畅通、一切枝节问题尽除。这样，城市就业压力得到释放，更多知识分子人尽其才，进而发展基层民主，再利用农村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发展优势产业、吸引部分农村青壮年回归，利用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和硬件建设，使各方面分散的、潜在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与疏通，整个国家掀起建设农村的高潮，“三农”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而且，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基本的方针大策、一项工程来可持续的施行，现在并非没有基层政府在引进人才，但只是作为一点点缀，根本没有建立长期的制度，也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灵活的保障制度，作用无法凸显，相反、人才去了农村基层之后还很容易被同化。因此国家要持续的不遗余力的推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在这方面花钱比起单纯而笼统的“高薪养廉”那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强过百倍！
西汉王充在《论衡》中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作为草野之人，虽不敢妄称“知政失”，然而同样空怀忧天下之心，文短意赅，很多部分尚有极大的扩展空间，且为一家之辞，然而，只是希望能够引起当政者的关注，以资考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