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来做一个发言，我感谢主办方和城市学院对我的信任，因为作为个人来讲，我在在座的所有人中，是教育方面的一个门外汉，而不是专家。在座的都是独立学院的领导，专家，教育学界的权威。我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经济的，我和教育打交道，当然是我读了书，上了大学，上了研究生。近几年，我对教育也有些思考。我在想，主办方邀请我的用意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都是圈内人，圈内人有圈内人的优势，但是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视角和我不一样。我是个圈外人，我肯定对圈内的很多情况不太了解。说句实话，独立学院这样一个名称，这样一个现象，我是在收到会议邀请以后才知道的，我对独立学院的了解就非常少。但是我确实有另外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我将尽力把它贡献出来，不辜负会议主办方对我的期待。可能我有很多地方会不太专业，不了解情况，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的题目是《关于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思考》，我大致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对我国的教育领域尤其高等教育的大致想法。应该说，和大家相比，和教育界专家相比，（这些想法）是比较粗浅的。第一点，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挑战，有几个方面，胡教授刚才讲过很多了，我是一个基本的、在表面上的一些看法。一、我们面临挑战是我们在国际教育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从国际排名来讲，中国的大学排在非常后面。而且应该说，这些年我们高等教育取得很多成绩，确定培养出了许多新的大学生，但是我们在最高端上确实缺乏竞争力，包括我们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家，我们也没有出现过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一点上，我们比不上印度。我们知道，印度应该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经济学家森。第二点，我想讲，和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相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造就了我国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使我国迅速地，从一个人均收入相当低、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相当低这样一种境况，走向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大国的含义，就是使排在前面的国家，像美国、日本，对我们感到忧虑，感到我们有威胁，都要求我们改变各种条件，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总体而言，应该讲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非常成功。在这样一种成功的对照下，我们看到的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滞后反过来讲，其实是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低端产品上。我们的生产、我们的产品，主要以模仿为主，缺乏创新。我们还缺乏自主的知识产权，这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只能当世界工厂，不能当世界的设计所。第三点，我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对形成新的中华文化的需要，这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从现在的角度看，是“礼崩乐坏”。实际上中华文化现在没有形成新的主流文化。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在知识结构上，还比较陈旧；知识贫乏，还道德低下。我想要非常强调这点。我所接触的我们所谓第一流的名校，它的学生很普遍地有撒慌的习惯。我们天则所聘过一些名校的学生，这些人撒慌是家常便饭。和你承诺得很好，转眼就要变。这种情况非常多。我自己的母校，我听人讲过，刚才这个学校我不点名，我自己的学校是人大，最近听我在那儿任教的同学说，作弊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地步，没有办法，为了防止作弊，学校采取一种制度，本班班主任不得不监考本班，结果学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着班去替考。这种情况，我在学校的时候，虽然我不认为当时我们是很自律的，但对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我觉得这是非常成问题的。而社会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型，尤其像中国这个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它必须形成适应于这个新的转型的社会形态的新的文化、新的主流文化，这在中国的历史中来说，有过先例。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形成的先秦儒家文化、唐宋以后社会变动导致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在欧洲也是这个情况，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也形成了新的欧洲文化。实际上一个社会呼唤着新的文化的出现，它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教育机构。第四点，我们目前经历的时代是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发展得非常迅速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新的知识结构、新型人才有着非常快速的变化和需求。从经济上来讲，这样的需求对高等教育也是一种挑战，尤其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的人才，包括政府人才、企业人才，都要有重大的知识结构上的变化，包括现在出现的非常快速的经营创新和法律秩序变革，都需要对知识结构有新的调整。


