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分工已从过去的产业之间的分工，演变为在产品生产制造链条的某一个生产过程之间的分工。波音747飞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来自10个国家的1000多家大企业，1.5万家小企业。不仅如此，这种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已经从制造业延伸到服务业。制造企业可能只掌握一两个核心技术、只拥有品牌，不再拥有无论是本土的或海外的制造工厂。

美国耐克公司的耐克牌运动鞋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在自己不拥有任何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制造出最终产品，并进行全球销售。耐克牌运动鞋的国际分工就是，美国人负责围绕耐克牌运动鞋的属于服务业范畴的业务，当然，其中如广告等可能外包给专业的广告公司，中国负责耐克鞋的属于工业范畴的生产制造。这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给中国的定位，是中国最能发挥劳动力便宜比较优势的定位。这种分工没有给中国以服务业的地位。

二、增长模式──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宏观背景

中国经济是两个循环带动。一是投资循环。即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品增产—投资品投资—投资品增产。效果是：要发行国债，又要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率，必然压缩财政支出。市县的义务教育、失业补助、公共卫生、公务员工资等许多公共服务支出有较大缺口，基本上要靠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填补。若财政转移支付较充裕，其中许多支出可以转化为最终消费。在这种模式下，服务业中的公共服务没有位置。

二是国际循环。我国对外贸易相当于GDP的70%。即招商引资—制造业—制成品增长—出口。绝大多数外商投资只是把制造环节移到中国。产品策划和设计、融资、信息服务在国外。我国只赚加工费。加之服务业开放晚，限制多，近年有一些研发、采购、金融服务进入。美国商场一个玩具地球仪的零售价是88美元，产品设计商和经销商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公司。地球仪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公司，每件价格是40美元，香港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一家中国外贸公司，每件定价20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地球仪后，以每件72美元价格卖给商场。这样，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是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是5美元，香港公司是20美元,美国经销商是32美元,美国商场是16美元。中国的生产和外贸企业只拿到8美元，不到零售价的10%，其余90%被海外企业拿走了。原因在于经销商、服务网、品牌、广告、会展等服务业落后。美国有专门的品牌公司，公关公司，帮助企业进行品牌战略规划和产品销售。创立一个国际名牌需2亿美元广告推介费。

三、政府职能──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背景

十六大提出，政府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以发展为主题等，片面理解。在各级政府之间没有细分和落实。是谁、是哪一级政府要这样做。基层的市县、乡镇政府是不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是充当经济增长的主角，还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

此外，层层分解、级级加码的政绩考核、干部制度等无形压力和财政收入的有形压力，使之产生认为对经济建设的投入有回报，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只增加支出，在财政性资金的使用上，往往向经济建设倾斜。许多地方政府难以在思想上和财力上认真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把经济增长、工业、财政收入当作“硬任务”，工业有税收，服务业税收小，把公共服务当作“软指标”。社会发展滞后就是服务业滞后。服务业有不以营利为目的公共服务（公共事业），有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化、产业化的服务。

四、管理模式──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体制背景

国家高度垄断、政府严格管制的体制，部门垄断、管制过多，适宜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领域，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参与竞争的机制。一直划分经济领域和社会事业，把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科技、媒体等排斥在经济之外，似乎不属于经济。认为这些是以提供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事业。改革一直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多种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参与和竞争的市场机制没有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比重高的行业主要是图书报刊零售、商业银行、出版、食品饮料批发、特殊教育、电影、医院、疗养院、工程设计、旅游、群众文化等服务行业。

问题在于，对服务业，政府无力全部包办，财力有多大，就提供多大规模的服务。政府既无力办，又不允许其他市场主体办，带来服务业供给不足，典型的是教育。全球传媒行业每年创造的GDP超过1万亿美元，仍以7%的速度递增。美国的传媒行业每年创造5350亿美元的GDP，相当于我国GDP的三分之一。我国目前正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成功后，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大产业。

五、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需求背景

一是城镇化滞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和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人口不增加，服务消费需求没有新消费群体。

二是把小城镇作为发展重点，不顾本地实际盲目推进。小城镇发展服务业的能力极为有限，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六、经济政策──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机制背景

一是总体上是歧视的政策，价格、用电用水用地。二是有主管农业、工业的领导，没有主管服务业的领导，有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有建设工业大省和强省、农业大省和强省的口号，没有建设服务大省的口号等。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工业有固定的资金渠道和支持措施，国债技改贴息给工业，用在服务业几乎没有。

没有政策是因为各级政府没有下工夫研究服务业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没有找出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和问题。没有人从事此工作，缺乏对服务业的研究和积累；统计局有各类机构，没有专门的服务业统计机构，所以统计很不健全；各部门都有一些服务业的职能，但缺乏统筹协调，政策被分化、弱化、相互抵消，部门成为垄断的维护者。

七、思想认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思想基础

“一个理论基础、三个过于看重和一个发展观偏差”。

“一个理论基础”。服务产品的无形性。按马克思的产品两重性和劳动价值论，只有能物化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物化”在具体的、有形的产品中的才是生产。坚持劳动价值论难以解释服务的生产性的。所以，长期以来，认为服务活动是非生产的，是靠国民收入再分配过日子的、吃农民、工人饭的行业。“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服务产品时间和空间合一，生产流通消费三者合一，没有“惊险的一跳”，或者是服务前先进行了“惊险的一跳”，之后生产与消费同一。导致人们认为服务活动只是消费活动，不是生产活动。而且是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寄生的，或者是高消费的。

“三个过于看重” 一是对某些领域过于看重其兼有的作为调节经济活动手段的属性。银行、外贸。二是对某些领域过于看重其兼有的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科教、卫体、水利、水电气、公交及其他城市服务，视为公益性、福利性的事业，主要功能是提供社会效益。这些行业有公共服务的功能，但若过于强调这种功能，或不对其功能进行细分，必然设计出由政府包办，由财政养活，用办社会事业的方式提供服务的体制。三是对某些产业过于看重其兼有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业等属于意识形态，但也有产业属性。只注意了其意识形态特性，忽视产业属性，结果必然实行国家高度垄断、政府严格管制的体制。电视业的情况，市场与政府兼得。

“一个发展观偏差”。以物为本，把结构调整片面化，单纯地当作产值比重的调整，对就业结构的调整没有放到议程上来。这与把发展看作就是增加GDP、没有把就业放进发展的内涵有关。在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上，通过增长促进就业的观念根深蒂固。实际上，扩大了就业就是促进了增长。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同，有不同的效果。为增长而增长，许多项目建成就是闲置，没有就业。

还表现在把工业化绝对化。服务业要以工农业为基础，但并不是每个地区、每级行政区、每个城市都要以工业为主，都要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过去要求每个地区粮食要过关，是违反规律；现在都搞工业，也是违反规律的。近年来，绝大多数地方纷纷重举工业化旗帜，本应以服务业为主的特大城市也重提工业化口号，错误理解实现工业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