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交换理论》第一章： 经济学的政治性 经济学的政治性问题一直具有在两个极端上被误解的可能。 其一，不承认研究内容或对象的政治本质，把研究结果作为无政治前提的普遍结论来运用，甚至有人声称经济学无阶级性、是造福人类的一门科学技术，反对将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 其二，上述的反面，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政治性，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扩展到研究目的的政治性，认为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是分为不同阶级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因而也是为不同阶级服务的。 其实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就是政治。所谓的政治性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指它研究的对象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因为研究对象是政治性的，所以说经济学是政治性的。 在微观层面上，交换的私有制前提决定了以交换为中心问题的经济学的政治依附性，任何关于商品的经济学都是在对私有制度的确认之上展开的。经济学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到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不像自然科学具有无政治特性的研究对象那样，不存在不涉及所有制问题的微观经济现象。所以，没有无政治性的中立对象可供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对象的政治性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事实，《交换理论》将所有制问题归属于政治问题。经济学应该表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政治特征，即对象的所有制形态。许多经济学者为了表明自己的个人政治中立性而闭口不谈研究对象的政治本质，这是不对的、是学术投机。 指出所研究经济现象的所有制前提，不等于其结果是为这种所有制服务的，反之，不要为了给某种所有制提供理论服务而展开研究。我们不能说研究古代历史和奴隶制经济的人就是反现代和赞同奴隶制的、研究动物就是为动物服务而反人类的。经济学的中立性表现在它揭示了在某种政治条件下展开的经济现象的规律。 经济学家也不可以将个人的政治观点立场带入到研究中来，经济学不应该是交换的任何一方的代言人，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应用了经济学或商业术语的政治学说。如果觉得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这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我们完全可以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用政治的观点来反对它无须借助于经济学。 真正的经济学不可能是被用来反对哪一个阶级的工具。 研究本身应该是政治中立的。举例说明：股市和汇市的分析员或评论员一般是被政府限制参与炒股和炒汇的，绝大部分也主动放弃市场参与。这种做法就是为了保证其研究的中立性，取得股民的信任。如果股民知道评论员本身持有股票，对其评论的客观公正性就会大加怀疑。同样，经济学家只能是经济观察员和评论员而不能带有政治目的。 如果政治家愿意或有兴趣来研究经济问题，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样的人不应该被承认为是经济学家。现在许多经济学评论将某某经济学家评判为“社会主义者”，或“反社会主义”，果确实如此，这类热衷于制度批判和建立的学者就不应该被认同为经济学家。 研究自然规律的人是科学家，试图改变自然规律的人是上帝；研究经济规律的人是经济学家，而试图改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规律的人只能算是政治家。能够被改变的只能是制度而非规律，能被改变的“规律”就不是规律了。 而管理学家是明摆着为企业主服务的。《交换理论》不大愿意承认管理学家是经济学家，不论他们的经济学知识如何丰富。如果管理学家可以被称为经济学家，那么消费者权益人士也可以对等地被称为经济学家了。但值得褒奖的是，管理学家并没有隐瞒自己为交换中的单方面服务的目的。 近期国内关于经济学家在大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兼职是否应该的争论颇为激烈。这些被注目的人士其实多是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而不是基础经济学理论家，让我们吃惊的是，竟然有人大言不惭地声言：即使被什么人养着又怎么样？！这种胆识大大超过了股市汇市评论员们的胆量，有哪个股市或汇市评论员敢声称自己是被那家大企业养着的？甚至企业本身也不愿透露自己资助了某某评论员或记者，经济学家何以大胆到如此地步？以《交换理论》的看法，有胆量讲这句话，去做管理专家就可以了，不必要再打着经济学家的旗号。这种人的经济政策建议不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才怪呢。 《交换理论》反对经济学家隐藏自己研究对象的政治特征的做法，同样不赞成经济学家“政治家化”。中国的经济学在给“经济”下定义时念念不忘“经世济民”这个成语，经济学家一直被世人赋予“经国济民”的重任，希望他们提出一条财富分配的法则来，许多经济学家也自我膨胀得当仁不让。 Werner Sombart（1863~1941）最准确地界定了经济学的领地：“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救世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学说；是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经济学家不应该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指手画脚，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是政治家们的事情。