    第二，我想讲讲我理解的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因为我是搞经济学研究的，我就拿经济改革作比拟，这可能会相对好点，对我来讲，我更容易理解这件事情。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大概就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跟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问题应该说基本是类似的。第一个问题叫做计划经济；第二个问题叫做国有企业。我觉得这是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它的含义是，在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其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直接干预还是非常强的，其中包括像院系设置、专业设置、教材、招生人数、办学资格、考试标准、教师资格等，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和干预的，很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委、主管部门对企业各个方面直接的控制和干预。包括对企业的产业方向、产品的设计、企业的产量、对产业的准入、企业的质量标准等，这种体制下，结论其实很简单，我想这个比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它有可比之处；另外一点，这种比拟更加强了这种计划经济的弊端。因为高等教育的产品就是学生，而学生是一个国家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却在我们生产产品的机制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中。这样一种状况，使得计划经济的弊端加得更多。关于它的弊端，简单地讲：它的资源配置是扭曲的，因为是由政府来全面控制它，不能响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第二，就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是由政府来调整高等教育的教学结构、院系配置和专业配置，困难程度是非常高的，很类似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中央政府去调整产品价格和产品结构，难度非常大，因为每次调整都牵扯到前后左右的关系。举个极端的例子，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央政治局曾经为火柴的价格开过会，最后的结论是不能定下来要不要去调整火柴的价格。很显然，是因为调整成本太高。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弊端，就是普遍的寻租现象。政府管制越多，其实政府设租越多，其中的某些官员，包括和我们入学、毕业、就业等等有关的人员，利用这样的体制寻租，出现大量的假文凭现象、考试作弊现象，出现了教育腐败。这些问题是更为严重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现在的经济改革中，民营企业在逐渐壮大，国有企业逐渐在退出，它的道理何在？就是国有企业的这种产权制度本身就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它不能有效激励管理者，也不能激励教职员工。还有一点重要的弊端在我国的高校中非常明显，叫做耗竭品牌资产，牟取私利。这很类似于当初在国有企业中搞的一些承包，国有企业有它的声誉，产品有它的品牌，很多搞承包的人可以牺牲国企的品牌，国企的声誉，来为个人牟取私利。现在在公立高校中有一些这样的现象，打着公立高校的品牌，办各种各样低质量的班，为了个人创收，在耗竭公立学校的品牌。很多学校的牌子已经被砸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讲讲我所理解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我觉得大致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民间化，是指从以公立学校为主走向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并行的方向上去。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公立学校，也需要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包括从公立到民办之间的状态，包括独立学院这样的状态。原因在于，一是国家办教育和民间办教育是各有优、劣势的。我们必须明确地看到，国家办教育，能够集中资源，能够有大的投入，能够提供基础性的教育，也能做一些集大成的文化事业，比如像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但另外一方面，国家办教育也有它的弊端??缺乏创新活力。这是难免的，因为官方有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妨碍思想从各个方面去发展，妨碍创新。从历史上看，别看民间的教育机构比较小，对一个民族最有影响的文化创新都是在民间发生的。刚刚我提到两次，一个是春秋时期孔孟儒学的形成，它不是在政府的官学里形成的，而是在孔子的私学里形成的。宋代，儒学革命不是在官方的书院里诞生的，而是在民间的书院里诞生的。当时的民间书院虽然很小，但是出了宋代儒学的大家，像朱熹、张载、苏轼等等。这些人都出自民间的书院，出自民间的教育机构。再有欧洲的大学也是如此，主要是以民间大学为主。欧洲大学，成就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些都是要强调的，民间办大学和国家办大学各有优、劣势，所以公立和民办要并行。我觉得还有一点，办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仅靠公立大学自身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动力。我们在经济领域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仅仅推动国有企业去改革，一般来讲缺少动力，但是如果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它反过来会对国企形成竞争压力，为国企的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我们强调民间化的方向，本身包括了对公立大学改革的推动。“工夫在诗外”。


    第二个方向是竞争化，不叫市场化。刚才胡教授讲得让我热血沸腾，他讲了一条非常可行的、为独立学院甚至民办大学融资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胡教授讲得非常好，但不够全面。我觉得教育领域确实是一个独特的领域，现在有很多争论，包括潘教授讲的它有公益性，有产业性。按经济学的含义讲，它有某种私人物品的性质，所谓私人物品，就是私人可以排他的去占有和消费这种性质，比如个人去上学，他对自己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完全是自己享受了，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由企业来办，办成盈利性的大学。但是同时，大学又兼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个人不可排他的去占有和消费，包括一些尖端的学术和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不能直接卖钱的，像孔子的研究，爱因斯坦的研究，不能直接卖钱的。但这些研究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这时就不能简单地由企业来投资的。当然还有人去继续去分：在大学里哪些部分可以作为产业，哪些部分可以作为公益性质的事业，这种划分也有意义，比如大学的校园，大学的校舍、设备，可以作为产业，可以出租给进行教学的大学。大学教育本身，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状态，或者说介于公益性和产业性之间的状态，它不完全是产业化的领域。不能简单地说成市场化，我就认为是竞争化，那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即使有公益性，也不见得要由政府来垄断，也不见得不能竞争。最基本的一个模式，和刚才胡教授讲得不太一样的，是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竞争，这个概念可能在中国可以还比较少，其实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叫做非营利的组织，而非营利组织并不是没有盈余，而是没有分红。它们靠各种社会捐献，民间基金会的支持，主要的竞争手段就是将学校办好，办出名，然后能够赢得更多的社会捐款和基金会支持。这就对它们内部的教学质量和效率提高产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又会对公用性知识的研究有较多投入。


    所以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两个方向，一个就叫民间化，一个叫市场化。民间化、市场化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民企的大量进入，迅速成长，反过来构成对我们国有企业的一种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也要进行改革，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呢？这样一种模式好像行不通。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领域中的特别的地方。当然我在这方面不是有特别多的研究，但我可以引证两个人的观点。一个就是张维迎的，张维迎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北大的校长助理，大家也知道，他这两年在推进北大的教育改革。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其实北大有这样一个牌子，假如我们北大所有的员工都不努力，那么我们北大要垮下来也是不容易的，一时半会儿也垮不下来，垮下来大概要也是需要二、三十年。什么意思呢？他说学校这样一种特殊领域，高等教育这样一种特殊领域，它的声誉要取决于它的产品的声誉，它的产品的声誉是它毕业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的表现。而它现在的声誉是它以前的毕业生在工作中的表现。那么现在的声誉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很长时间积累下来的。而要想败坏它的话，其实要靠：首先是由于全体教职员工不努力，使得我们教学质量下降，最后导致北大的牌子倒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十分漫长，是因为在现在，大家知道，所有的高考志愿的最高理想就是北大、清华。这是一时半会儿不会变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高等教育的特殊领域中，一会半会儿是砸不了他的牌子的。所以大家是可以不努力的，反过来说，大家没有改革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因素，我的一个朋友叫华生，他是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他也提出了一个教育领域改革和经济领域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一样的一种看法：在经济的领域中，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独立法人，而且政府给它断了奶。即政府不再对企业的亏损进行支持。但是对于公立高校而言，政府的财政拨款一直都没有停，虽然比例可能会减少。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民办的高校就很难与我们的公立高校进行竞争了。因为它没有不断的财政支持，至少在教育市场，如果一个公立高校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的话，至少政府的拨款应该说是能够让它度过难关的，而民办的高校完全要靠自己去挣，自己去挣就很难与有政府财政拨款的公立高校进行竞争。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现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些年一直推进民办高校的发展，但是民办高校基本上来讲，是没有形成气候的，没有形成对公立高校的竞争的态势，这是一个事实。据有些人讲，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基本上第一呢，民办高校要在财务上打平就要靠学生数量，就是要靠规模经济性，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规模经济性，我得靠学生数量，大约得上一万，民办高校的财务才能打平，但是这个时候又很难保证生源的质量。我觉得这就是它的数量，它的质量和它的声誉之间形成了矛盾。第二就是大量地去使用公立学校的兼职教师，才能降低它的成本，它是养不起自己的专职教师的，至少养不起很多的自己的专职教师的。所以说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的一条路，它和经济的领域的民营企业的崛起是很不相同的。