经济学家必须主动地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裁判员位置上退下来就像股市评论员应该退出股市一样。经济学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的研究结论应该是“在某种所有制体制下的财富分配的规律是如何”，而不是“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一旦经济学家声称财富应该如何分配，其观点就会难保公正。 财富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科学的保障，只要社会政治制度就足矣。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有既得利益阶层存在，“穷则思变”（《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年》），“未曾阔气的要革命，已经阔气的要稳定”（鲁迅语），任何关于财富分配规则的变动，都会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激烈反对，引发阶级矛盾激化。 由于经济学必须在一定的所有制即政治制度下才能够展开，所以，经济学家要保持学术中立所要具有的素养和其它自然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并不是能够轻易地独善其身的。利益集团对经济学的需要，不在于它是否科学和正确，而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也就是说，利益集团需要的仅仅是一种舆论而不是科学，如果有人能够以经济学的名义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他的学说的正确与否就无关紧要了，必然会受到这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庇护，此时“经济学”的头衔就是一个道具而已。 P• A•Samuelson似乎在政治上保持一种淡远的立场。在谈到他的旷世名著《经济学——入门分析》时他说到：“对我来说，国家的法律或进步条约由谁起草都无所谓，只要我能够写这本经济学的教科书”。然而，其前提是这是一个私有制成熟的国家，这些法律和条约是用来维护这种既成的、他本人从中得益的私有制度的，如果政府起草的是苏维埃式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法律，大概SAMUELSON就不会如此说了。后来的事实是Samuelson不仅因为“这个国家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他们来管理”而帮助肯尼迪，还鼓励自己的年轻同事也出任总统的经济顾问，对政治不可克制的热衷表明了他上述言论的虚伪。 总而言之，经济学家的政治中立应概括为两点：一是不隐瞒研究对象存在的政治前提，二是保证研究的结果对交换双方具有对等的意义。 在政治倾向性上，《交换理论》认为，经济学家至少要有个原则，即既不回避经济现象的政治特性也不为政治而献媚。第一，经济学家必须站在中立的观察员的地位上思考问题，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来考虑问题。第二，经济学家应该从基本概念做起，而不是以未加界定的商业术语为基本概念。第三，经济学家应该思考自己研究所展开的条件和基础，明确、公开的承认这个条件和基础，不要把在特定前提下，尤其是在无聊假设下得到的结论盲目或有意识地扩大其应用范围。经济学应该像公正的法律一样：要弄清的是事实，而不是开脱罪责或强加罪名。 传统经济学对经济学现实的研究大多是在进行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证: 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都是先假定对象是合理或不合理，然后极力找出符合答案的证据来。这事实上已经是在描述哲学的“价值世界”，而不是在描述“事实世界”了。 经济学家如果政治中立，他就应该承认自己是在研究某种政治体制下的特定经济模式的运行规律。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够站在经济观察员的地位上，其观点充其量是商业附庸乃至于政治附庸。 其实，经济一直在“两只手”的摆弄下运行着。一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另一只则是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 政府该不该干预经济，看得见的手该不该出，在什么领域干预？何时干预？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干预？这是纯粹的政治问题，轮不到经济学家指手画脚，经济学家只要指出什么样的干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行了，要不要这个结果是民众的事。只要政府认可私有制的存在，看不见的手就会起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如果该有，它该在何时出手？ 电视剧《水浒传》的插曲中有这么一句词：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不该干预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也就是说，政府的手有没有权力摆弄它所要摆弄的东西。如果政府是民主产生的，并在民主机制下运作。那么，政府的摆弄就是民众的摆弄，随它怎么摆弄都是正确的。反之，无论它怎么摆弄都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民本政治的要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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