    第五点，我就讲一讲我关于独立学院的大致的想法。在这种背景下，杀出了一个独立学校。我觉得这种独立学院恰恰是民办高校崛起和公立高校改革之间的第三条路。那么第三条路有它的很多好处，它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有了一条可行的改革道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它借用现有公立大学的品牌，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刚才讲的张维迎的观点，就是说，一个新办的大学很难和现在的大学进行竞争，她没有非常高的投资，没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竞争的，因为你没有形成品牌，你形成品牌还要相当长的时间，它跟企业的崛起不一样，一个企业的崛起只要有一个好产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一下子就能名满天下。立刻就可以崛起，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企业。但是大学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走独立学院的道路，在这个时候，我们借用已经成熟了的大学的品牌，就可以跨越形成品牌的艰难时期，有利于独立学院在初创时期立住脚跟。第二点呢，当然是利用公立大学已有的教学资源，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吸收民间的资金，同时又有竞争压力。这是和现有的框架还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公立大学的竞争压力是不足的，改革动力是不足的。但是作为独立学院，又和现在的公立大学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样它反而有更多竞争压力。在这个时候，它又形成了独立的法人机构，就能为探索新的教学机制奠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能吸收公立大学的一些好的资源，同时又能避免公立大学的一些缺陷。第四点，其实这样一种模式本身，刚才胡教授也讲了，在很多国家应该说它不是一种过渡性的一种形态，而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形态，比如像印度，刚才胡教授也讲了，它本身也已经成功地形成了一种官民合作的体制，就是公立和民办的合作的好处，前面潘教授、胡教授已经讲了，刚才我也已经讲了，它是有优势可以互补的，这样呢可能它本身能成功。第五，如果独立学院不断发展，迅速崛起，反过来会对现有的公立大学形成竞争，也会推动我们公立大学的改革。


    第六点呢，我再讲一讲我们独立学院前景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当然这也是很不成熟，时间也比较短，我就大致地把握一下吧。第一呢，实际上独立学院一方面，刚刚潘教授和胡教授也已经讲了，我们教育部是鼓励我们要在几个方面独立，独立校园啊，独立文凭啊，刚才胡教授还提到的独立财产，财产要清楚，我觉得这几方面都很重要。我觉得还有一点，它还要有它的文化含义。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文化含义，就是在文化上，更加放宽，文化上更加宽容，让民间来办这个大学，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种文化兼容的含义。那么这种含义其实和大学精神应该说是完全吻合全的。这个大学精神大家都说了我就不说了，什么兼容并包等等。而这种精神本身其实是一个大学、一个学院发展要学术、发展理论，要进行学术文化创新所必必需的。正因为，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学术发展是要向各个方向去探索，而哪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其实事先是不知道的，政府也是不知道的。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只规定朝一个方向走，它就可能会错过创新的机会，因为创新的方向，创新的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我们在一种文化宽容的背景下，我们朝各个方向去发展，朝各个方向去探索，而且没有禁区，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大师。如果一个人，他只能吸收某些人规定的某些文化养份，而不能吸收另一些的话，那么，他不可能是一个大师，大师一定是对各种文化养份各种文化基因全都学习和吸收的人。所以我们说大师第一不是计划出来的，第二不是钱堆出来的，他是一种大学的氛围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点想法。


    那么第二点想法就是说我觉得独立学院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怎么能够进一步走向成功的，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我觉得独立学院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刚刚讲了很多独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声誉独立，其他独立肯定都是它的经济和法律关系，当然作为大学，最重要的是它的品牌，它的声誉，他的声誉独立。那么这是什么含义，这个含义就是说其实在我过去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弊端的，这个弊端就是说其实大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大学的招生的指标啊，学位的指标啊，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我们的教材的安排啊，甚至我们教授资格认定，不是大学本身来认定的，它是由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来认定的，这个认定包含的含义就是实际上由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去担保大学的声誉。在这种背景下，其实大学没有动力关心这个声誉。所以才出现了我刚才说了有些大学就是在损害大学声誉的情况下，去谋取大学一部分人甚至更多一部分人的利益，刚才讲的，办各种各样的不负责任的，质量很低的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等等。招生也很可能是为了钱，甚至可以给一些不够格的人毕业证等等。那么这些都是这样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不对自己的声誉独立负责。所以要对独立的含义进一步挖掘，最重要的是声誉上的独立。也就说，将来我们评……比如说像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这个名字时，我就能对它有一个判断，我只要看到它的毕业证书，我就能产生一种信任感，那么这个东西要靠大学本身对自己的声誉的责任来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学院再往前走，要在竞争中获胜，就是要靠它的品牌战略，说白了，这个品牌可能就不只是包含了，刚才胡教授讲的知识大众化教育。我们也有可能是精英教育，可能培养出尖子来。我们的定位不能太低。而且我刚才讲过，更有可能涌现出大师的，不是政府的公立大学，而是民间大学，而且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独立学院还要走向创品牌，走向研究型的这样一个道路。我们不仅局限于，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要不仅局限一般本科生的教育，也要包括研究生的教育，我们还要去聘请那些名教授，形成我们的品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独立学院的机制下，我们就应该更注重去探讨各种各样有关教育和学术的激励机制，刚才我其实已经讲过有关要包容，要公平的学术批评制度，要公平的理论间的竞争，要有竞争性的资金捐献制度，要有竞争性的基金会制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恰当的知识产权和知识公用的制度，这些都是要继续探讨的，我们在制度上要继续探索，怎么来创立我们的名牌。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独立学院的发展可能要对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我们的有关政策的走向提出一些要求。我觉得第一点是，独立学院应该名副其实，应该更多独立，独立的含义就是独立于过多的政府管制。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实验，减少过多的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控制，包括招生名额啊，学位授予啊等等，专业设置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独立学院是否应该更为独立，让它名副其实；第二点我觉得是要鼓励企业捐赠制度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捐赠制度是和相关的税制有关，就是说我们企业想捐赠教育的这些款项，应该是免税的。这些东西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来保证。同时要鼓励发展民间的教育基金会。我讲的是侧重，刚才胡教授讲的上市公司，当然我想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家一生积累自己的财富，转化为对教育的一种贡献。我一个朋友说：我是养鸡的，他提供超市里的鸡蛋，但是我总不能给我的后代留下一个鸡场吧，我还是愿意留下一个学校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简单是以营利为目的，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在商言商，他们的企业肯定是要营利的，企业的性质必须要是营利，但是作为企业家个人来讲，他们本身也具有公益心，这一点要注意看到，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企业家逐渐成长为一代企业家，企业家也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当然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他们的遗产税应该说是比较重的，很重的遗产税使他们不愿意把积累的财产交给第二代，他们宁愿把财产捐出来，那么所以当然了，很多美国的基金会的目标就是富翁的遗孀，他们去进攻她们，然后来获取富翁的遗孀给基金会的赞助。而我觉得在中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们没有对捐赠制度有关的税制方面的优惠安排，第二，我们不鼓励这样一种基金会发展。但是，我觉得，为了推进民办教育发展，为了使民办教育，独立学院，为了使我们民间的资金更多地涌入教育领域，我们不要仅仅考虑上市公司的模式，不仅要考虑对企业做出某些利益上的安排，我们同时还要考虑成立和推进我们民间的教育基金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个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宽的资金渠道。最后一点呢？我想强调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要改变自己，我们要从直接介入教育转变为教育管理机构。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应该说，我国的各个领域，都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尤其是这些年我国的垄断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都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包括我们的电信，我们的电力，铁路，现在的城市公用事业都在经历这样的转变，教育也是同样，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也是要经历这样的转变，从过去直接去管教材、直接去管招生数量，直接去管考试，转变为去管高校之间的竞争规则，去管怎么去帮助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去管怎样保证所有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少年要有一个平等的教育起点，要保证我们的有些公共性的知识能够得到传播。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如果发生了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对我国的独立学院，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做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这样一个独立学院的发展，它的崛起，它的探索反过来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确实起到了一个促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